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社会资本理论及其分析框架

马红梅  陈柳钦

（贵州大学经济学院，贵阳，550025）（天津社会科学院城市经济研究所，天津，300191)

[内容提要]社会资本是一个具有高度概括力的新解释范式。文章介绍了社会资本的理论起源及其诠释，分析了农村社会资本的概念、层次、特征及其类型，并立足于中国农村社会转型这一宏观背景，着重构建了一个农村社会资本理论的分析框架，由此构建了相应的社会资本测量指标体系。

[关键词]资本；社会资本；农村社会资本；分析框架

 

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是从新经济社会学演化出来并在近几年成为一个国际性的学术研究热点。因此，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及政治学家都纷纷引用这一概念以解释纷繁多样的社会经济现象。近几年，社会资本作为一种新的资本形式，在国内研究中逐步兴起，并成为学术界较为炙热的概念。作为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相并列的第三种“资本”，社会资本是一个具有高度概括力的新解释范式。以信任、规范和参与网络为主体的社会资本与我国当前构建“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新农村有重要的联系。目前我国有关社会资本的研究还处于初步阶段，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社会转型的不断加速，社会的不断发展，社会资本理论的认识和应用也不断深化。现代性意义上的社会资本是建立在现代社会中公民权利和义务基础之上的，而不是传统的血缘、亲缘和地缘共同体基础之上的社会资本。如何正确的认识和发掘传统社会的社会资本的积极作用，通过开放、吸收和制度创新等一些途径来增加现代意义上的社会资本的存量，来加快新世纪中国新农村建设，是一项意义重大的任务。因此，完全可以将社会资本这一理论范式纳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之中。

一、社会资本理论及其诠释

       “社会资本”的概念最初由经济学的“资本”概念演变而来的，这一概念最早是作为经济学术语出现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已经提到过，指的是与“个人资本”相对的无数个别资本的总和，是“社会总资本”。而后随着研究的深入，它的研究领域逐渐扩大，政治学、社会学等不同领域的学者都从不同角度研究社会资本问题。正是为了解释单纯用经济资本（包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 所不能解释的诸多问题，社会学家提出了 “社会资本”的概念来弥补这一缺憾。

     从目前所能发现的资料来看，最早独立使用“社会资本”这一概念，并在内涵上与现今学术界所热衷的“社会资本”相近的是汉尼芬(Lyda Judson Hanifan)。他在1916年发表的《乡村学校社群中心》（The Rural School Community Center）一文和1920年发表的《社群的中心》（The Community Center）一书中，用“社会资本”概念说明了社会交往对教育和社群社会的重要性，但是他那里的社会资本还比较模糊。当然，汉尼凡并没有在社会资本与其他形式的资本之间作明确比较，而是使用这个概念来形容生活的某些方面，即“……那些倾向于使得这些有形的物质(不动产、个人财产或者现金)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变成更有价值的东西：也即善意、友谊、同情心以及构成社会纽带的个人和家庭之间的社会互动……”汉尼芬把社会资本看做个体的一种资产以及对个体社会交往的重视表明，社会资本概念已粗具雏形。

     具有现代意义的社会资本概念首先由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于1961年提出，他在《美国大城市的存亡》（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一书中说道：“网络是一个城市不可替代的社会资本，无论出自何种原因而失去了社会资本，它所带来的收益就会消失，直到而且除非新的资本慢慢地不确定地积累后它才会恢复回来。” 雅各布斯将“网络”作为社会资本应用于城市邻里关系的研究，他将社会资本界定为“邻里关系网络”的做法一直被沿用至今，并且成为研究社会资本的主要范式之一。

    美国社会学家詹姆斯·科尔曼（James Coleman）认为，最早使用社会资本概念的是经济学家洛瑞(Glen Loury，1977)，洛瑞在《种族收人差别的动态理论》（A Dynamic Theory of Racial Income Differences）中批评了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在研究种族间收人不平等时太注重人力资本作用而忽略了其他影响因素。洛瑞从社会结构资源对经济活动影响的角度出发，提出了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相对应的一个崭新的理论概念—社会资本。他认为，社会资本是诸种资源之一，它存在于家庭与社区的社会组织之中，为儿童和青少年的心理发育、社会化过程以及人力资源发展都提供了许多有利条件洛瑞尝试把社会资本的概念引人经济学，是为了论证社会资源对发展人力资本的重要影响。在他看来，无论是古典经济学还是新古典经济学，都是以经济人的假设为前提的，即个人是自利的，总是用尽一切手段谋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但这种利己主义者的描述与现实社会中的人相去甚远。因为在现实生活中，个人是处于一定的社会网络中的，并非以独立的方式去实现目标。个人追求的利益也不是完全的以自我为中心。因此经济学家必须修改理论假设，以使之更符合社会现实。洛瑞虽然使用了社会资本这一概念，但他并没有对此进行系统研究，因而也没有引起学界的重视。

