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风云(一)

从北京到庐山

    王先金 编著

 

         第五章  全国轰轰烈烈的反右斗争（9）

 

              林希翎与葛佩琦被打成右派

 

人民大学的反右斗争进入高潮时，全校大约已有400人被打成了右派。

在反右高潮中斗得最激烈的是林希翎。她本名是程海果，因为在批判《红楼梦研究》中，她羡慕毛主席表扬的李希凡和兰翎两位青年，才改成了这个名字。

林希翎1935年出生于上海，1949年读高中时加入解放军，从事文书工作。1953年，作为排级干部被保送到人民大学法律系读书。

林希翎因研究《红楼梦》出了名，反右派恰好轮到了她头上。1957年5月23日林希翎首次在北大演讲，一出口即谈到“胡风不是反革命”的敏感话题，并涉及“统治阶级的民主都是有限的”、“反对个人崇拜”等话题，引起高层注意。

她不但会写文章，而且会说话，因此，开她的斗争会很不容易。校党委从全校找了一些能说会道的积极分子，事前作了很充分的准备，并经过“预演”之后才召开几千人参加的斗争会。但在斗争会上，积极分子的发言却不断被林希翎驳倒。主持斗争会的人无法，只得领着群众高呼口号，才将她压倒。据说当时北京大学斗争谭天荣的情况也是如此。因此，林希翎和谭天荣一时成了北京学生界的著名人物。

后来，林希翎在人大的辩论会上当众公开苏共二十大反对个人崇拜的秘密报告。在处理林希翎的报告上，毛泽东批道：“开除学籍，留校监督劳动，当反而教员。

林希翎在《文艺报》上发表长篇论文后，被人责怪为“灵魂长了脓疮“，她因此提起名誉权诉讼，被认为是建国后第一起名誉权诉讼。此事受到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的关注，并牵出林希翎与胡耀邦秘书曹治雄的恋情，曹成为胡耀邦与林希翎之间的固定联系人。林希翎由曹处得到了苏共二十大的秘密报告，在演说中广为引用，成为反右中其主要罪状之一。                  林希翎在法国控诉儿子为法轮功害死

反右运动中，林希翎的名头，不亚于章罗等四大右派，积极参与文艺理论大讨论，曾被胡耀邦认为是“最有勇气、有才华的女青年”，被郭沫若赞为“才女”。

1958年7月21日，林希翎被秘密逮捕，由“学生右派”迅速提升为“反革命分子”，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15年徒刑的判决。据说因受她的牵连被打成“右派”的，在北京就有170名，全国受牵连者不计其数。

她被打成右派后，当然是弄去劳动改造，甚至受到异常残酷的对待。其后在毛泽东过问下，林希翎被安置到金华武义县农机厂当工人，并在这里结婚生子。

1980年，中共中央批转《关于爱国人士中的右派复查问题的请示报告》，为“右派”大规模平反。其中，绝大多数右派得到平反。官方决定中，对“章伯钧、罗隆基、彭文应、储安平、陈仁炳”5人，“只摘帽子，维持右派原案，不予改正”，包括地方上认定的此类“右派”，接近百人，林希翎即是其中的一员，属于首都高校中唯一一个未获平反的“右派”。

另有一种说法是：人民大学党委把给林希翎平反的决定派人去送给她时，派去的人以为她会感激涕零，谁知她却不甚理睬，于是，这人便把平反决定带回来了。这样，林希翎便成了很少几个没有平反的右派之一。

此后，林希翎被安排到地方文联工作。1983年，林希翎赴香港探望多年未见的父亲，随后赴法国定居。

20世纪80年代，林希翎被允许出国后，台湾把她请了去，希望她能骂中共，给台湾说几句好话。但她并不骂中共，她也不给台湾说好话。人们以为她一定会到美国去，她却去了法国。显然，她到美国谋生会比法国容易。但她有头脑，认为这样做要高尚一些。

晚年林希翎的生活相当贫困，据其亲友介绍，每月生活费为500欧元，其中房租即需100欧元。亲友透露，林希翎晚年的最大心愿是回国定居。她希望平反，但拒绝认错。她认为自己是真正的左派而非右派。

2009年9月21日，林希翎以74岁之龄在巴黎病逝，28日下葬于拉雪慈公墓。据报道，中国驻法大使馆向其亲属捐赠了5000欧元慰问金，林希翎早年的学校中国人民大学的校长纪宝成送了花圈。

晚年的林希翎身患血癌和哮喘病，依靠输血维持生命，长期过着贫病交加、颠沛流离的生活。

 

反右斗争的高潮中，人民大学教师葛佩琦被打成右派也是轰动一时的事件。

原来葛佩琦是个老党员，他对党并没有什么不满，也不想在整风中对党提意见。人大党委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他一再谢绝参加。后经反复动员，他勉强参加了，在会上说了几句很一般的话，但就是这几句话，被任意篡改歪曲而打成右派分子。他发言的原意是：外行办不好大学，不要脱离群众，不要看不起知识分子，演员干部不要生活特殊化，要克服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他是在1957年5月24日发言的，5月27日《人大周报》就刊登了他的发言。其中说：“不要不相信我们知识分子。搞得好，可以；不好，群众可以打倒你们，杀共产党人，推翻你们，这不能说不爱国，因为共产党人不为人民服务。”当天下午，葛佩琦就去找到人大副校长、党委副书记聂真，指着《人大周报》上那段话气愤地说：“这不是有意诬陷我吗？”聂真说：“葛佩琦同志，你不用着急，共产党是实事求是的，登错了，可以更正。”

6月8日，《人民日报》以葛佩琦发表反共言论为标题，报道了葛佩琦的发言说：“群众总要推翻共产党，杀共产党人；若你们再不改，不争口气，腐化下去，必然走这条路。总有这么一天，这也是合乎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喊万岁也是没有用的。”葛佩琦在《回忆录》中说：“我从来没有说过这段话，《人大周报》刊登的……也没有这段话。这段报道纯属捏造。”他当即写了更正信，亲自送到了人民日报社。《人民日报》不但不登更正信，还连续发表批判葛佩琦的文章。于是，全国大小报纸纷纷发表文章批判葛佩琦，一时形成批判葛佩琦的高潮。就这样，葛佩琦被划为右派分子。后来，还定为“极右派”，判处无期徒刑。

从此葛佩琦受尽折磨。不仅他的妻子儿女因他而遭难，连他二哥的家也在1966年被红卫兵抄了，他二嫂被打死，二哥被遣返回山东老家，病中无医疗条件，很快也就死去。

1975年，葛佩琦不幸中得大幸。党中央对于关押中的高级罪犯实行特赦。虽然当时文化大革命还没有结束，但葛佩琦却因有国民党少将头衔获得了自由，而且回到了北京。

文革结束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葛佩琦为纠正对自己错划成右派、错判成罪犯以及恢复党籍问题，到处申诉奔走。最后还是胡耀邦同志为他做主，才使他的问题全部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