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魂兮归来
（续前段）
撇开哲学（神学）不论，单从心理学和生理学意义上说，这里所谓“魂（灵魂）”，其实就是精神；呼唤清华的“魂兮归来”，其实就是呼唤传统清华精神及其标志性人物的“魂兮归来”!
眼下，关于中国教育（这里主要说的是高等教育）的现状可能与我们主管者和各自学校的当权者的评价有差距，倒不是想某两位学者所说的“好得很”和“差得很”那样的尖锐，他们想了一个绝妙的词儿，叫做“魂不附体”或“魂不守舍”。
记得上世纪30年代初，刘文典先生初代清华中文系主任时，曾经提出一个问题：
中国文学的魂是谁？他似乎指出，德国文学的魂是哥德，俄国文学的魂是托尔斯泰，那中国文学的灵魂是谁？他当时是找不着答案才提出问题的。他后来找没找到答案我不知道。但他给了我一个思考：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包括一个行业和一个领域），都应该有一个（或几个）标志性的人物，这个人就应被称为他们的灵魂。
我这次讲座的总题目是《清华的传统精神和“清华四哲”》。把这个题目分解开来，就变成三句话和四个人；三句话（清华传统精神）是：1、自强不息 厚德载物（清华老校训），2、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陈寅恪座右铭）3、东西文化 荟萃一堂（清华老校歌）；四个人是：1、老校长（人称“终身校长”）梅贻琦先生，2、前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陈寅恪先生，3、前理学院资深院长叶企孙先生，4、前资深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潘光旦先生。
我觉得，对于老清华来说，虽然名师如云，英才辈出，但经过一百年来综合考虑，他们应该是清华标志性人物。因为清华校史如缺少了别的什么人，影响不会太大；但如缺少了这四个人（当然不止是这四人，但所含数量不是太多），清华历史将是另一个写法。
换句话说说。仍本“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原则，我认为对于百年清华来说，这三句话、四个人就是清华的“灵魂”。前面说过，这四个人，前政府基本上一直把他们视为我国知识界之“宝”。1948年北平“易织”前，前政府原计划把他们尽可能全部撤走。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最终只有前两位（和其他少数来得及撤走的少数人）离开了清华园。现在已经事过境迁，可以坦诚地说，这四个人不但是前政府之宝，也是全中华民族之宝，当然更应该是清华之宝。如前所述，清华早就该以有这样的传统精神和这样标志性人物而自豪。但遗憾的是，由于一些原因（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和自己的好恶），他们在很长一段时期中，不但未受到应有的尊重（更不用说‘弘扬’），反而受到（特别是官方）不应有的冷淡、回避、乃至排斥。直至不久前，要纪念建校百周年了，才不能不有所表示和动作。但据我的观察，有的表示和动作仍是表面文章和走过场。这除了使清华拉长和世界第一流大学的距离外，不会有其他的作用。
所谓清华“灵魂”人物，又应该是一个“复合体”，从这个意义上讲，反能突出代表清华传统精神的人物，都应该被纳入“清华灵魂人物”的范畴。过去，在老清华，清华老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和梅贻琦老校长一个人就可以代表清华灵魂，这似乎已经有过结论：梅校长1962年在台湾逝世时，曾有资深校友为文说，当年在国内乃至在国际间，“当人们说到‘梅贻琦’，那就是在说清华；当人们说到‘清华’，那就是在说梅贻琦”。当然，这说的是过去；在过去，能够和梅校长“挑战”这种光荣的，几乎说是没有；而现在呢？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环境的变化，梅校长一个人显然是不够了，所以我才加上“四哲”中其他三个人。
我认为在老清华，虽然还应该有其他人，但这四个人已经“够用”了。问题可能在所谓“新清华”，即1949年以后。说到此，我不能不想到一个“新清华”的标志性人物——蒋南翔校长。
大家也可能很关心，前不久，即学校媒体——《水木清华》封面上忽然刊登了梅前校长的大幅照片。刚刚刊登了之后，我到校机关我所熟悉的某部门去办事，顺便提起这件事，就半开玩笑地说：“这是一个苗头啊！怎么想起树立梅贻琦来了！”一个朋友马上告诉我说：“还说呢，自从登了梅的照片后，很快就有人找我们提出意见了（应该不是“抗议）”），说“这期登了梅，下起就应该登蒋”。你看，人们把这完全当作略具世俗味道的“平衡待遇”来对待了。
对于清华校史来说，蒋南翔校长肯定是个人物，而且为1949年以后的清华的发展做出过杰出的贡献。我常说，对于1949年以后的清华来讲，多亏有了他，才没使老清华留下的遗产丧失殆尽。在他身上，也有可誉为“清华灵魂”的某些因素，例如（如果所传属实的话）在“一边倒”国策的原则下，没有完全听从苏联专家的意见，使清华办成了一些反映“尖端专业”的系科”；敢于喊出“清华是在中国的土地上，应结合中国的国情来办学”。但评价这个人，也抱“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从发展中看问题，而且要抓住能反映事物实质之点。不应该像现在有人所惯有的那样，怀着另一种偏见，像所说“毁之者或言过其实，誉之者亦未必不杂其私”；或者一提起他，不能张口闭口老停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立场坚定”、“两个肩膀挑担”、或“又红又专”（我仍认为“又红又专”这个口号应该扬弃）；或者老是停留在“猎枪”、“松鼠”、“干粮”等等。而是应该看得看得更深些，更远学，更有发展变化观点些。
