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12月，美国国会召集了一次面向金融业巨头们的听证会。这次听证会的主要目的是，调查金融业巨头们是否正在加紧攫取垄断权力，并正在透过金融业控制了工业。美国政府与舆论界始终存在的对于垄断的天然警惕，催生了这次历史上主要银行家参与最多的听证会。
这次听证会上，云集了一大批当时在美国金融界举足轻重的大佬，其中最著名的当属JP摩根。在听证会上，来自纽约的大律师昂特迈耶对摩根展开了凌厉的攻势。他力图弄清楚，摩根是如何组建起自己的关系网，又是如何利用关系网为自己牟利的。尽管，摩根一直试图保持低调，并对听证会进行了充分的准备，力图给外界形成一个和蔼、善良的形象，但是，听证会上列举的大量事实还是让摩根难以招架。
例如，摩根使用他的银行权力，从发明天才爱迪生那里购买并成立了通用电气公司，又从另外一个工业界大佬卡耐基那里购买并成立了美国钢铁公司。他在大量的银行、铁路公司中拥有股份和董事席位，并控制了当时美国最大的三家保险公司。截止到1910年，摩根控制了美国50万公里以上的铁路线，从而控制了美国大部分的煤炭运输。舆论界的普遍观点是，在无所不在的垄断控制之下，美国的煤炭业与铁路业很难存在真正的竞争。
当时，一篇很容易激发公众反垄断情绪的报道这样写道，“大众完全是在一伙巨头们的怜悯下生活，每年冬季来临的时候，煤炭托拉斯就提高自己的价格。每年家庭主妇们要额外承担7000万美元的负担，另外每年还要被勒索4000万美元。”
事实上，在那个年代，几乎所有被后世所称道的工商业大佬们，都生活在政府反垄断的压力与舆论的怒火之下。
比较早地遭受到反垄断制裁的是铁路业的巨鳄---哈里曼。他一生的心血都在致力于构建庞大的铁路帝国。然而，作为哈里曼整合西北部铁路的控股公司北方证券公司，于1904年为最高法院裁决宣布解散。1908年，哈里曼又遭受了一次沉重打击，这一年，联邦政府再次对他发起诉讼，要将哈里曼治下的太平洋联合铁路从他的公司中分拆出来。在政府反垄断的强力打压之下，哈里曼的铁路帝国于1912年完全分崩离析。
而另一位几乎可以被视为工业界宗师级人物的洛克菲勒，也在他的事业达到巅峰之后，感受到了反垄断的强大力量。作为不断吞并掉竞争对手而日益膨胀的石油帝国的掌门人，洛克菲勒通过制度创新，为后世留下了一个垄断的标志性代名词---托拉斯。1881年，41个洛克菲勒的合作者们，将全部的石油资产交给由9名理事组成的托拉斯管理，这个托拉斯负责对几乎完全控制美国石油业的40个公司进行全权负责和资产管理。但是，1906年，联邦政府的反垄断锋芒直指这个庞大的组织。历经5年的鏖战，1911年，洛克菲勒的标准石油公司被宣布解散，分拆为33个独立的新石油公司，其中包括今日的石油巨头埃克森石油、美孚石油等。
不仅是企业帝国遭受到制裁，对于当时的商业大佬们，恐怕更富有影响力的冲击来自于舆论的抨击与道德上的挑战。那个时代的大企业家们，包括铁路业的古尔德、哈里曼、钢铁业的卡内基、石油业的洛克菲勒、金融业的摩根，统统被冠以一个非常难听的名字---“强盗资本家”，称谓本身既勾勒出了他们在自己事业领域的强大，但更凸显出这些人在道德上的窘境。这种事业规模与道德处境上的两难，直至今日企业界，仍然环绕在工商业大佬们的周围，成为一道难解的问题。
在一封标准石油公司内部人员写给洛克菲勒的信中这样写道，“我们取得了商业史上前所未有的成功，我们的大名传遍了世界，但我们的公众形象是实在不敢让人恭维。我们被视为一切邪恶的化身，冷血、压迫、残酷，人们带着有色眼镜看待我们，对我们轻蔑地指指点点。”
由大量记者、挖掘黑幕的研究者、企业史作者、坚定的自由竞争捍卫者以及通俗作家汇成的舆论洪流，几乎把那个时代变成了针对大企业的“追捕的年代”。著名的《纽约世界报》的老板普利策，把摩根集团形容为“吸血的犹太人和外国人集团”。一本名为《七个使美国人民沦为奴隶的金融阴谋》的书，生动地描述了华尔街的金融家们是如何控制美国的货币。另一本名为《纽约黄金阴谋》的书，详细描述了铁路业的大佬古尔德如何操纵纽约黄金市场。这些书都成为了当时的经典作品，流传甚广。而于1902年出版的《标准石油公司史》，作为有史以来最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公司史名著，作者塔贝尔在这部为她赢得巨大声望的作品中总结道，“只要标准石油公司仍然能够像现在这样控制运输，它就始终是石油工业的主宰，而美国人民则必须为他们的冷漠和愚蠢而付出代价。”
