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彼特对威廉.配第的一段评价

熊彼特（1883—1950）是一位个性鲜明的经济学家。在《经济分析史》中，他对那些对经济学分析方法的进步作出贡献的具有创新精神的思想家给予很高的评价，如威廉.配第、坎蒂隆、杜尔格、瓦尔拉斯等。对那些以综合见长而创新不足的思想家，如亚当.斯密、萨伊、约翰.穆勒，则评价较低。在他眼里，斯密著作的水平甚至不如重农学派的杜尔格，而萨伊则干脆就是一个浅薄而平庸的家伙。得到熊彼特好评的那些思想家除了对经济分析方法进步的贡献外，或者是曾经取得过财富的成功，或者是曾经取得过仕途上的成功，或者在两方面都取得成功。取得财富成功的如坎蒂隆，取得仕途成功的如杜尔格，而两方面都取得成功的就是威廉.配第。

在《经济分析史》中，熊彼特对配第有过如下的评价：“配第（1623—1687）是个靠个人奋斗而成功的人—他是内科医生、外科医生、数学家、理论工程师、国会议员、政府官员和商人——他是那种精力充沛、几乎任何事都能成功、甚至能转败为胜的人。虽然他因为多才多艺而有所失，但他在经济学史上仍不失为伟大的人物之一。但是，说到他的身后盛名，除去他的成就外，运气也帮了他的忙。马克思认定配第是经济学的创始人，使他除了在1857年受到罗雪尔发起的资产阶级对他的赞扬之外，又加上了社会主义者的喝彩。”（熊彼特：《经济分析史》（一），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P317注（1））

配第是个“靠个人奋斗而成功的人”。配第出身于伦敦一户贫穷的裁缝人家。由于家贫，十几岁就离家外出打工。最初在一家商船上做服务生。船行至法国期间，配第意外受伤，只得离开商船，上岸接受治疗。伤愈后，配第得到一家修道院的帮助，进入卡昂大学学习。配第同时在做家庭教师并做首饰生意为自己赚取学习及生活费用。配第的经营才能在做首饰生意中得到展现，他的微薄投资取得了1000%的年收益率。20岁时，配第曾经到当时经济发达，科学进步的荷兰留学，学习解剖学和医学，其间，曾经担任过著名科学家和哲学家霍布斯（1588—1679）的科学助手。23岁回到伦敦后，对科学有着极大热情的配第投入到科学研究中，曾经发明复写装置及抽水马桶并申请了专利。25岁时，配第进入牛津大学学习医学，取得医学博士学位。后来，配第担任过解剖学和音乐学教授。配第从荷兰回来后就开业行医，据说他的医术还很高明。某一年在伦敦的一家小报上登出一篇颂扬某位医生高明医术的文章。说的是，一位女性因为谋杀自己的孩子被判处绞刑，人们都以为她死了，一位医生却将她救活。这位起死回生的神医就是配第。有人认为这篇耸人听闻的文章出自配第的手笔。无论如何，医学成为配第进入上流社会的敲门砖。凭借高明的医术，配第得以结识上层人士，其中就有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领导人克伦威尔的儿子。26岁的时候，配第被已经是爱尔兰驻军司令的小克伦威尔聘请为侍从医生，并担任爱尔兰土地分配总监的职务。在此任上，配第为自己赚取了13000英镑的现金和18000英亩的土地，成为富甲一方的大财主。其间，灵活而善于钻营的配第还结识了后来成为国王的詹姆斯。1660年的时候，作为资产阶级革命中的活跃分子，37岁的配第已经成为国会议员。这一年，封建王朝复辟了。配第因为参加过资产阶级革命并利用革命聚敛大量财富而受到政敌的攻击。对配第来说，对他的政治地位的攻击也就是对他的财产地位的攻击，这两者都是他无法承受的，他可以放弃政治理想却不能放弃地位和财产，于是，配第背叛革命，投靠封建王朝。凭借他当年在爱尔兰时与落难的詹姆斯的关系，查理二世不仅没有追究他，还授予他骑士爵位。熊彼特说配第事事都能成功，而且能转败为胜，说的就是这回事。

