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导教育必将误国误民
10月8日下午，吉林省实验中学的高三学生吴天昊到长春楼会馆体育场去打球，18时左右与同在一个球场的长春二实验中学郝志鹏发生口角而打架。事后不久，郝志鹏的父母带领四十余人冲进球场殴打吴天昊，并砍掉了吴天昊的双手。10月9日上午10时许，吴天昊因伤重不治身亡。
10月10日《看东方》栏目播出一则消息，昨天凌晨1点，上海浦东翰城国际小区内发生了惨剧，一个年仅11岁的男孩从13楼跳楼身亡，疑与压力过大有关。据小区的居民介绍，这个小男孩很漂亮，在徐汇某名牌小学就读。说话老成，经常称学习压力大，其父母都是医生，家境富裕。心肝宝贝的这一跳，跳的年轻夫妇天昏地暗。
最近关于学生跳楼、喝农药的事情接连不断，因此受到批评的，质疑的就是教育，其中不乏有批评今天的应试教育，也有批评家庭教育的，还有就是责备社会风气。
我总是感觉到教育在被误读了，更确切的说有人在误导教育，误导教育必将误国误民。
社会的各种批评有一些也不尽然到位，我觉得这些批评再不到位，是不能指责这些批评的，即便是说不到点子上去我们也应该保护。但是作为教育者，特别是教育学者以及媒体不能误导教育，如果这些人误导了教育其危害性更大，必将会误国误民的。再就是政府教育机关，对于教育问题几乎要保持缄默，官员们很明白，如果在这个时候回应，无论说得有多好，总会有质疑的，避免引火烧身，还是不说为好了。实际上，政府的公信力难以服人。毋庸置疑，政府是否能引导教育步入正轨是起决定作用的，这是非常矛盾的事情，并让人纠结。
什么是教育？《教育学》教课书上写得很明白，但是一经演绎就会变得支离破碎。
教育是怎样被误读的？
孩子的学业负担沉重，政府也一再强调减负，有人就提出“从油锅里捞孩子”，这个出发点是没有问题的，当把整个教育演绎成“课改就是从油锅里捞孩子”就值得商榷了；如果教育改革就是“课改”，那么就更值得商榷了；如果课堂要范式化，这就走得更远了。范式是形而上的，一旦课堂固定一个范式，还能有创新？
有些问题不是靠说的好听，而是要有理论与实践，并经过实践的检验。
《人民教育》2010年第7期有一篇文章：《总有一种教育是有效的》，文章说：“教育真是一件奇妙的事，当你一次次地遭遇教育的挫折时，请不要埋怨学生‘孺子不可教’，试着去更多地了解学生，多一点新的发现，多一次尝试的机会，也许成功就在不远处等你！”
在老师的面前不应该有差生一说，不能对学生划为各种类别和等级，更不能对一些学生采取放弃的态度。现在真要教师做到这一点，我以为很难，因为对教师的评价就是依据学生的“分数”。
狭义的教育就是学校教育，学校教育也不只是一个课堂，而今教育的问题不仅是课堂的问题，而是整个体制上有问题，如果教育体制不改变，课堂救不了教育。何况完整的教育还要包括家庭教育与社会教育。学校、家庭、社会缺一不可的。
有一位6岁小学生说：贪官有很多东西，长大想当贪官。这件事情引起社会很大震动。其实对于这个孩子而言并不是很大的事情，因为他才六岁，儿童成长时期，还是可以教育好的。但是对教育而言就是一件大事了。
学校说我们绝不会有这样教育的，这是社会影响的结果；家庭就很难辩解了，如果一个孩子看到的家长就是贪官，有很多东西，这种影响就很直接了。
教育者眼中的教育应该是一种义务，而不是一种等价交换买卖和权利；受教育者享受的是一种改变自己的权利，发展自己的权利。义务教育如此，所有的教育都应该是如此。尽管在狭义的教育概念就是学校教育，但是履行义务不仅是学校，家庭与社会的作用都是不能或缺的。
而今学校之外的教育并不承担义务，就是商业交换，不但学生负担加重了，教育市场化加剧，国民的教育经济负担大幅增加，许多教育无用，并且还是陷阱。
学生的社会实践越来越少，学生离开社会越来越远。