前几年，我曾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做《梅贻琦与蒋南翔》，特别安了一个副题叫《比较教育学示例》，我现在对里面的观点基本没变。我认为，作为个人来说，他的长处很多——他同样受过正规、传统的高等教育，而且是在老清华，这使得他同样具有老清华人所共有的坦率、正直、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等等。他在某些历史关键时刻——例如在“延安整风·‘抢救运动’”中的表现、后来“文革”中的 种种突出表现；特别是人为地“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以前，他的思想甚至于还略带“自由主义”的味道。我在上述文章中曾引用他的有代表性几段话。一段是他1942年5月，时身兼中共中央“青委”宣传部长、“大后方工作组”组长、《解放日报》社论委员会委员数职的他，在 1942年5月4日的《解放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论现在的学生运动》的文章，文中着重谈的正是学术自由问题，他说：
我国自民国初年创立正规大学以後，在蔡元培先生的苦心倡导下，就在全国大学教育中相当普遍地培植起自由讨论的学术空气，千宕竞秀、万壑争流，这种自由研究、自由讨论的学风，对於多少世代以来蜷伏在封建枷锁下面的我国落後的思想界和学术界，曾尽了莫大的推动作用。五四以来在我国思想界中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的几次大论战，无一不是学术自由下面的辉煌产物。假如说自辛亥革命以後我国真有甚么值得称道的建树的话，那么我国大学教育中“学术自由”的深厚传统，应该是其中之一。这是我国教育事业最可宝贵的精神遗产，直到今天，还值得我们加以尊重。……为了真正能推动学术的进步，提高青年的知识，学术自由的要求，都仍是我们所始终坚持的。
接着，蒋南翔写了如下一段更加意味深长、发人深省的话，亦一并引录于下。他说：
当然，我们……仍还衷心拥护“学术自由”的口号，赞成在学术研究上，能有西洋人所说的“fair play”精神，各人可以自由假设命题，选择方法，彼此作公平之竞赛。因为谁是真理?单凭一方面主观上的标榜，不足以使人心折；必须经过各方面的研究和客观实践的印证，最后才能叫大家承认。而自由研究，正给予一切追求真理者以比较研究的平等机会，提供了真正达到真理的一个必要前提。在今天的中国，仍还是万分需要的。而国民党近年来所推行的党化教育，提倡所谓“一个主义、一个思想”的思想统治，党同伐异、排斥异己，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这无异是企图以强制的法令来“钦定”一切“真理”，不容再有任何比较讨论的余地。这对於庄严的学术研究，实是一种污辱和残害。《史记·二世本纪》有这样一段记载：“赵高持鹿献二世，曰：马也。二世曰：丞相误耶!谓鹿为马!问左右，或默，或言马，或言鹿。高阴置诸言鹿者以法”，和这相类似的情形，现在是日甚一日地传播到全国各大、中学校里去，这实在是我国整个民族后代的隐忧!一切对於中华民族的“未来”寄存着热望的人士，必须以最坚决的反抗来回答这种毁丧青年智慧、汨灭青年理性的毒害。(同上)
但从思想体系和深度来说，蒋和“清华四哲”毕竟不是一个“层次”中人，特别是他后期完全自觉地纳入或“就范”了“毛泽东思想”以后，既然世界观和政治思想上有根本性的不同，那么其他方面的种种本质差别就是不可避免的了。总之，从根本上讲，蒋与“四哲”各自的教育思想和实践，都是自己所处的历史时代、社会背景和环境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从社会效果上看，他们对国家、民族的教育事业都作出了一定程度贡献，但其差别、特别是他们的实质差别却是不能混淆的。作为共产党——而且是中国式、即“布尔什维克”的），他的思想不能不打上“组织、纪律”的烙印，而且随着党内主导思想的变化，不断地有所变化。这些我在上面提到的文章已有较详的叙述，这里不再重复了。
总之，他早期的思想虽然也有某些“自由主义”成分，但与“四哲”所共有的自由主义教育思想越来越格格不入了。而蒋的“教育思想”（他实际上并没自己独立的“教育思想”）既然也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毛思想的组成部分，所以他不足以中兴眼下问题很多的高等教育，反而会阻碍这种中兴大业。而且，几乎可以肯定地说，今后如果真想振兴清华的（也就是全民族的）教育事业，或句话说，要想接续中国高等教育的“文脉”，就必然要走蔡元培-梅贻琦走过的道路，而不应该是其他。
所以，蒋南翔不能成为清华的灵魂。
至于蒋南翔以后的各位校长——恕我直言，他们可以是杰出的科学家、优秀的公务员，乃至政府行政部门和权力机关的掌权者，但他们不是、至少现在还不是教育家，因而他们也不能是清华之灵魂人物。
因此，对于百年清华来说，如果承认清华有灵魂人物存在，那只有我上面说的那三三件事和四个人。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