新世纪的诗歌精神是什么?


            新世纪的诗歌精神是超越

                             ■ 洪烛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由于市场经济的挤压等诸多原因,中国诗歌的“敦刻尔克大撤退”开始了,诗人们纷纷弃笔或改行,要么下海或忙于谋生,要么则转写散文、小说、电视剧、畅销书乃至广告词,诗歌日渐萧条,日渐边缘化,成为一块几近于沦陷的大陆。但历史将证明这是一次“胜利大逃亡”:诗人们通过对理想的暂时放弃或悬置,而磨练出严酷环境下的生存能力,大批的有生力量在其他领域里得到保存。只要人在,即使阵地不在了,可火种还在。

   终于熬到新世纪,中国诗歌的诺曼底登陆开始了,象征着理想主义对物质主义的战略反攻。那些“诗歌史上的失踪人员”陆续归队,呼应着互联网吹响的集结号,形成蔚为大观的归来者诗潮。诗坛又变得热闹起来,留守者与归来者再相聚,新朋旧友大团圆,不仅收复了失地,还共同开辟了网络新战场。中国诗歌一度收缩的疆域,在反弹之后,得到大规模拓展。这和栖居于各行业的“诗歌归来者”不无关系。他们不仅回到诗歌现场,还打通了诗歌与别的行业的隔阂,使诗歌跟诸多文艺形式、社会活动加强了合作,不再仅限于出版业,还介入演艺圈、旅游开发热、大众文化传播乃至地域经济项目。官方或民间的朗诵会、研讨会、采风、评奖,诗歌节风起云涌。既有诗人“归来”的功劳,又体现了诗歌主动“跨界”的结果。

   由于多了网络论坛、博客的激发,如虎添翼的中国诗歌,在人气上不仅不逊色于上世纪八十年代,还大有赶超之势。传播方式的革新与多样化,促成了诗歌风格的多元化。不管是外在的版图,还是内在的气质,都达到前所未有的丰满。

   新世纪十年,在我眼中和上世纪八十年代一样,是中国诗歌的又一个黄金时代,用四世同堂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不要以为四世同堂只是在赞美诗歌家族人丁兴旺、辈份有序:60前(包括50后、50前),60后,70后,80后(包括90后),四代诗人同台演出,都保持着最佳创作状态。四世同堂还隐喻了几种美学原则的多元并存、共荣互补: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这似乎本不属于同一时代的审美倾向,却在同一个年代获得了平衡,而不是此消彼涨。它们和不同流派的诗人一样,不约而同地进入了成熟期,或收获的季节。都把最美的样子给表现出来了!

   以前,越是在高呼百花齐放的年代,越是只有一花独放。现在,没人喊这样的口号,反而打破了一花独尊的垄断局面,迎来百花竞赛的热闹场景。更难得的是,原本泾渭分明的几大艺术风格还在水乳交融,不断地衍生出更多的新品种。已不仅仅是四世同堂了,简直堪称中国诗歌的满汉全席。煎炒煮炸的一道道菜点,上得没了没完,让人目不暇接。你还没唱罢,又有人登台了。

每一种流派踊跃上场,不是为了刷新别人,而是为了刷新自己,令对方刮目相看。尤其是新浪漫主义对上世纪的浪漫主义的改良与超越,又拉回了大批流失的读者。

   在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时代,许多诗人觉得浪漫主义是落伍的。在追求先锋高于一切的时代,许多诗人觉得浪漫主义是平庸的。这是一个天大的误会。要么说明浪漫主义被庸俗化了,狭隘化了,要么说明你根本没弄懂什么是浪漫主义。不管走向现实主义,还是走向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皆不可能彻底背叛自己的初衷。浪漫主义是他的初恋,即使他在未来看破红尘或成为情场老手,也不敢嘲弄当初的激情与纯洁。相反,他的所有情感经历都是在梦想复制初恋,这种梦想的胜利或者失败,才是一位诗人成长的动力。

   诗人如果没有一点浪漫情怀,就不是诗人了,而是庸人。浪漫主义不仅不平庸,还是诗人避免平庸的法宝,尤其是在所谓先锋已成为世俗化头衔的时候。一个浪漫的诗人是有梦想的,一个有梦想的诗人是有激情的,一个有激情的诗人是不会老的。梦想不仅高于现实,而且能够超越现实,浪漫主义怎么可能落伍呢?与现实相比,与为现实所困的种种主义相比,它是大大超前了。

   如果非要说到先锋的话题,那么我认为:从不以先锋自居的浪漫主义,才是永远的先锋,因为它永不停步,永不过时。它可以被暂时遮蔽,但它终将超越企图遮蔽它的事物。它是属火的,所有的遮蔽都不过是妄想用纸包住火。你可以压抑它,但无法阻止它从内部把你照亮。如果你真的沉浸于一片黑暗,则证明你天生就缺乏一颗光明的心脏。

新世纪的诗歌精神不是上世纪常用的颠覆,而是超越。诗人们认识到,比颠覆更伟大、更值得一做的是超越。可以不推翻传统,为了传统为我所用,传统不是绊脚石,而是垫脚石,以传统为基座,树立起新的偶像,就像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你才能比巨人更高。把巨人打倒,取而代也,说不定你还不如他高呢,还不如他看得远呢,继承传统才有可能超越传统。站在巨人肩膀上才可能成为新的巨人,巨人中的巨人。可即使站在巨人肩膀上,你也要拼命抬起头,使劲踮起脚啊。因为超越不仅指高度,还代表一种姿态、一种气势。你不能躺在前辈的遗产上吃利息,而是企望使之无限地增高,无限地增值。

    诗歌史是诗求变的历史,创新的历史。诗歌史是诗的成长史,也是诗的变形记。不管暂时地变美、变丑还是变细腻、变粗糙,都出自于那种原动力:对变化的渴望。从诗经、楚辞、汉乐府、唐诗、宋词、元曲,直到新诗(包括现代诗),如同一个个王朝更替,城头变幻大王旗。可以说面目全非,也可以说焕然一新,惟一没变的就是骨子里的诗意。只要诗意还在,还在感动作者与读者,诗怎么变都还是诗。即所谓万变不离其宗。相反,如果诗意缺失,无论穿上哪个朝代的戏服,都是行尸走肉,撑不起台面。没有诗意的形象不能叫意象,没有诗意的境界不能叫意境,诗意才是诗的灵魂。诗歌史应该是诗意史,是诗的心灵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