在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里记载了毛主席叙述他的家庭怎样由贫农转变为富农的。毛主席能写出《湖南农民考察报告》，这是他“实地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的情况”后写出的。毛主席是富农的家庭叛逆者，并走上革命的道路，离不开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当然也有一定成分的家庭教育。教育最终形成了他的价值取向，革命坚定意志。
我举这个例子是要说价值取向和价值观的形成在教育中特别重要，唯分数的教育是绝对做不到的。仅以“课改”改变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是不现实的，如果要通过“名校共同体”实现其目的，最终一定是贻害教育。我如是说并不是不要“课改”，“课改”只是教育变革中的冰山一角，一个命题而已。
《战国策》中有一篇《触龙说赵太后》，达官显贵怎样教育下一代？应该听听触龙说的话。今天，“富二代”、“官二代”就是一个贬义词，也是说明这些阶层的家庭教育确实很成问题。
在我看来小孩子打架几乎不可避免，所有的社会和国家都会有发生。这件事情也有两重性，有好的一面，打架也能锻炼孩子的意志品格，只要不是恶意格斗，不伤害别人，小孩子打架了不要大惊小怪。但也有不好的一面，那就是自以为了不起，喜欢欺负人，关键就看怎样引导教育了。如果家长参与其中，这么一搅和，即便是有点积极因素也就彻底完蛋了。郝志鹏的父母带领四十余人冲进球场殴打吴天昊就做的更过分了，而且是触犯刑法犯了罪。
我一直在说“知识改变命运”是一个伪命题，这个命题对于贫困生似乎看到了曙光，但是当我们看到贫困生上大学的几率在不断下降，实际反映了这是一个教育公平的问题。
1977年恢复高考，其意义深远，也不容否定。这个时期的大学生是恢复高考的最大受益者，其中绝大多数是今天的社会精英。如果价值观就是“知识改变命运”，那么必定会出现贪图享受的无为者。有一部分社会精英不顾一切的争取项目，争取科研经费，结果国家的大批经费花出去了，却没有成果，假成果到不少。可以断定这些社会精英的价值取向确实是有问题，老百姓的批评专家是“砖家”、教授是“叫兽”绝不是无的放矢。
为什么？教育出现的最大问题就是不能把价值取向放在一个突出的位置，没有价值取向，只有“命运”的改变，一定是狭隘的，甚至有害的。
林林总总的问题，不仅是学校要反省，家庭和社会都要反省。
再把话题转回到“减负”的问题上，现在社会对减负并不认可，有的省减负的口号喊得最响，仔细一看，空喊而已。因为“知识改变命运”是强势，应试教育处于统治地位，是把成功和文凭画上了等号，是把金钱和学历划了等号，因此空讲减负是没有用的。
媒体几乎成了应试教育的帮凶，无论平媒还是网媒，考试最吸引眼球。什么考试秘籍、高考必考，猜题，圈题以及教辅教材广告等等，只要能吸引应考者眼球，铺天盖地，比比皆是，无疑是在火上浇油。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关键是不能误读教育，教育机关不能，掌管教育的官员不能；教育者不能，其中有教育学者，学校及教师；媒体也不能，媒体中比比皆是的应试宣传更是要不得的；家长的观念要转变，特别要重视价值取向的教育；一个孩子的成长，要顺其自然，要让孩子有兴趣，要善于发现孩子的特长，善于发挥其天赋，在这个基础上刻苦学习是必要的。但是教育万万不能忽视价值取向的定位，也就是德育。不能继续走“知识改变命运”的路，要树立干一行，爱一行，360行，行行都能出“状元”。政府要做好教育公平这桩大事，均衡教育资源不能靠喊口号。转变社会观将是有决定性作用的，这一点，教育学者、学校教师以及媒体千万不能继续误读教育。
二〇一一年十月十三日星期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