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大学生》杂志写的，励志点，光明点，给大学生们来点力）

2010年是个怎样的年份呢？这是一个我想回答“下一个”的问题，因为实在不愿意再回看那个年份哪怕一眼，只想它赶快过去，但下一个年份呢？

   也许我太过悲观，以至于接到编辑命令写一下“团”时，竟茫茫然不知如何下笔。我从来没有团购过，甚至没有在网上买过一样东西，我担心如果在当当网买一箱书，就会有一个小小的书店走向倒闭。没有组团旅游过，唯一的一次旅行还是一个人，在一个海边渔村的小旅馆想心事。

   2010年是国家红红火火的一年，却是个人孑孓独行的一年。国家主义勃兴，隆隆的推土机成了一个国家的美学符号，而个人如车辙里的小水坑中艰难呼吸的鱼。但是，如果把抱团理解成互相取暖，我的2010年，也有一些“团”的行动。

   去年我生活里最大的改变是微博，注册了微博，从此和很多熟悉人、陌生人在小树林里聚会。点起一小堆篝火，一些人闻讯而来，在篝火边聊天，漆黑的树林里有一点光亮，一点温暖。“围脖”，这本就是取暖的意思。

   每到年底，我要做的一件事是帮老乡讨薪，本来近两年稍好了一些，老乡找的少了，但这次情况特殊，工头拿着大家伙儿的工资潜逃了，建筑商付了钱，农民工没拿到钱，这事就成了僵局。

   所以又出动了，老乡说，“咱们这些农民没文化，人家老板根本就不搭理你，只能找个有头有脸的人跟他们谈判，所以才找你。”一个小小的编辑，成了“有头有脸”人，只好硬着头皮上。每次出发之前，我先写一条围脖，说一下情况，请博友们静候结果。很快就有很多人留言，出主意的，加油鼓劲的，表达关切的，让我时常半路打打退堂鼓的心里敲起了进攻的小军鼓。

   第四次谈判，终于讨到一部分工资，建筑商要求我当证人，并立此存照。于是就留下了一张坐在一摞钱面前，桌上放着鲜红手印的协议书，手里夹着一根烟的照片。我的欣慰无以言表，那张神似村干部的照片发上围脖，围脖顿时欢乐成了一片，纷纷围观并打趣着洋溢着农民气质的我，还有朋友大喊“原来你又复吸了！”

围脖的另一边，是强拆、城管等悲伤的消息。我在得意中有些伤感，愤怒中又带着希望的氛围中微醺。

    很快，就有人在围脖上求援，一位叫纸媒人的博友，为他的乡亲们讨薪遇阻，六十多个农民工在寒风里苦熬，盼着过年的工资发到自己手里，但狗日的老板偏偏不给。那就先在围脖转发一下，让记者同行们关注。两天之后，纸媒人就告知，所有农民工的工资已经到手，可能老板们被博友和记者如雨的电话给吓坏了。

   去年我发了三条被转发过万的围脖，都是心灵鸡汤型围脖。第一条这样写，“我崇拜这个人，他是个不聪明的裁判，当几乎所有俱乐部、裁判、官员收钱打假球，他不吹黑哨。有人因他不收钱，冲进酒店将其暴打。长期被同行孤立，排斥，嘲笑，他一言不发只埋头吹哨。他得了九次金哨，获终身成就奖，他要退役了。当所有人溃败，他一个人坚守，他是大英雄，他叫孙葆洁。”

   这条围脖感动了太多人，人们为一个普通人在黑暗环境中的坚守致以最高的敬意。第二条发的是“80后穷记者”，一位深度调查记者讲述自己生活的小纪录片，这条围脖成了著名的泪奔帖，既感动了普通网友，也让不少记者同行内心的崇高感重新苏醒。

   第三条引起了不少争议，我对厦门进行了无耻的吹捧：“很喜欢厦门：1、在厦门,所有人的子女都免费入学,即使农民工子女也同样待遇。2、厦门的医院必须无条件抢救病人,即使病人交不起钱,否则将面临政府重罚。3、中学同学两口去厦门应聘，一个人不认识，一分礼没送，一个当了厦门二院医生,一个当上大学老师,都给户口。”

这是我极少见的道听途说写成的帖子，把厦门写成了一个乌托邦，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那是真的，尤其是在中国。但我还是写出来，并眼看它几天之内成为围脖热帖，网友问：“你确定你是说的是厦门，而不是对面的金门？”还有很多质疑和戏谑，当然也有人感谢，并宣称要移民厦门。我只是笑嘻嘻地看过每一条回帖，在心里一一拥抱他们。兄弟其实也不大相信，不客观就不客观吧，一年到头了，我们也要开心一点不是吗？那就让我们保存点希望以待来年。谁家过年不吃顿饺子，就当给我的围脖邻居们送饺子了。

就是这样，在艰难的日子里，朋友们互相索取点快乐，主动制造点希望，每人从地上捡拾起一点干枯树枝，用手中的打火机点燃，让围脖有一点点热，让整个围脖就透射出温暖的力量。共同声讨恶行，一起声援弱势，互相鼓励着努力，拍打着肩膀说“哥们你真行”。这就是最好的抱团取暖吧，当然抱团不仅仅为了取暖，抱团是为了更有力。

2010年，围脖，这是我最爱的“团”。

潘采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