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的市场经济，一定要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择完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作为经济体制改革与制度创新的根本指导原则。的确，如有的学者所说的那样，这种选择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和必要性。然而，实践告诉我们，效率优先的经济体制改革并未能有效兼顾公平，且由此进而酿出、发散了广大民众诸多的甚至无可名状的纠结、烦恼和矛盾。这一切的一切，几乎都存在着不公平，大不公平，尽管人们可以回驳说，制度选择的初衷在于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与创新发展成就之迅速而丰厚的获得，打造出人民根本福祉的源泉。
可时至今日，人们注意到，效率优先的经济体制机制本身是否能够真正兼顾到社会公平，隐含着诸多的问号。在改革开放初始起步阶段，一则无经验，而更应想到的一点是，在温饱尚未解决的偌大中国尽为贫困所笼罩之际，自觉不自觉地选择了效率优先——这的确是与绝大多数人恨不得一个早上跳出“水深火热”景况——的急不可奈心态密切相关。然而，传统的实则至今亦并未真正变更的经济学——奉行的乃边沁功利主义；至于帕累托效率甚至根本没有公平的标准，这才是根本的缘由。况且，实践之来路上，则一边是计划经济“大锅饭”，平均主义，一边是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全由国家托底的情况下，社会公平问题似乎不显山不露水。
自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人们生活开始“吃讲营养，穿讲漂亮，住讲宽畅”，即民众生活过了温饱线，要向小康迈进之际，现实便时时处处显露出公平与效率不和谐的摩擦、冲突和矛盾，事事处处表现为保证效率优先而使社会公平表丧失话语权。不仅如此，更为深层的经济社会机理则表现为，在改革的进程中，还内生出一套与经济要素体系平行的经济权力体系及其官、商分别或融合在一起的社会群体，这种经济权力主体通过种种“地上规则”与“地下规则”参与了社剩余价值的分配，使得公平在由传统的 “资本雇佣劳力”（潜台词是资本统治劳动的意识武装的）资本面前更加失势，资本与劳力之经济权力这种不对等，在社会财富的分配上，更加官方化了的资本便有着更大的讨价还价能力，从而获得更多的剩余劳动。
总之，“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决不应再贯彻了，应当倒过来，“公平至上，力求高效”。理由是：其一，没有公平标准的帕累托最优应当坚决摒弃；其二，造成假冒伪劣满天飞的严酷现实告诉人们，“将本求利”必须为“将责求利”取代之；其三，宝贵、卓越的诚信体系是市场交易机理的灵魂，有诚信也定会有效率，而效率至上，无视诚信正是当今市场经济一切癌变的病灶；其四，必须树立起大生产资料观，打破资本（主导）劳力之劳资关系传统的架构，实行经理采购员工劳动之体制（杜拉克）；其五，把创意和软劳动置于非创意和硬劳动之上；其六，最要紧、最为迫切地是树立大生产资料观，把劳动者手中的科学、技术、知识、能力、智慧、文化等等生产要素——全部纳入商品生产价值总额中去——彻底打破传统的对资本统治的迷信与崇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