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思想史》广东省出版集团，花城出版社，启良著。
    绪论一：国问
    四  何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时下的中国哲学界有一个非常时髦的话题，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各大学、研究院所都喜欢以此为课题，或申请政府资助，或为博士点或硕士点开设新的研究方向。相应的，学者们的成果也就多了，车载斗量。在研究者看来，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江泽民的“三个代表”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亦可视为三个发展阶段。
    20世纪的中国历史无疑是绕不开马克思主义的，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更是如此。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否仅仅等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江泽民的“三个代表”，恐怕问题没有这样简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学术性的课题，首先欲明了的应该是：第一，马克思为何能够中国化？是其理论价值的普适性适宜于中国的文化土壤，还是中国特殊的思想文化传统使之可以在中国土地上大行其道？第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化”的过程，那么这“化”究竟是马克思主义被中国所“化”，还是中国被马克思主义所“化”，甚或二者一拍即合？“化”必有一个“化”的主体，这主体究竟是马克思主义还是中国，甚或二者互为主体？
    欲回答上述两个问题，我们先将马克思主义同东方其他民族之关系作一简单的回顾，或许大有帮助。先说日本。我们的教科书上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其实，20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主要的是通过日本人这一中介。20世纪初，片山潜、幸德秋水、河上肇等一批日本学者心仪社会主义，宣传马克思主义，且影响了一大批中国知识分子。可是日本人并没有将马克思主义发扬光大，更谈不上马克思主义日本化。
    再说印度。印度是亚洲被殖民化的最早的国家之一，同西方文化的正面接触也早。但是印度人对马克思主义并不感兴趣。虽然在20世纪同样有共产党，同样有社会主义倾向，然而马克思主义在这里从来没有成为国家意识形态。
    再说俄罗斯。俄罗斯是一个“半亚细亚”国家，同西欧的文化渊源颇深，所以是东方社会最早接受马克思学说的国度。非但如此，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诞生在这片土地上。而且，列宁和斯大林的思想亦可看做马克思主义俄国化的结晶。可是，这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化的国家在经过七十多年后，竟放弃了马克思主义，放弃了共严党的领导，回到了资本主义阵营。
    相比于上述三个国家，我们不难发现，中国在同马克思主义之关系上，特点十分明显。第一，虽然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时间较晚，但受其影响最深。第二，人们对马克思主义拥护和捍卫的态度最为坚定。
    这样，我们在思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问题时，就不得不首先思考如下几个问题：一、马克思主义产生于西方世界，为何在西方不能发挥光大，反倒在东方社会拥有广阔的市场？二、按照马克思自己的历史理论，像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国家属于前资本主义社会，属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社会，为什么只有这样的社会才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肥土沃地？三、在中国思想传统中，儒学占据主导地位，且深深地影响着人们的历史观、政治观、是非观和价值观。应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所要解决的便是同儒学的关系问题。然而我们回顾近几十年的中国思想史，除极少数人（如牟宗三）以儒者的立场抵制马克思主义外（而且也不是学理性的），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并未发生过冲突。那么问题是，是二者的相互宽容，还是二者在基本理念上的一致？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人的全民信仰何以可能，其同传统儒学的民本主义、仁政德治、替天行道等价值追求有何内在的联系？