     但理论界一般认为，是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首先正式提出 “社会资本”概念，并把它引入引入社会学的研究领域。1980年，布尔迪厄在《社会科学研究》发表了题为《社会资本随笔》（Essays on Social Capital） 的短文，他将社会资本定义为：“现实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体，这些资源与拥有或多或少制度化的共同熟识和认可的关系网络有关，换言之，与一个群体中的成员身份有关。它从集体拥有的角度为每个成员提供支持，在这个词汇的多种意义上，它是为其成员提供获得信用的‘信任状’。”布迪厄对社会资本概念作了社会学的解释，开创了社会学也能研究资本的先河，从而使社会学和经济学有了进行对话的可能。但是，这种解释仅仅将社会资本局限于网络这一种形式，缩小了社会资本这一范畴的理论内涵。

美国社会学家詹姆斯·科尔曼(James Coleman)是第一次提出社会资本理论框架的学者，科尔曼(1988）在《美国社会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发表的题为《社会资本在人力资本创造中的作用》(Social Capital in the Creation of Human Capita1)一文中完整地阐述了社会资本这一概念，并对社会资本给予了全面的界定和分析。科尔曼从功能角度将社会资本界定为：“社会资本的定义由其功能而来，它不是某种单独的实体，而是具有各种形式的不同实体。其共同特征有两个：它们由构成社会结构的各个要素组成，它们为结构内部的个人提供便利。”后来科尔曼在其所著《社会理论的基础》(The Foundations of Social Theory)一书中，对社会资本理论作了较为系统地阐述。而真正使社会资本的概念引起广泛关注的是美国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罗伯特·普特南（Robert Putnam）。他认为社会资本是能够通过推动协调的行动来提高社会效率的信任、规范和网络的。他在《使民主运转起来》(Making Democracy Work：Civic Traditions inModern Italy，1993)一书中对社会资本做了这样的定义：“社会资本是指社会组织的特征，诸如信任、规范以及网络，它们能够通过促进合作行为来提高社会的效率。”普特南对于社会资本的重要贡献在于，他在科尔曼的基础上将社会资本从个人层面上升到集体层面。普特南强调的是集体行为或组织行为的重要性，强调信任、规范和网络的重要性。近些年来，普特南及其继承者已经进一步发展了其社会资本理论。这种发展集中体现在世界银行的社会资本定义中，并得到了全世界的普遍推广和运用。而其中作为世界银行的资深社会科学家以及社会资本的理论权威之一的伍尔考克(M.Woolcock)对世界银行所倡导的社会资本概念具有关键性的影响。世界银行将社会资本分成紧密型（bonding）、跨越型（bridging）和垂直型（linking）社会资本。紧密型社会资本指家庭成员和其他具有紧密关系的人之间的纽带，跨越型社会资本指不同类型的人之间较弱一些的联系纽带，主要是各类组织的成员纽带，而垂直型社会资本指贫困人员与那些对他们具有重要影响的人员之间的纽带，例如社区贫民与政策决策人员或者对社区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经济组织负责人之间的纽带。在这种社会资本模式中，贫困群体的特征是具有很强的紧密型社会资本，较少的跨越型社会资本，但是基本没有垂直型社会资本。而后两者恰是促进社区经济发展的关键性内容，因而也是社区发展所关注的重点。普特南将跨越型资本概念的创立归功于布莱格(X. D.Briggs)，垂直型资本概念的创立归功于世界银行资深社会科学家伍尔考克。社会资本理论的另一个发展则是认识到社会资本同时兼有正面和负面功能。

 托马斯·福特·布朗(Thomas Ford Brown，2000)分别从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上逐一阐述了社会资本，将社会资本整合成前后一致、理论一贯的知识体系。托马斯·福特·布朗认为，社会资本是按照构成社会网络的个体自我间的关系类型在社会网络中分配资源的过程系统。在微观层面上，微观社会资本是一种嵌入自我的观点，是个人融入网络的产物，它以关系的形式存在，如亲缘、学缘、地缘。微观社会资本有三种构成形式: 嵌入社会结构中的资源、资源的可获得性以及对这些资源的使用。在中观层面上，社会资本以非正式制度、组织惯例、习俗规则而存在，强调个人、企业、社区、团体等因其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特定位置引起的对资源的可获得性。在宏观层面上，称嵌入结构的观点，关注的是在组织、社会或国家中某一行动者群体对社会资本的占有情况，包括和谐的社会关系网络、有效的制度规范、普遍信任等。有关社会资本这三个层面的分析并不互相排斥，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根据讨论问题的不同而各有侧重，任何给定的问题都需要在三个层面上分析。托马斯·福特·布朗对社会资本的表述提供了研究社会资本的新视角。

