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于泽
一份名为《控烟与中国未来》的报告显示，我国对《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关键政策执行得分仅为37.3分，处在100多个缔约国最末几名。报告主编之一胡鞍钢昨日接受“搜狐公益”访谈时称，目前我国“以履约名义出台的政策实际在替烟草企业说话”，烟草企业通过包装、广告美化烟草，追求本企业的利益最大化。
烟草企业对人民健康、对控烟有着道义责任，中国履行《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基本失败”，与这些烟草企业追求本企业利益最大化有关。但我们必须注意，我国烟草实行国家专产、国家专卖的制度，烟草从头到脚都是政府主导的产物，控烟履约“基本失败”，主要责任其实在国家。要控制烟草，关键也在政府的态度。
说到政府控烟，就不能不提到“烟草财政”。据官方资料，烟草利税占到我国财政收入10%，2006年时，云南的这个比例是48.81%，湖南是28.94%，由此可见烟草对政府的重要性。从产业来说，卷烟厂是国有的，烟草产品是政府专卖的。所谓“企业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政府行为。烟草企业通过包装、广告美化烟草，推广推销烟草，本质是政府的代理人的行为。
当然，政府与烟厂毕竟是两个概念，甚至烟草专卖局也只是一个事业性质的政府机构。但它们毕竟三位一体，那么，它们是如何合为一体的呢？烟草业负有两种责任：一是创造利税，二是道义上必须控烟、减少健康危害，这是两种背道而驰的责任。目前政府对烟厂和烟草专卖局的要求，仅仅是创造利税，而且有按年增长的要求，而非控烟。这种考核机制，实际上就是要求烟草业追求利益最大化。这种对利益最大化的追求，以企业的追求为表象，以政府的追求为实质。
换言之，在烟草企业追求本企业利益最大化的背后，是政府追求烟草利税最大化，是“烟草财政”成了烟草企业的使命。
现在要执行《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公众与其责备烟草企业，不如问责于烟草企业背后的老板，问责于政府。“烟草财政”为政府施政提供了经济基础，这是事实。但看一看以下事实：多年来，中国是世界最大卷烟生产国、最大卷烟消费国、因烟死亡人数最多国家。根据《控烟与中国未来》，我国每年归因于烟草死亡人数约为120万，吸烟产生的直接医疗费用高达664.75亿。到2020年，归因于烟草死亡人数将达200万，占世界21.3%；到2030年，更多达350万，占世界43.75%，与烟草相关的患病人数超过2000万人。烟草业繁荣的背后，是国人的累累白骨，烟草之害猛于虎！
烟草业是名副其实的“健康危害性产业”，除了控烟，我们别无选择。这项工作不能限于清谈，必须纳入政府议事日程，正如胡鞍钢所言，必须制定量化的控烟指标，纳入我国“十二五”规划，对政府形成法律约束力。烟草有一条巨大的产业链，而且形成了强大的利益集团，能够约束它的，只有政府。
控烟无疑会触及“烟草财政”，说穿了，控烟要求政府学会放弃，放弃“烟草财政”，得到民众健康。政府应尽快从产业上、从利税上实施替代战略，把自己从对烟草的依赖中解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