    五  “革命”何以成为世纪性的历史主题？
    在人类历史上，只有20世纪的中国，“革命”的口号喊得最为响亮，“革命”的行为最为激裂，甚至连“老大哥”苏联亦不及。
    自从进入这一个世纪之日起，革命几乎就没有停止过。先是辛亥革命推翻清廷，接着就是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进入20年代后，更是旷日持久的“工农革命”，以推翻蒋家王朝为目的。1949年之后，无产阶级虽然专了资产阶级的政，农民专了地主的政，但革命仍未停息。特别是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真可谓“史无前例”。“文革”虽已结束，但革命情怀以及革命的方式并未因“文革”的结束而结束，80年代的“反精神污染”，90年代的反自由化，都可看做“文革”的余波，同样是革文化之命。
    不可否认，近世的西方世界同样是革命频仍，有英国革命、法国革命，有工业革命，有“哥白尼革命”等等。然而相比之下，除政治革命外，西方革命更多的是在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领域。更为明显的区别是，中国的文化革命所革掉的是文化之本身，是野蛮对文明的摧残，愚昧对知识的践踏；而西方的文化革命，如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乃至科学领域的“哥白尼革命”，哲学领域的康德革命，乃是将文化不断刷新，将思想不断深化，体现的是知识的进步和文明的完善。就连雷鸣般的尼采哲学亦复如是。
    革命，尤其政治领域的革命，总是同暴力相伴，同“运动”相伴．故20世纪的中国历史大体上是由一幅幅血与火的画面构成的。革命不断，“运动”不断，而每一次革命或“运动”都是对象化的，即必有一部分人作为革命或“运动”对象。革命的对象亦即专政的对象，“运动”的对象虽不一定对之实行专政，但却同样是革命的异类，是另一种人。这样的人一旦被对象化，政治权利，人身自由，甚至婚姻家庭都受到伤害，许多人还因之而家破人亡。
    革命固然是要付出代价的，但代价的价值则又取决于革命是否正当。我们虽不能说每一次革命都是没意义的，但有一点则是肯定的，20世纪中国的诸多革命与“运动”，意义恐怕有待重新考量。正:惟如此，李泽厚才提出“告别革命”的口号。在李泽厚看来，就连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既“未必必然”，亦“未必必要”，因为从当时中国的情况看，完全有可能像英国和日本那样，走君主立宪的道路。
    其实，李泽厚的所谓“告别革命”并未深入到中国问题之实质，认识只能说是感性上的。理由是，欲断定革命在20世纪有无必然或有无必要，首先必须思考的问题是：第一，在中国的思想文化传统里，有无君主立宪之可能？英国和日本可以君主立宪，难道中国就一定可以步其后尘？第二，在改良与革命之间，为何中国人对革命情有独钟？为何格外喜欢“运动”？
    历史是人创造的，人的任何历史行为都离不开他的价值思考，尤其在社会道路的选择以及社会变革之方式问题上更是如此。再者，人创造历史，但同时又是历史的产物，其历史活动必受到传统思想的制约。这样一种辩证的关系同时亦说明，革命在20世纪中国受到格外的重视，必有其深层的原因。因而我们对该问题的思考，也就必须深入到如下一些问题：一、革命有多层面的，为何中国人所喜的主要是政治革命？二、古代中国的思想家（特别是儒家）十分看重以文化秩序规范政治秩序，为何在20世纪的中国，文化总是为政治服务的，且成为革命的对象？这究竟是传统的影响，还是20世纪的新现象？三、中国人并不好斗，儒家还主张“和为贵”，可是20世纪的中国人却喜欢革命，喜欢斗争，喜欢将人分为敌我两拨，不是你死就是我亡。这又是为什么？四、中国古代亦有“革命”之一说，尤其儒家更是宣扬“替天行道”，历代频繁的农民起义和改朝换代便是此种观念之产物。问题是，20世纪中国在政权形式上早已告别了传统的模式，为何其“革命”及其同政权之关系给人的印象依然是古代历史的重演？特别是，20世纪的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并非传统的儒学，而是马克思主义，难道说在“革命”这一问题上，马克思同中国的儒学没有实质性的不同？五、在古代中国，“革命”的合理性是用来说明政权合理性的，而在20世纪，中国政权的合理性难道仍需“替天行道”的理论模式予以说明？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进一步的问题是，所谓“革命的政权”为什么一定要以“革命”为其存在的根据？舍此，难道就找不出别的更为充分的理由？六、20世纪的中国人特别喜欢革命、喜欢“运动”，政治热情格外高涨，究其原因，是因为他们的政治觉悟高，还是由于其政治的无知与盲动？或者更进一步说，他们乐于革命和“运动”，人性根据是什么？特别在一些政治运动中（如“文革”），是什么导致他们连起码的人道和是非观都被丧失？
六  实践的偏差还是理论的过失?