著名美籍华裔社会学家林南（Lin Nan，2001）在吸收了马克思的资本概念，舒尔茨的人力资本概念，以及布迪厄、科尔曼和普特南的社会资本概念的基础上，强调“社会资本是投资在社会关系中并希望在市场上得到回报的一种资源，是一种镶嵌在社会结构之中并且可以通过有目的的行动来获得或流动的资源”。林南定义社会资本时强调了社会资本的先在性，它存在于一定的社会结构之中，人们必须遵循其中的规则才能获得行动所需的社会资本，同时该定义也说明了人的行动的能动性，人通过有目的的行动可以获得社会资本。林南的社会资本界定包含了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社会资本植根于社会网络或社会关系之中，不能离开社会关系谈论社会资本；第二，社会资本是一种可以带来增值的资源，这种增值功能不仅体现在货币、财产等物质资本，也可以体现在人力资本以及声望、信任、规范等社会资本上；第三，社会资本不仅是嵌入在社会关系中的资源，而且也是人们为了获得各种效益的投资活动。

 尽管上述社会资本定义在表述上各有所不同，但指向基本一致，即都把社会资本看作为一种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相区别的资源，它为社会结构中的行动者提供便利，包括信任、规范与网络三大基本要素。对于社会资本概念，我们可以结合中国的现实从三个方面来理解：首先，社会资本主要是由公民的信任、互惠和合作有关的一系列态度和价值观构成的，其关键是使人们倾向于相互合作、去信任、去理解、去同情的主观的世界观所具有的特征；其次，社会资本的主要特征体现在那些将朋友、家庭、社区、工作以及公私生活联系起来的人格网络；第三，社会资本是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一种特性，它有助于推动社会行动和办成事情。参考普特南的社会资本理论，我们认为社会资本就是存在特定共同体之中的以信任、互惠、规范和合作为基本特征，进而建构的社会参与网络。它具有社会结构资源的性质，其中信任、互惠和合作构成社会资源的三大基本要素。中国社会是一个关系本位的社会，长期以来将人际关系、关系网络等视为社会生活的一条重要原则，关系取向一直是中国人在人际关系中的一种主要运作方式，从而使得社会资本理论与中国社会现实有着某种强大的亲和力。

 

     二、农村社会资本的概念、层次、特征及类型

20世纪80年代后，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和政府对农村政治控制的逐步松动，农村社会政治生活出现了根本性变迁。随“三农”工作重中之重地位的确立，学者们自然而然地将社会资本这一崭新视角逐步引入中国农村社会予以考察。于是，农村社会资本这一概念出现，并被应用到农村研究的各个领域。在农业生产方式市场化转变、农村人口“经济性”外流、农村政治文化转型及新农村社会网络形成等农村内外部因素的影响下，农村社会资本正处于一种承继与消逝、异化与新生的新旧裂变之中。当前，如何培育积极的农村社会资本，增强农民的政治参与意识，改善农村的非制度化参与渠道，实现乡村社会的善治，则是当前理论界和政策界进行理论探讨与实践的一个重大课题。当然，我们利用“外来的”社会资本理论研究中国农村社会问题时，应懂得结合我国农村社会实际，对“本土化”农村社会资本理论进行探讨，赋予其新的内容。

 1、农村社会资本的概念。农村社会资本是农村社会中由于社会成员的长期交往、互利合作以及历史传统、习俗等原因而形成的人际及组织关系网络，这种参与网络将产生某一共同体内部成员之间的信任、互惠、合作，并通过信任和互惠最终促进该共同体成员之间以共同收益为目的的集体行动的达成。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以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为中心的传统亲属关系占据重要地位的熟人社会，农村社会成员之间形成了一种建立在血缘共同体上的特殊信任。这种特殊信任使农村社会成员相互信任、相互帮助、彼此协作，并由此衍生出普遍化的互惠规范。当成员之间产生矛盾或利益分歧时，通过这种特殊信任关系的沟通和协调，比较容易化解矛盾和分歧而达成妥协。中国，尤其是在农村社会，因血缘、地缘和亲缘等因素构成的关系网络，是中国农村社会资本的主要表现形式。这些参与建构的网络体现了身后的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从而成为影响农村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

 2、农村社会资本的层次划分。对农村社会资本概念的理解应从各个不同层次予以展开。只有这样，才能有效避免农村社会资本层次混乱，内涵不清的现象发生。笔者结合我国农村实际，从宏、微观两个层面分别对其予以界定，分为农村个体社会资本与团体社会资本，其中宏观层面，涵盖了传统意义上的中观分析。

 （1）个体社会资本。个体拥有的被用来实现个体目标的社会资源，包括个体所拥有的人际关系和成员资格，它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个体的社会生活能力。它意味着个体的社会关系网越广，个体所具有的社会身份越多，他的社会资本存量越大。个体社会网络中直接嵌入着的诸如权力、财富、声望等更是一种实质性资源。这些资源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都不是个体直接拥有的资源，而是一种嵌入性资源。因此，个体社会资本是一种嵌入性资源，是嵌入个体社会网络中的资源(显然，这里的资源包括多种形式)。具体在农村劳动力中体现为农村村民可通过投资或动员来获取社会稀缺资源的关系，它以各种“人际关系”的形式存在，如血缘、地缘、业缘与趣缘关系等。

