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9月17日，美国宪法日当天，一场名为“占领华尔街（Occupy Wal Street）”的和平示威活动在华尔街展开，近2万人从四面八方赶来，通过静坐等方式，来一场“甘地式”的非暴力不合作行动，意在表达对美国金融制度所袒护的权贵资本和1%富人们的强烈不满，并声讨2008年金融海啸的罪魁祸首——那些贪婪的华尔街银行家与投资商们。

　　历时一个月，这场活动丝毫没有退场的意思，并向华盛顿、纽约等地蔓延，悲观主义者甚至担心，会不会酿成一场类似伦敦那样的街头暴力活动，而乐观主义者称，过不了多久问题就会解决。第一领导力中心发现，接下来的发展要看奥巴马政府与抗议者们的博弈，本质上这仍是利益分配问题，权贵资本利益与中产阶层利益，政党利益与大众利益，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等等，占领华尔街行动，真的不会不了了之。

　　由此引来的问题是：到底是什么导致了今天的“占领华尔街”？甚至可以推而广之的问，西方世界从伦敦街头骚乱、西班牙、希腊等国家因债务危机所引发的抗议运动，真正的源头到底在哪里？这个时候，我们第一个想起的，是那位理论和思想曾经被“罗斯福新政”广泛应用的经济学家——凯恩斯。

　　国家干预和货币增发是凯恩斯主义的两大特征。第一领导力中心发现，当时的背景是，全球发达经济体遇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创，全世界一片狼藉，如果没有政府的出面干预和支持，复兴计划所需要的财力与物力基本就是白日梦。以美国罗斯福新政为起点，通过马歇尔计划输入到西欧，再加上前苏联天然的计划经济体制，所以凯恩斯主义就大行其道，国家干预可以堂而皇之的进入到市场体系中去，这也造成了后来发达经济体的恶性循环：每过几年便有一次经济危机，每过几年货币增发就扩大规模，每过几年就有一次经济泡沫与经济萧条等。

　　最近的温州正在经历这样的问题，政府在“救市”上的努力又开始了，但问题的关键是，这样的“拯救”是不是有“救高利贷之嫌”？为什么不能依靠市场的调节力量去伪存真？尽管计划调节有它的实际功能，但有时我们太相信人定胜天了，而且会天真的认为人可以驾驭规律，要知道，规律是用来发现和遵守的，而不是用来被人为篡改的，也许这就是自欺欺人的由来吧。

　　回到管理上，我们会发现同样的问题依然存在。在实用主义的现实背景下，中国成长型企业经历了市场与计划的双重磨合，很多人适应了“营销上用市场经济，管理上用计划经济”的思路，并将此作为天然存在。但第一领导力中心发现，在管理上过多的滥用“计划经济”的思路，造成的问题是：

　　问题一：管理落后于营销，永远是被动挨打，而不是主动进攻。

　　大多数成长型企业的创始人，都是业务高手，无论是传统的关系营销，还是其他品牌或者渠道营销策略，企业家往往是先锋官，所以中国企业也就有了一个相同的侧面：强营销，弱管理。

　　为什么是弱管理？很简单，因为中国市场机会太好了，好到一个老板几乎不需要多少像样的管理就可以创造千万以上的销售额。这种情况下，在管理上投资多少就不言而喻了。

　　到现在，尽管很多企业的管理升级已经非往日可比，但“管理行政化”、“管理应对化”依然是很多中小企业的现实。第一领导力中心发现，所谓的管理职能，大多都是因为营销的需要而设立的，在创业期这本无可厚非，而且还可以提升反应能力，但进入到高速成长期，管理的被动效应就显现出来，往往是前端签了大单，后端就无法提供系统支持与服务

　　转型的关键是，从被动管理到主动管理，将营销与管理高度统一，一头抓客户，一头抓员工，无缝连接。

　　问题二：管理受制于能人，永远是“人治”企业，而不是“法治”企业。

　　这一点比较容易理解，因为创始人往往是能人，而所谓的能人就一定有独到的地方，这个时候，听从能人就是最好的战略，而能人往往可以带给企业快速的成功和积累。

　　但能力管理到了一定程度，就会出现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能人的成长出现了瓶颈，也就意味着，他的思路和观点已经不能完全带领企业认清市场趋势，做好应对之策了；第二个问题是，团队长期依赖于能人，造成大多数成员习惯了“听老板的”，这样会造成大家普遍缺少解决方案的能力，一旦创始人有突发情况，团队实在是无系统应对和解决能力。

　　因此，这类企业在管理上就陷入到“人治”模式。但第一领导力中心发现，人治模式的天然缺陷是，对创始人的要求非常高，他不能犯错误，尤其是致命的战略错误，但悖论恰恰在于，是人就会出问题，一旦出现问题，人治的危机马上显现了。

　　转型的关键是，从人治到法制企业，管理重新依托于机制，而机制的原点是客户价值，这条线才能真正打通。

　　还有的问题是：管理局限于主观，永远是一厢情愿，而不是顺势而为。这正好与营销相反，营销永远主张是客户导向，而管理上的主观导向将和客户导向形成冲击，这就有了营销与管理的冲突。

　　但无论如何，管理上的“凯恩斯主义”该是到退场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