这种舆论的洪流不可能不影响到了公众的情绪与政府的抉择。1907年，当时的总统罗斯福在一次与金融界的聚会演讲中，把锋芒直指坐着离他不到30英尺的著名金融家们，他不断加重着语气，用手指点着那些目瞪口呆的大亨们，告诉他们自己已经做好了准备。罗斯福为大亨们做好的准备是，政府开始调查摩根庞大的资产，美国企业局开始追踪美国钢铁公司，众议院也开始了自己的调查，从而促成了本文开始的一幕。
今日读起这段历史，令我们感兴趣的是，为何当时的工商业大佬们以各自独具特色的贡献，为人类商业史的进步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的同时，又为彼时彼地所不容，遭到严厉的反垄断制裁与强大的舆论抨击，这背后的规律，是否可为今日商界精英们所汲取反思？
在一个以规模化为基本逻辑的商业世界里，获得超额利润、扩大市场份额是成为大佬的必要条件。而在这个过程中，商业利益与道德界限往往模糊而富有弹性，早期的商界大佬们似乎很难在两者之间划清界限。但无论如何，回顾那段历史，确实可以在辉煌的商业成功的背后，看到冰冷而残酷的一面。
以给时人一向通情达理印象的卡内基为例，1892年，为了应对在竞争中激烈的价格战，卡内基钢铁公司试图通过降低工人薪资而削减成本，但遭到了霍姆斯特德工厂工人的激烈反对。糟糕的是，公司采取极为强硬的对策，不仅关闭了工厂，并且叫来了全副武装的侦探保卫工厂，结果11名工人与7名侦探在交火中丧生。这件事情，给美国工业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伤痕。在随后的报道中，公众逐渐了解到工人们生活的艰辛与痛苦。尽管卡内基事后声称“工人的一滴血比工厂更重要”，但当罢工最激烈的时候，他仍留在苏格兰的豪宅并且完全了解削减薪资的事实，使他受到了广泛批评。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整个过程中，都有摩根集团深度参与并大获其利的影子。在战争开始的时候，英法等国向美国购买了大量物资，而代理人就是摩根公司，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协约国通过摩根公司购买了30亿美元的物资，摩根从中得到1%的佣金。此外，在战争中，利益集团极力影响政府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这直接带来了钢铁价格50%的增幅，而摩根、洛克菲勒等人正是海军建设的既得利益者。1915年，摩根为协约国主持了一次数目庞大的债权，摩根也从中获得了丰厚的佣金。如此种种，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摩根正在成为政府中的政府，通过影响国家决策而获利。
大佬们必须要理解的一点是，公众对于企业家的期望绝不仅仅是商业上的成功。公众往往对于成功的企业家具有极高的道德要求，不仅希望结果合理，更希望过程公正，不仅希望他们发起创新，更希望他们代表时代的价值主旨与道德良心。在这一点上，古今皆然。
如果更深层次低看待这些商业大佬们遇到的矛盾，可以看到，与艺术家一样，商业创新事实上在和传统的习俗作斗争。所有创造性的人才都面临同样的挑战，他们认识到变化是创造力的本质，但变化不仅带来了新东西，还在于它破坏了人们原本熟悉的东西，改变了人们的习惯，破坏了人们固有的世界观。
任何商业上的创新，都必然有其破坏传统甚至颠覆传统的一面，由此带来的问题是，当商业创新的速度超过了法律和风俗习惯的发展速度，于是那些触犯了法律或者与习俗发生冲突的企业家会被指责为目无法纪、掠夺成性，而真正可能的事实是，法律其实还没有发展到能够应对这些创新的程度。
在一个国家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如20世纪初的美国，21世纪初的中国，总有大批行动快的人力图摆脱旧的束缚，突破更多的既有框框，获得前所未有的自由去充分释放自身的能量。但是，在这个过程中，谁都不知道应该以一种什么样的最佳法律框架和社会心理基础，去应对瞬息万变的商业创新。这个社会的总体环境还没有足够完善到能够解决企业家们所创造的新情况，但又不得不以某种反应去应对这些新情况。由此，法律框架、舆论环境与商业实践的冲突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这，正是20世纪初的美国商界大佬们与21世纪初的中国商界大佬们所共同面临挑战的根源所在。（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