费孝通(1945）在探讨中国社会关系的特点时用“差序格局”这一概念来解释这种以个人为中心的社会关系网络。他认为中国社会关系的格局“是好象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就发生联系。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动用的圈子是不一定相同的。”在差序格局中，“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一个人推出去的，是私人联系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差序格局深刻地表达了中国社会关系网络的特征。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下，如果两个人之间发生交往，在一个人考虑是否将所掌握的资源作有利于另一人的分配时，他心目中首先考虑的就是另一人和自己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中国差序格局社会所形成的农村社会网络是一种基于传统血缘、地缘、业缘等初级社会关系的网络体系，主要通过血缘、地缘、家族、姻亲、宗族、家族等网络进行沟通和互动。中国人能动用的社会资本其实也就是这诸多按亲疏排列的关系集合。这在农村劳动力转移这一社会现象中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农民离乡进城生活就业，无论是就业、住房等信息的获得，还是日常生活中情感、物质的支持往往更多的是依赖以地缘、亲缘为纽带的社会关系网，这也造成进城劳动力在城镇空间的聚集上过分集中。在“伦理本位”和“差序格局”的中国农村社会，社会关系网络是一种根本的社会资源，个体在社会关系网络中的地位是一种根本的社会经济地位，个体所拥有的这种社会关系网络成为个体拥有的可以动用的极为重要的社会资本。农村的社会关系网络可以看作是一张封闭的大网，农民或其家庭是网络上的结点，结点之间的连线就是双方的情感联系。农民个体社会资本的变化在结构上主要体现在强关系联系人和弱关系联系人上的变化以及各种情感联系的变化。

 （2）团体社会资本。早期的研究者在考察微观层次的社会资本时，一般都把社会资本视为一种蕴藏于个体网络之中的财富。但自从科尔曼指出社会资本是一种社会“结构性资源”后，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注意到社会资本的团体（集体）层面，即不仅将社会资本视为一种个体拥有的资源，而且将其视为一个组织、一个社区甚至是整个社会所拥有的资源和财富。

本文所界定的团体社会资本，是指一个组织或一个团体，甚至一个社会、地区和国家所具有的追求团体目标、实现集体合作的组织资源，包括组织网络、关系和文化等内容，标明了一个组织或团体的组织凝聚力。它意味着，组织的横向和纵向结构越密集，成员之间的组织关系、信任关系越密切，组织切合实际的文化价值观念越是一致，它所提供的集体资源就越大。显然，组织中的信任、规范、参与网络等可以减少机会主义行为，解决囚徒困境问题，有利于团体目标的达成，因此，对团体来说是一种资源。可见，团体社会资本就是如信任、规范、参与网络等团体内部成员共同拥有的软性资源。具体在农村劳动力中体现为农村中结构化的关系网络资源，即结构化关系网络本身和依附于结构化关系网络之上的信任和规范等。同时还包括“内化于”农村社会结构的文化、制度等环境资源，它们通过非正式制度和正式制度的两种主要形式表现出来，并蕴涵于农村不同的社会结构中，在特定结构化的关系网络内发挥着作用。与个体社会资本不同，它们不是以村民的人际关系形式存在的，而是以具有先在性的社会结构形式存在的，文化和制度是它们的承载体和主要内容。它们虽与农村社会中的个体和结构有着紧密的联系，但也可独立于农村社会中的个体和社会结构而存在。

 事实上，本文所指的团体社会资本，包含了中观层面的对社会组织、社区和区域社会资本的研究和宏观层面上对国家社会资本的研究。不过对于宏观的社会资本，相对一个地区的农民来说差别和影响不大，且发挥作用需要很长的时间去潜移默化。因此本文把研究的重点放在对社区的社会组织、团体的研究上。具体在农村居民中体现为农村中结构化的关系网络资源，即结构化关系网络本身和依附于结构化关系网络之上的信任和规范等。团体社会资本关注社区或团体如何构建、维持并发展其社会网络，及社会网络如何约束个体的理性选择行为，从而克服团体行动的困境以及网络成员间如何通过社会资本进行义务与权利的分配等方面。

一般而言，对于一个事物的完整定义和理解至少还要涉及对其功能的界定。个体社会资本虽然不是个体直接拥有的资源，但却是一种嵌入在个体社会网络中的、可以被个体行动所涉取的资源，着眼点是帮助个体从外部获得资源，归属某一个体，其功能在于为个体行动带来便利，直接为该个体利益服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又可以把个体社会资本称为外在社会资本或私人物品；团体社会资本的着眼点是存在于团体内部的团体内部成员共同拥有的资源，归属于某一团体，其功能在于促进互惠合作，提升团体行动水平，直接服务于该团体的公共利益，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又可以把团体社会资本称为内在社会资本。

