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风云(一)
从北京到庐山
王先金 编著
第五章 全国轰轰烈烈的反右斗争（10）
费孝通沉默20年
1957年，费孝通47岁，他的著作在国际学术界已有影响，被视为中国社会学、人类学的代表性人物，在中国政坛也时有建言。
这年春天，中国政治有了变化的气象，费孝通决定撰写《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1957年3月，《人民日报》发表了费孝通的这篇文章，很快引起热烈的反响。在短短的时间里，很多人和费孝通一样公开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一时有“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之象。
1957年4月5日，民盟中央举办的《争鸣》月刊邀请了一些有代表性的科学家，开了一个座谈会。
钱端升、钱学森、童第周、翦伯赞、费孝通、钱伟长等先后发言，费孝通发言：
“我认为发展社会科学还得先解决这个对旧的社会科学的态度问题。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才谈得到真正对旧的社会科学工作者进行团结改造工作。”
此前10天，费孝通在《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文末表达对“春暖花开的时节”的瞩望。他的务实精神，在当时鸣放正在被推向高潮的局面下，是一种相当沉稳的姿态。
同月内，北京大学教授傅鹰在该校化学系座谈会上的发言火力要猛烈得多。他说：
“党到现在对知识分子的脾气还没有摸对。知识分子的要求就是要把我们当自己人，如此而已，并不需要优待。加了薪便感激涕零，那么蒋介石给更多的钱，怎么办？岂不危险？……现在比过去好，因此应该拥护现在的政府，这个逻辑用于知识分子就很危险。过去我刚回国时，住了13间房，有5个澡堂，每月600元薪水。按这个逻辑推下去，我岂不要反政府？……”
他又说：“很大一部分‘进步分子’是光拣领导爱听的话说，昨天还是国民党，今天又申请入共产党，这样的人不止一个，算进步我不信。真进步是把意见贡献出来把国家办好，中国知识分子有气节传统，不会阿谀诌媚。现在‘气节’两字不时兴了，说是封建的。”
傅鹰的这一番发言，显然触动了毛泽东。5月15日，他写《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时，已经作出了“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的断语，但仍然承认：“多数人的批评合理，或基本上合理，包括北京大学傅鹰教授那种尖锐的没有在报纸上发表的批评在内。这些人的批评目的，就是希望改善相互关系，他们的批评是善意的。”
但是，两个月后骤然而起的反右狂飙中，许多问题上的是非被颠倒了。
《人民日报》1957年7月1日的社论中说：“民盟在‘百家争鸣’过程和‘整风’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恶劣。他们是反动的社会集团，利令智昏，把无产阶级的绝对优势，看成了绝对劣势。到处点火可以煽动工农、学生的大字报便于接管学校，大鸣大放，一触即发，天下倾刻大乱，共产党马上完蛋，这就是6月6日章伯钧向‘北京六教授’所作的目前形势的估计。”
“北京六教授”是指曾昭伦、钱伟长、费孝通、陶大镛和黄药眠。他们都是中国民主同盟第二届中央委员。章伯钧向‘北京六教授’作了目前形势的估计。
早在这次“六教授会议”的20天之前，毛泽东为《人民日报》写评论员文章时，就已经作出了“事情正在起变化”的判断，并且已经在考虑反右斗争的步调与时机。毛泽东在一份文件上批语道：“不登报纸，不让新闻记者知道，不给党内不可靠的人。大概要待半年或一年之后，才考虑在中国报纸上发表。”
1957年5月16日，毛泽东起草《中央善于对待当前党外人士批评的指示》时又说：“最近一些天来，社会上有少数带有反共情绪的人跃跃欲试，发表一些带有煽动性的言论……此点请你们注意，放手让他们发表，并且暂时(几个星期内)不要批驳，使右翼分子在人民面前暴露其反动面目，过一个时期再研究反驳的问题。”