    母庸讳言，20讨纪的中国历史是走了弯路和歧路的。正因为如此，21世纪的今天，我们相比于先进的国家，不知落后多少年，至今还处在“第三世界”。
 诚然，20世纪的中国是一个多事的年代，也是一个大转型的时期。先有外国列强的侵略，军阀割据的纷争，再后又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国共两党的长期较量。这一切对于中国的现代发展都是极其不利的。但是，我们将这一百年的历史稍作回顾，又会发现，妨碍民族进取的消极因素又绝非仅仅这些。这一个世纪里，前五十年为战争年代，后五十年为和平年代。照道理，前五十年内忧外患，社会发展之不顺，可以理解。不可理解的是，处于和平年代的后五十年，社会发展之状况同样不甚理想，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均处于停滞、混乱乃至倒退的局面。即便80年代以后，由于改革开放，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加快，但问题依然不小。特别是当改革进入深水区时，前进的道路显得更为狭窄。
    实际上，近世的东方民族大多是不顺的，都曾有过内忧外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几乎都处在同一个发展水平上，而且面对的国际形势也是一样的。在此种格局里，按理说，中国尚处在比较优越的位置，拥有别的国家所不能拥有的诸多优势。第一，中国地大物博，资源丰富；第二，中华民族传统深厚，有几千年的文明积累；第三，中国人社会关怀意识强，甘愿舍小家而为大家，舍个人而为国家。而这一切都是当时中国的优越条件。只可惜，这些优越条件几乎都没有用在社会发展这一主题上，而是用之于偏途，用之于各式各样的闹剧，有的甚至还是对原有优势的破坏。50年代末因大炼钢铁而大肆砍伐森林即是一例。
    相比之下，那些国小民寡、资源匮缺、传统浅薄的民族反倒可以利用这和平年代发展经济，促进教育与文化的繁荣，并且日新月异，把中国内地远远地抛在后头。日本、韩国和新加坡都是这样的。
    中国人并非没有反思精神，不足的只是反思的进路和深度。面对历史发展的不顺，面对诸多的悲剧和闹剧，这些年来许多人都在反思，都在试图拨乱反正。民间的思想者是这样，掌握权力话语的人也是这样。
    一个民族的发展，即为历史性的实践活动，亦需理论的指导。因而民族历史发展的不顺，既可能是实践的原因，又可能是理论的问题。这就好像是盖房子，如果蓝图没有纰漏，建筑质量则取决于施工的过程，或是没有按蓝图而施工，或是偷工减料，使之弄成“豆腐渣工程”。反过来理解，如果施工人员既没有偏离蓝图，又没有偷工减料，以次充优，那么房子的质量如何，则完全是蓝图本身的问题。这样的道理本来很简单。可是我们的国人在反思近几十年的中国问题时，常常只把失误的原因归之于实践，归之于施工人员，似乎所有的过程都是因为我们自己没有严守既定的理论，没有严格按照蓝图施工。至于理论本身是否有问题，很少有人思考过。正惟如此，人们一次又一次地犯错，亦一次又一次地反思，其结果也就只能是，反思仍旧，错误仍旧。
    社会发展的歧出和坎坷，虽然不能说没有实践上的原因，但是实践如果一再失误，而且诸多失误皆有着根源上的一致性，那么问题的实质恐怕就不在实践之本身了。实践是受理论支配的。如果理论是完善的，实践怎么可能一错再错呢？实践的偏差，容易拨乱反正；理论上的偏差，则很可能是一步错，步步错。而且情况还恰恰是，如果理论是偏差的，人们越是严格遵循理论，越有可能南辕北辙，越错越远。更难回答的问题是，指导我们实践的乃是一种被认为先进的理论，是引导我们向着理想社会的灯塔，为何一旦同实践相结合，却又很难体现其理想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