 个体社会资本和团体社会资本的层次划分，仅是从社会资本的承载主体和所要解决的问题的不同层次出发，形成的一种理论上的分类框架，它不是对现实的描述，它的目的是为这种描述提供一个明晰的表达手段，使这种描述成为可能。同时，它也并不试图代表唯一可能的社会资本概念和理论观点，它的重要意义在于为经验研究提供一个清晰的概念工具和分析框架。任何理念型的效用，只有在其与一具体的问题产生关联时，方能估定；而且，它所以被创造出的唯一目的，在于有助于经验问题的分析。总之，个体社会资本和团体社会资本的的层次划分，可以更好地进行农村社会资本的经验研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3、农村社会资本的特征。对农村社会资本本质特征的认识，主要来自于马克思对资本本身的认识，包括资本的生产性、增殖性和过程性。它们揭示了农村社会资本动态性和实践性的基本属性。农村社会资本的生产性是指农村社会资本可以通过村民、组织、社区和国家的投资行为而获得。这种投资行为，从村民或组织角度来看，表现为行动者主体通过付出一定成本（包括物质成本和精神成本），建立和维持某种社会关系网络、认同或运用文化规范和正式制度等；从国家角度来看，表现为政府机构通过政策制度、教育培训及舆论引导等方式，将有利于村民集体行为的普遍信任和文化规范等价值体系深入人心。

农村社会资本的增殖性则是它可为投资者带来收益，包括经济收益和社会收益。在微观层面上，主要表现为个人或组织的经济收入增加、权力能力增强、社会声望提高等；在宏观层面上，主要表现为农村社会效率提高、农民收入增加、普遍信任水平提高等。

农村社会资本的过程性是指各种社会资本都具有产生、积累及消亡的运作过程。从微观上表现为个人或组织建立、维持、动员和脱离关系网络的过程；从宏观上表现为国家的政策制度和文化规范，通过沉淀、变迁的形式“内化”于社会成员，并提高集体行为能力的过程。

中国农村是中国社会的“特殊世界”。中国长期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使得农村具有许多与城市截然不同的特质，尤其是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农村。因而在农村社会中，其社会资本的特征和存量除具有社会资本的共性外，还具有其独特的乡土特色，即中国传统儒家文化所倡导的“仁”、“礼”、“信”等规范对中国农村社会的深远影响。

 与一般意义的城市相比，它们在社会结构、制度和文化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因此，与城市社会资本相比，农村社会资本有着自身的具体特点。①从形式来看，农村社会资本以关系网络和非正式制度为主，组织类和正式制度类社会资本相对较少；但在城市社会中，法人组织、正式制度和关系网络等社会资本并重，非正式制度类社会资本相对较少。②从现状来看，农村各类社会资本表现出明显的乡土特色，城市各类社会资本则具有现代特征。以人际关系类社会资本为例，在目前农村社会中，传统的亲缘和地缘关系仍是其主体，规模相对较小，同质性和稳定性相对较高；而城市中人际关系类社会资本主要以单位制的业缘关系为主，规模相对较大，同质性与稳定性也相对较低。③从分化程度来看，农村社会资本村内之间分化程度相对较低，村与村之间分化程度较高；城市社会资本，城内之间分化程度较高，城与城之间分化程度较低。④从运作风险来看，农村社会资本在强大的特殊信任基础支撑下，运作风险相对较低；而城市社会资本在特殊信任基础丧失，而普遍信任还没有形成的前提下，运作风险相对较高。

 4、农村社会资本的主要类型。分类是人们认识事物的最基本的方法之一，对事物的认知可能由于分类不同而产生不同的结果。对农村社会资本的分类，由于选择的角度不同，其分类也有多种。如前所述，农村社会资本有层次之分，在不同层次上，农村社会资本的主体、内容和表现形式也不尽相同。既然农村社会资本的承载主体和所要解决的问题具有层次之分，那么，如果一些研究不加分析地在不同层次的承载主体和要解决的问题之间随意地变动，则会带来某些理论和测量上的模糊和混乱。因此，从方法论上看，也应该根据承载主体和所要解决的问题层次对农村社会资本概念进行分类。也就是说，农村社会资本类型的划分，也应充分体现出它的层次性。按照这样的思路，笔者依据不同的标准，对农村社会资本进行了具体划分。

从主体上来看，农村社会资本可以划分为村民社会资本、家庭社会资本、农村组织社会资本和农村社区社会资本和国家社会资本。在具体研究中，这几类社会资本将在不同的分析对象中，分属于不同层次。在本文中，根据我们对农村社会资本的分类，村民社会资本和家庭社会资本构成个体层面的研究内容；农村组织社会资本、农村社区社会资本和区域、国家社会资本构成团体层面的研究内容。

从客体上来看，农村社会资本可以划分为关系网络、文化规范和制度体系等。如果以村民为分析对象，村民可以通过与他人结成私人关系、拥有组织成员资格、认同和运作文化规范及运用正式制度四种形式，实现对社会资本的提升和占有。如果以农村社区为分析对象，它可以通过协调人际关系、调整社会结构、强化文化规范和运作正式制度四种形式，实现对社会资本的提升和占有。