6月6日，毛泽东起草《中央关于加紧进行整风的指示》中说：“北京的情况证明，各民主党派、高等学校和许多机关中暴露出一大批反动思想和错误思想，反动分子乘机活跃，但是他们只占各单位人数的百分之几，最反动的分子不过百分之一，百分之九十几是中间派和左派。请你们注意将你们的单位人数，在运动中，按左中右标准，排一下队，使自己心中有数。”
反右斗争开始后，费孝通因参加6月6日的会议和此前发表的《关于社会学，说几句话》、《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重访江村》等文章而成了全国最著名的大右派之一。
一夜间，费孝通从一个有名望的、有代表性的、受尊敬的、身兼要职的知识分子，成了一个必须接受公开批判的人，在一个接一个会议上被批判。费孝通完全陷于孤立之境。当时的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在中科院召开的“反右派”斗争座谈会上发言说：“费孝通的这些文章和章、罗联盟的整个政治阴谋完全拍合。费孝通提出的这些问题正是资产阶级右派这个时期反共、反社会主义的主要题目。”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有一篇《我控诉费孝通》的发言稿，锋芒所向一目了然。
大跃进的高潮即将到来，浮夸风即将吹遍中国城乡，费孝通此时却陷入了沉默。这是他此后在国内外学界长达20年之久的沉默时期的开始。1957年5月31日，费孝通曾在《“早春”前后》一文的结语处写道：“‘早春’之后，来日方长，暂时说到这里吧。”未料一语成谶，来日竟长到23年之后。
作为著名的“右派”，费孝通的学术生涯从此发生了巨变，无法进行政常的研究和教学。
1966年，“文革”爆发后，费孝通和老师吴文藻、潘光旦等著名教授被批斗。费孝通马上把妻子孟吟送回苏州老家，以保安全。在批斗之余，费孝通经常被带出去劳动，主要任务是打扫厕所和拔草。
在艰难的岁月里，费孝通心里暗想十六字：“逆来顺受，躲风避雨，少惹是非，力求自保。”
不久，中央民族学院整个被送往湖北荆州的五七干校。费孝通成为一个劳动者，学会了盖房、种棉花、烧饭。他自认在劳动中可以不展望、不回顾，随时强自取乐。有一次吃饭，有粉蒸肉、牛肉等，他性喜吃肉，诸多肉食被他一餐而尽。在休息日，费孝通洗一通脏衣服，写几页家书，冲个热水澡，吃一碗大肉面，下一盘棋，骑两小时自行车，颇有“苦中作乐”之味。他的身体却因此而锻炼得强健了。
徐铸成划为右派实情
1957年某月，中共上海市委得知由毛泽东亲自撰写的《人民日报》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即将发表，社论点名《文汇报》编辑部是该报闹资产阶级方向期间挂帅的，帅上有帅，就是章罗联盟中的罗隆基。两帅之间还有一帅，就是《文汇报》驻京办事处负责人浦熙修，是一位能干的女将。人们说，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编辑部，就是《文汇报》的这样一个民盟右派系统。
某日，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石西民随同时任中共上海市分管宣传工作的书记张春桥到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处去商定《文汇报》编辑部的帅，途中张春桥问石西民：“你看此帅是谁？”当时浦熙修是《文汇报》副总编辑，涉及的领导只有总编辑徐铸成和党委书记兼副总编辑钦本立两人。石西民回答道：“徐铸成3月27日就出国访苏了，这几个月《文汇报》由钦本立主持工作。徐出国前，毛主席曾亲自接见，并对徐和《文汇报》给了很高的评价。这个闹资产阶级方向的帅应该是钦本立。”
张春桥说：“你说得不错，但是老人家(指毛泽东)的心思谁也吃不透，哪天他又要揪钦本立的后台，岂不揪到你身上来了吗？还是定徐铸成，再要揪徐铸成的后台，往章罗联盟身上一挂不就了事了吗!”