熊彼特说配第“因为多才多艺而有所失”，我以为他说的是他自己。熊彼特年轻时候就有“三大理想”——成为维也纳最风流的情人，奥地利最潇洒的骑士，世界上最伟大的经济学家。当然，他所看重的是第三个理想。事实上，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熊彼特理所当然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了。他以创新理论为基础建立起属于自己的经济学体系，他的《经济分析史》成为经济思想史领域最伟大的著作。但是，与他同年出生的凯恩斯在经济学研究领域似乎总是走在他的前头，而且总是做得比他更出色，于是，熊彼特陷入深深的焦虑和失落之中——同凯恩斯相比，作为经济学家，他的人生是失败的。1944年底，在接受《红色哈佛报》采访时，熊彼特表达了对自己作为经济学家的的失望。“早年的时候，我形成了一种包括经济学、政治学、科学、艺术和爱在内的丰富、全面的思想。我全部的失败是因为对这一规则的忠诚，而我的成功则来自我对这一规则的忽视；在任何领域，集中精力都是成功所必须的。”（格林.艾伦：《开门—创新理论大师熊彼特》，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P531）熊彼特将自己作为经济学家的失败归因于未能专心于理论经济学的研究而是出于对知识的兴趣而广泛涉猎以及对“为艺术而艺术”的信念的坚持，这其实只说对了事实的一半。更关键的原因可能还在于熊彼特的研究方法。经济学的研究，从方法论的角度，大体上可以分为归纳和演绎。如果将经济学理解为一种认识世界的方式，这两种方法都是必须的。归纳提供知识的来源，而演绎将知识系统化以利于传承和发展，两种方法的结合是经济学说发展进步的条件。但是，归纳和演绎本身可能存在某种冲突，归纳要求现实，而演绎要求抽象。如果将归纳和演绎都控制在适当的可操作的程度，二者的结合将有助于知识的进步和发展。但是，如果极端化处理归纳和演绎，要求绝对的归纳和绝对的演绎，则二者的冲突将使研究陷入死胡同。熊彼特对于高度的演绎似乎是存有戒心的，所以他将李嘉图的过于依赖抽象演绎的方法视之为“恶习”；但是，熊彼特同时又对抽象演绎带来的简洁和清新情有独钟，比如他对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体系就推崇备至，称之为“水晶般透明的体系”。在德国历史学派和奥地利学派关于方法论的争论中，熊彼特实际上更加倾向于主张抽象演绎的奥地利学派。但是，作为一个对政治学、社会学有着深刻造诣的经济学家，作为一个对知识探索有着使命感的社会科学家，他对理解真实世界有着坚强的信念。如此矛盾的心理，使熊彼特不断陷入矛盾和冲突之中。这可能才是他的研究陷入困境的关键原因。由于对瓦尔拉斯“水晶般透明的体系”的崇拜，熊彼特年轻时候就立志于建立自己“水晶般透明”的货币理论体系，他希望用简明的数学来构建一个完善的货币理论体系。但是，在构建货币理论体系的过程中，对真实世界的关注使他不断将影响货币运动的诸多复杂现实因素纳入，这使他的体系在抽象和归纳之间，在理想和现实之间不断陷入矛盾和冲突而不能自拔。到上个世界三十年代，他的竞争对手凯恩斯已经写出了两部关于货币问题的著作（1923年的《货币改革论》和1930年的《货币论》），熊彼特的货币理论体系还没有建立。大危机发生后，熊彼特希望能够用自己的“创新理论”对经济周期进行一个透彻的分析。同货币理论研究一样，熊彼特在研究中一样陷入归纳和抽象，现实和理想的冲突之中。他本来希望用一两年的时间完成研究，在1934年出版著作的，但是，无法割舍的对诸多现实因素的关注使研究著作的完成一再拖延，当他最终于1939年出版《经济周期：资本主义过程的理论、历史和统计分析》时，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已经出版了三年。凯恩斯的著作更加简洁、凝练，也更加具有政策的可操作性，熊彼特与凯恩斯这一回合的竞争彻底失败了。凯恩斯似乎成为熊彼特的一个恶梦，他总是走在熊彼特的前面，并且总是比熊彼特更有效率地达成目标，于是，晚年的熊彼特陷入深深的挫败感之中。相对于熊彼特因为方法论的偏颇导致的“失败”而言，威廉.配第“因为多才多艺有所失”则情有可原。处在那样一个大变革的时代，作为一个高度关注现实的思想家，威廉.配第对现实经济问题的广泛关注其实体现的是一个思想家的敏感和责任。他的所谓“有所失”，比如在很多研究领域缺乏研究的深度，在很多方面还受到传统观念的约束，从知识发展累积性和渐进性的特点来看，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配第几乎研究了他那个时代出现的所有经济问题，对古典经济学形成时期经济学疆域的开拓，这是一个重要的贡献。当然，他的研究也存在诸多问题，比如，就价值理论而言，他注重对价值量的研究而对价值实体则没有进行深入分析；还有，配第作为古典经济学的奠基人，还保留着浓厚的重商主义的色彩，他之所谓决定商品价值的劳动总是与生产金银的劳动相挂钩；再有，他所定义的地租实际上是剩余价值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地租，等等。不过，配第研究中诸多的不足还是掩盖不了他的贡献。美国非主流的经济学家迈克尔.佩罗曼对配第的如下评价相对来说是中肯而确切的：“古典经济学开始的时候，焕发出一种少年人般的光彩，或许没有一个古典经济学的实践者在成就方面，或是在不成熟方面，可以与无可比拟的威廉.配第相提并论。”（迈克尔.佩罗曼:《资本主义的诞生—对古典经济学的一种诠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P128）