从内容上来看，农村社会资本可以划分为关系网络、互惠规范和人际信任。如果以村民为分析对象，则体现为村民的私人关系网络、组织成员资格、规范认可能力和个人诚信程度等。如果以农村社区为分析对象，则体现为社区内的人际关系、社区结构、风俗习惯和普遍信任等。

农村社会资本是实现乡村有效治理的重要因素之一，它的变迁对乡村治理将造成一种复合性的双重影响功效，即既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因此，从客观后果上来看，农村社会资本可区分为正功效、负功效和零功效的社会资本。这只有在具体的社会事件中，才能体现出它运作的功效。并且，同一种社会资本的运作，在不同层面上会有着不同、甚至相反的功效。以个体社会资本为例，当其在文化规范、正式制度等允许的社会事实中运作时，它可给拥有者和社会带来不少积极效果；而当它在违背法律、制度等规范条件的社会事实中运作时，其极可能会损害他人的合法利益，给社会带来消极后果。可见，社会资本本身没有“积极”或“消极”的种类之分，只有它在具体的社会事实中，从运作结果才表现出它的积极作用或消极作用。

三、农村社会资本分析框架的建构

本文对社会资本概念的理解是从纵向和横向两个维度来把握的。社会资本的纵向维度指社会资本的结构层次，即个体和团体层面，其中的个体层面主要是指一般意义上的微观社会资本，团体层面主要是指一般意义上的中观和宏观社会资本。社会资本的横向维度主要指社会资本的构成要素，如网络、信任、互惠、规范、参与，以及共享的文化、习俗、价值观等。

随着社会资本理论在社会科学研究界的影响不断扩大，围绕着社会资本的概念及其他的相关争论也日臻激烈，使得研究者对如何正确使用此概念大感困惑。其实要理清社会资本的理论概念，有一种简单可行的切入方法，那就是从理清社会资本的测量方法入手。对个体社会资本的测量，在经验研究中使用的方法基本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嵌入个人社会网络之中，可以为个人所调用的资源总体的测量，这种方法重在考察个人对社会资本的拥有情况；另一方面则是考察个人在工具性行动之中所实际动用的社会资本情况，这种测量法侧重于个人对社会资本的使用情况。在微观层面上，大部分学者把社会网络作为社会资本的一个重要内容，对微观社会网络的测量，一般采用局部网方法，也叫“个体中心网”或“自我中心网”（ego-centre network），它依据个体自我的属性特征测和判断个体自我在网络中的社会连带(Social tie)问题。局部网常用的指标是网络规模(网络成员的多少)、网络成分(由哪些类型的成员构成)、网络密度(网络成员之间联系)的紧密程度等等。

在测量团体社会资本时，学者一般使用的指标集中于信任、公共参与、社会联结和社会规范这样几个方面，而这与测量个体社会资本使用的以社会网络为主的指标有较大不同，个体层面和团体层面的社会资本研究的重点不同，个体层面上关注社会网络、社会支持等，而团体层面则强调协会、社团、志愿组织等非盈利性组织的作用。由于不同的测量方法得出非常不同的结果，使得测量结果的解释力度遭到了削弱，同时也很难得出测量社会资本的完整框架。鉴于此，格鲁特尔特和贝斯特纳尔（Grootaert and Bastelaer，2001）在总结世界银行社会资本协会组织的一系列研究报告的基础上，将社会资本的纵向维度和横向维度结合起来，明确提出社会资本的测量框架（如图1）。

图1 社会资本的测量框架

 

 

 

 

 

认知型

结构型

           

	地方制度 网络
				信任、地方规范和价值观
		微观

 

 

 

 

 

 

 

他们认为测量社会资本最理想的方法应该包括图一中所有的四个象限。但是在实践中，对国家层面社会资本测量的技术还没有达到这个水平。目前大多数的进展存在于对微观层次上的结构性社会资本的测量方面，重点在于那些与家庭、村庄和社区有关的制度或规范。对该图右边上部象限的测量，即对宏观层面上的认知性社会资本的测量，是研究者的最远目标。在社会资本的测量指标上，他们建议测量重点应该放在三种类型的替代指标上，即地方联盟和网络的成员身份、信任的指标和对规范的忠诚以及集体行为的指标。