随后柯庆施同意了张春桥的意见。这样，徐铸成的右派分子帽子其实早就内定下来了。
为了说明中共《文汇报》党委在中共上海市委的正确领导下与以徐铸成为首的、坚持资产阶级方向的民盟支部作坚决斗争，《文汇报》社中要多定民盟盟员为右派分子，中共党员一个也不定。
不知道自己被判死刑的朱希
在山西大辛庄农场的几百名劳役人员中，只有朱希是革命资格最老，对马列理论接触最早的人。他的行政级别是13级，在大辛庄的“一打三反”运动中，被定性为反革命。
朱希1916年生于浙江宁波，1938年于武汉入党。此前，他在上海从事进步书店的管理工作，是一个博览群书，有着丰富学识的人。由于他的工作特点，使得他在30年代的上海接触了大批的左翼文化人，成了一个很有见地的马克思主义者。1948年4月，党中央移师河北西柏坡后，陈伯达、于光远、毛岸英与朱希等人，也从石家庄到了西柏坡。他们在中央的指示下，筹划了进京后的宣传出版工作。
50年代初期，朱希的工作一帆风顺。在1956年的大鸣大放期间，他因工作很忙，没有鸣放的机会而感到遗憾。到了反右开始后，他的思想开始不能适应形势的要求了，他认为这样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把一大批热爱新中国的知识分子划入反动资产阶级的范畴，是完全错误之举。特别是储安平被划为右派，引起了他感情上的地震：在他出任国际书店经理时，储安平是新华书店经理，两人接触极多；他觉得储安平是一个爱国的民主人士，何以就成了右派？朱希为储安平鸣不平，并对反右本身持有异议，因此也被打成了右派分子。
在知识分子噤若寒蝉、人人自危的年代，他就开始了与最高领导人的争辩。“文革”开始后，这个朱希虽然以“不安定因素”被收容进了天堂河强劳农场，他不断上书中央，不仅对反右运动表示异议，而且对大跃进给中国带来的灾难，直言不讳。后来，他被转移到长治大辛庄，对文革中的种种有悖人道的行为，仍然连连奋笔疾书。他上书的范围，不仅有与毛润之先生商讨的，还写下了直接批评林彪“在一切工作中突出政治”的《七十年代纪事》一文。此时正逢“一打三反”严惩反革命分子的时期，朱希终于撞在枪口上了。
朱希被戴上了“恶毒攻击”的现行反革命帽子，在农场里被斗得死去活来。那些劳改队里积极分子们，先用力揪起朱希的头发，使其双脚离地，然后由五大三粗的汉子，没头没脸地打他的全身，直打得朱希高声号叫，使在场的人心灵战栗为止。打过之后，打手们用绳子从背后反吊其双手(称为“吊鸡爪”)，狠狠地向上一勒，朱希又是惨叫一声，似乎他已经死了过去。然后，打手们把他往车上一扔，像是扔一头死猪似的。武警押着他在整个长治市游街。
游完街后，朱希被拉到一个有大墙、电网和岗楼的大门里，朱希进了牢狱。
与朱希同一牢房的是淮海兵工厂的厂长，也是一个老革命，他进监狱的原因，是因为兵器的流失，从而演化成长治的大武斗。
朱希在监狱里当了四年的囚犯，直到他被收监50个月的时候，农场才来人把他不明不白地接了回去。在这四年多的光景中，朱希连续不断地上书，因为新来的犯了人告诉他，林彪叛逃已命丧温都尔汗，他昔日上书指责林彪理应平反。临行前，朱希问过监管干部，但是回答是“无可奉告”。
当1979年中央为右派平反时，国家新闻出版局在翻阅朱希的卷宗时，发现卷宗中写明朱希是个死刑犯，是由当地的公检法秘密判决的，只是还没有执行死刑，林彪叛逃的案件就发生了，朱希因而捡了一条命。
公章大印皆在，这让平反单位大为其难。负责平反的同志先后三次往返长治，才拿回一张写有“查系错捕，宣布无罪”的公文。到1979年5月，朱希才算是回归了干部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