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都喜欢“8”这个数字，因为“8”与中文“发”谐音，所以他们认为“8”能带来好运。由于这个原因，带有数字“8”（特别是连续几个“8”）的手机号码和车牌号码往往能卖到好价钱。例如，2010年10月20日《羊城晚报》报道：在昨天的车牌拍卖现场，粤A8888Q号车牌被拍出131.4万元的天价。

我们从小就接受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教育，当时的理论告诉我们，商品价格是由价值决定的，价值大则价格高，价值小则价格低。而价值是由凝集在商品中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多少决定，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越多价值越大，反之反是。也就是说，商品价格高低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多少决定，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多则商品价格高，反之反是。

可惜的是，“8”字车牌号码拍出天价的现实，无情地推翻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因为生产一张车牌，无论是否带“8”字的，其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都是一样的，不可能带“8”字车牌比别的车牌劳动时间多。

西方传统经济学即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在竞争性的市场里，商品价格等于其边际成本（边际成本是指生产一件商品的生产成本）。如果价格高于边际成本，企业为追求更多利润，会生产更多产品；如果价格低于边际成本，企业为追求更多利润，会减少产品生产。

可惜的是，“8”字车牌号码拍出天价的现实，也无情地推翻了边际成本定价格分析。因为“8”字车牌与其他车牌的边际生产成本是相同的，要是边际成本决定商品价格，那么，无论带不带“8”字，车牌价格应该相同。

那商品价格到底是什么因素决定的呢？为什么“8”字车牌号码能拍卖出天价来？

商品价格是由竞争决定的。具体地说，是由买方竞争与卖方竞争共同决定的：买方竞争加剧，商品价格上升；卖方竞争加剧，价格下降。

因为许多人更喜欢带“8”字的车牌号码，买方竞争加剧，所以“8”字车牌号码比不带“8”字的来得贵；因为一般人更喜欢多带“8”字的车牌号码，几个“8”字的车牌号码竞争比只带一个“8”字的车牌激烈，所以，多带“8”字的车牌号码更金贵。

不仅商品如此，劳动者的工资水平高低，同样如此。许多人认为企业家往往会剥削工人，压低工资，如果政府提高最低工资，就能帮助工人，共同对付资本家。近来，出现了富士康“十三跳”事件，更是加深了人们对劳资对立的影响与看法。

问题是在国家没出台新劳动合同法，没提高最低工资法之前，资本家为什么不再狠一点，把工人的工资定得最低一些？为什么有的资本家这么好心，比如软件公司的老板比尔•盖茨，早期与他一起创业的员工，都已忧千万甚至亿万富翁了？为什么在改革开放前，我国社会基本没有资本家的时候，人们的收入是如此之低？像我父母辛辛苦苦干一年，两人总的收入不到500元。而改革开放后，伴随着外资与内资快速增长，资本家日益增加，我们工人与农民的收入却日益增长了呢？

遇到劳动者收入高低问题，基本原理仍然是竞争决定论。仍然是买方竞争加剧，工人工资增加；卖方竞争加激；工人工资降低。是资本家多了，对企业员工的需求增加了，雇佣工人的买方竞争加剧了，工人的工资才上涨了。

为什么一般的农民工工资比较低，有的工资还拖欠，甚至要温总理亲自为他们讨要工资？因为农民工劳动技能与知识有限，数量众多，差不多同质的劳动力卖方竞争十分激烈，所以，农民工的报酬比较低。同样道理，因为微软公司的员工科技与知识含量较高，而且，从事者较少，卖方竞争程度较低，所以，他们的报酬比较高。

政府人为提高最低工资的一个后果是，劳动技能与知识欠缺的工人，很可能找不到工作。以前每月工资800元时，一些老弱病残（此处没有半点歧视），虽然劳动贡献少一点，但考虑到工资支出低，老板还可能雇佣他们。

现在政府把最低工资提高到1000元，那么，老板就会认为这些人名不符实，劳动贡献低于所给的报酬，于是，这些人便给裁撤了下来。政府愿望当然是帮助弱势的工人，可惜的是，实际效果却让他们失了业，丢掉了饭碗，收入与境况反而更差了。

政府如果想要提高工人工资，就要提高资本家对工人的需求。也就是大力发展经济，鼓励资本家创业与投资，这样，才能在资本家队伍快速持久壮大的同时，提高他们对工人劳动的需求，从而提高工人收入与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