 关于社会资本测量指标体系的研究很多。不同的学者对测量社会资本的指标设立不同,而且差异较大。普特南（1993）认为信任、社团组织、公民参与等是社区社会资本的重要因素。Lochner（1999）认为社区社会资本指标由邻里互动、集体效能、社区竞争力、社区归属感以及社区凝聚力组成。纳拉扬（Narayan & Cassidy，2001）等人认为，社会资本的测量指标应该包括参与社团、一般规范(generalized norms)、和睦相处(togetherness)、日常社交(sociability)、邻里联系、志愿主义、信任。仔细分析他们所提出的测量指标，可以发现，一般规范的测量指标往往被其他研究者作为不信任的指标，和谐相处的指标与社区凝聚力(cohesion)概念相当吻合，而邻里联系的指标指的是邻里间的社会支持。可见，纳拉扬等研究者提出的测量体系中，测量的核心维度包括参与社团、信任、社区凝聚力、日常社交、社会支持、志愿主义等。世界银行对社会资本测量的研究作出了重要的贡献，Social Capital Assessment Tools(SCAT)是较早出现的系统的测量工具(Grootaert & Bastelaer，2002)。在这个基础上，研究者对SCAT进行改进，形成A－SCAT。A-SCAT采用了7问题测量结构性社会资本，使用11个问题测量认知性社会资本( Harpham et al.，2002)。这18个问题包括与组织联系（与参与社团比较接近）、集体行动、参与公共事务、社会支持、社会凝聚力、归属感、信任和互惠等。其中，集体行动、参与公共事务往往被认为是社会资本的结果而不是社会资本本身。边燕杰（2004）运用社会网络规模、网顶、网差和网络构成四个指标来测量个人层次的社会资本。从以往的定量研究结果来看，规模大的网络比规模小的网络拥有的关系、信息和人情桥梁较多；网顶高，意味着网络内拥有权力大、地位高、财富多、声名显赫的关系人多；网差大，说明网络成员从事不同的职业，处于不同的职位，资源和影响是互补性的；网络构成合理，则是指与资源丰富的社会阶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边燕杰对于网络规模、网顶、网差和网络构成四项指标的操作化测量，既强调了社会资本即社会网络资源的观点，也包括了网络关系和网络结构的观点。林聚任等(2005)从社会风气观、公共参与、处事之道、信任安全感和关系网络5个维度，调查了山东省农村的社会资本状况。农村社会资本呈现出的“明流”是传统性、关系主义、家族主义、特殊性信任、社会参与性低等特点。“暗流”则是崇尚个人能力，不是简单地靠关系达成工具性目标，对血亲关系的信任建立在情感基础上，总体社会信任度较高。这个结论对于普特南的社会资本理论、费孝通的差序格局理论和现代化理论家的理性化假设提出了质疑。赵延东、罗家德（2005）区分为对个体层次社会资本的测量方法和对集体层次社会资本的测量方法。按照赵延东、罗家德(2005)的理解，个体层次的社会资本的测量方法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嵌入于个人社会网络之中、可以为个人所调用的资源总体的测量，这种方法重在考察个人对社会资本的拥有情况；另一方面则是考察个人在工具性行动之中所实际动用的社会资本情况。在微观层面上，对个人“拥有的社会资本”主要运用提名法和定位法进行测量，前者让每个被访者提供自己的社会网络成员的姓名、个人特征以及这些成员的相互关系等信息。后者要求被调查者回答其社会网络成员中是否有人符合定位表中所描述的职业或单位类型特征，然后对所有被选择的单位类型及职业类型进行加总，并计算相应的职业类型和单位类型得分，最后用这些指标来反映个人社会网络中所嵌入的资源情况。在使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测量个体“拥有”的社会资本时，网络规模、网络的成分以及网络的密度(网络成员之间联系的紧密程度)，个体在网络中所处位置以及网络中所嵌入的资源都应是可供选择的测量指标。在测量集体社会资本时完全可能结合社会网络分析的方法，进行更为深入和系统的分析，从而起到连接两种不同层次的社会资本测量的作用。第一，在测量社会或组织信任时，使用组织信任存量问卷中筛选出来的问题，并用7级里克特量表来衡量；第二，在测量社会连接程度时，使用外向中心度。第三，对社会网络结构方式的测量，采用网络密度、群体中心性和结构洞或桥等指标。王卫东(2006)沿着边燕杰的思路，将社会网络视为社会资本的一种主要形式，认为社会网络资本总量是社会网络资本的总价值量，它是以“一般等价物”为单位的。他以七个观测指标即网络规模、网络成员的ISEI均值、网络密度、网络成员中的最高ISEI、网络成员中最高ISEI和最低ISEI的差、网络成员包含的职业类型数和单位类型数来测量个人层次上的社会网络资本总量。从其操作化测量模型及其结果中可以发现，用孤立的、原子主义的、线形的测量方法不可能有效地测量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的社会资本，因为社会网络资本不是网络中资源的简单线性累加，必须从资源间的关系与网络结构上着手测量社会网络资本。Harpham（2007）提出社区社会资本应由网络、社会支持、信任、社会支持、互惠等指标组成。肖星（2007）提出了社区社会资本可设立为社区信任、社区网络、社区规范三大指标体系。桂勇、黄荣贵（2008）总结了常有社区社会资本的测量指标体系，并提出了社区社会资本的测量包括社区信任、地方性社会网络、非地方性社会互动、社区归属感、社区凝聚力、互惠与一般信任、志愿主义等指标体系。