再说一说配第的“身后盛名”。 历史上那些卓越的思想家，生前的荣耀和身后的盛名往往不可兼得，配第则是一个例外。按现代人的说法，配第属于那种能够自觉进行人生规划和家庭经营的人士。出生于一个贫寒家庭，通过自己的努力奋斗，配第不仅成为成功的医生、发明家、理论家、政客和富商，还为自己的家族赢得了贵族爵位。配第的后代谢尔本伯爵曾经是亚当.斯密的学生，曾经短期担任过英国首相。不过，由于某些经济原因，斯密似乎对配第家族不是很满意。配第身后的盛名，与他对经济学研究方法的贡献有关，也与他的运气有关。配第被资产阶级主流经济学认同完全可以理解，一方面，作为经济学研究的拓荒者，配第开拓了经济学研究的领域，奠定了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基础；另一方面，配第对经济学研究方法的独特贡献，奠定了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科学的方法论基础。其后一方面的贡献，在实证经济学成为现代经济学的标准之后，更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和推崇。在熊彼特那里，对配第以“政治算术”为代表的方法论贡献，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说那是一个“鼓舞人心的启示”，“富有启发性的纲领”。不过，配第在现代经济学中，尤其是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得到青睐，则与熊彼特所说的“运气”有关。马克思对配第的为人虽然不屑，对他的贡献则不吝夸赞。说他是“现代经济学的创始者”，是“最有天才和最有创见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家”。被马克思称之为“天才”的还有重农学派的创始人弗兰斯瓦.魁奈（1694—1774年）。马克思之所以称魁奈为天才，因为他研究社会总产品实现问题的《经济表》在他之后一百年间没有人能够正确解读。魁奈之后第一个正确解读“经济表”的正是马克思。这样说，马克思夸魁奈是天才，在相当意义上也是对自己天赋的肯定。马克思夸赞配第，也因为配第的思想与他有相同之处。在思想史上，配第是第一个有意识地将价值归结为生产商品的耗费劳动的思想家。就马克思来所，劳动价值论是他整个经济理论的核心和基础，因此他对同道的认同和夸赞完全可以理解。

出生于那样一个风云际会的时代，富于进取精神的威廉.配第在努力实现自身人生价值的同时推动了经济学的发展，他没有辜负他的时代，也没有辜负他的天赋。用恩格斯的在《反杜林论》中的一段话，作为对熊彼特评价配第的一个补充——

“配第在政治经济学的几乎一切领域中所作的最初的勇敢尝试，都为他的英国后继者所接受，并且作了进一步的研究。在1691年到1752年这段时期，这一过程的痕迹，就是对于最肤浅的观察者来说，也是十分明显的，因为这一时期比较重要的经济著作，无论赞成或者反对配第，总是涉及配第的。”（1691年诺思的《贸易论》出版，1752年休谟的《政治论丛》出版，这是两部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著作。这两部著作的出版是自由主义经济学形成的重要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