本文将依据这两个维度，结合系统性、层次性、动态性和实践性的原则，构建本土化的农村社会资本分析框架（如表1所示）。如表1所示，由于它们各自的层次不同，决定了不同层次社会资本的主体、客体、内容和作用也不尽不同。从个体分析层面来看，农村社会资本的主体是村民个体和家庭层面，人际关系本身是社会资本的承载体和主要内容。社会资本的作用范围受限于关系中的个体，即只有关系结点中的人们才具备拥有和动员关系资源的资格和能力，关系外的他人不具备这种资格。从团体分析层面来看，农村社会资本的主体是模式化的、具备结构功能的组织、社区、区域和国家，它们蕴涵于农村不同的社会结构中，并在特定结构化的关系网络内发挥着作用。与关系层面的社会资本不同，它们不是以村民的人际关系形式存在的，而是以具有先在性的社会结构形式存在的，文化和制度是它们的承载体和主要内容。它们虽与农村社会中的个体和结构有着紧密的联系，但也可独立于农村社会中的个体和社会结构而存在。

  表1 社会资本的分析结构

 

在综合其他资料的基础上，根据上述社会资本的分析结构，本文也由此构建了相应的社会资本测量指标体系（如图2）。通过对社会资本的内涵进行分析，我们可以从网络、信任、互惠、参与、规范及共享几个方面对社会资本进行测度。测量指标体系共分为四个层次，总目标层、分目标层、子目标层和可操作层。总目标层是待测的社会资本总量，分目标及子目标层则是构成社会资本若干要素的分解，可操作层则是针对每一方面设计的在实际调研中用问卷进行访谈的具体问题。

 

 

 

图2 社会资本的指标体系框架图

 

 

 

 

 

 

 

 

 

 

 

 

 

 

 

 

 

 

 

 

 

 

 

 

四、小结

 社会资本理论揭示，从个体角度讲，在一个拥有丰富的社会资本存量的社群内生活和工作更加容易；从整个社会角度讲，一个拥有丰富社会资本存量的社会意味着和谐稳定的秩序和良好的社会治理。与此同时，在政治学家看来，社会资本强调组织行为和集体行为的重要性，强调信任、规范和网络的重要性，它对社会稳定和社会政治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社会资本理论的出现，大大丰富了传统资本概念，为我们研究农村社会现象和社会结构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从有关社会资本的梳理中认为，农村社会资本体现在以参与网络为载体的公民间的信任、互惠和合作等维度之上，这是与传统农村社会差序格局的人际关系结构相联系。传统是一种巨大的阻力，是历史的惰性力。由于受传统社会价值观念、思想文化以及制度规范的影响，当代中国农村社会资本基础薄弱。随着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中国农村居民所具有的社会资本开始变得不足甚至出现了缺失。可以说，在新农村建设中，努力提高农村居民的社会资本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所在。而现代性的社会资本生成与发展有助于削减社会的等级观念意识的行为规范，增强公民社会的内生能力，降低农村社会治理的成本。强化农村社会资本积极效应，削弱其消极影响，积极培育农村现代性新型社会资本是提高农村治理效绩的重要途径。

中国是在农业社会的传统因子基本保留的状态下进入现代工业社会的。农村是传统积淀最深的地域，农民是传统因子负荷的主体。农民身上负载的传统性在社会现代化进程中逐渐显露出其弱质性，并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诸如传统宗法秩序、乡村黑恶势力等农村社会资本变迁中的消极性异化与复制，不利于乡村社会治理。改革开放后，农村社会资本传统性因子的再生与异化对乡村社会的有效治理带来巨大的消解和腐蚀作用。因此，必须从制度规范和社会秩序层面加以改造和重构，其重要途径就是社会制度变革和体制创新。历史发展实践证明，民主与法治是消解社会资本负效应和强化乡村有效治理的根本途径。而从推动力来看，政府是社会资本的最大来源之一，政府的合法性和可信度对于社会资本的形成和增加至关重要。对此，政府应积极推进国家民主化和法治化建设进程。在一个现代社会里，社会网络资本只应该用来为制度性社会资本补充，而不是作为它的“替代品”。按马克思经典理论，当村民们还不能够代表自己的时候，一个凌驾于其上的强大政府则是必须的。因此，中国在迈向现代社会的时候，对于农村社会资本，要更多地补充其制度性的部分，只有这样，近年来的“民工潮”对城市社会、农村社会的不良冲击(如由于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造成的贫困问题、流动缺少组织而造成的交通问题以及各种犯罪问题)才能减少，而城乡劳动力的配置也才能更合理化，才能更有利于社会整合。

总之，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要注意建构农村中以关系网络为载体以信任、互惠和合作为特征的农村社会资本。我们必须着力增加整个社会的普遍信任、互惠规范和横向社会参与网络等社会资本，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营造良好的社会基础。社会资本作为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一种体现，以信任、互惠、合作为内在行为规范，通过公民间的良性互动和公民参与来推进新农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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