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商报

　　近日，心脏手术常用的一种“救命药”在全国多地医院缺货。这是因为目前我国食品药品监督局备案并获得生产这种“救命药”批文的企业仅4家，因为这种药长期来一直处于价低利薄的状态，4家生产企业先后减产或停产。

　　现在常有药品尤其是一些老牌药品，因为价格问题而在药房、医院断档的事，只不过这一次因为是心脏手术必须的“救命药”，事关人命而格外令人关注罢了。

　　事发之后，患者喊救命，医院告急，但谁应该为此事负责，却互相推诿。卫生部表示，药品断货的事情应该是国家食药监管局负责；国家食药监管局表示，他们只是负责药品生产的审批、质量安全等方面，价格是由发改委管理，必需的药品储备是由工信部负责。

　　该负责任的各方似乎都没有责任，可就苦了等待手术的病人和医院。事情到了如此不合理的地步，有人认为“药品生产不能一味跟着市场感觉走”，“国家对药品应建立长效的法定干预机制”，可有人却认为，恰恰应该相反，目前药品价格管制是有缺陷的。我们认为，“救命药”缺货罪不在市场，罪在制度设计不当造成市场错配。

　　计划经济时代，药品由国家计划单位定价，往往一种药药价十几年不变，药价是便宜了，但企业没有创新动力，患者也得不到更先进的药品；“以药养医”时代，医药生产企业虽说是独立的竞争主体，但不得不和用药单位“医院”合演“二人转”，药品不断变化包装抬高价格，让医院这个终端拿到“分红”；新医保时代，在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基础上，省级政府招标药物，以量定价，截断“以药养医”的纽带。按照现代契约精神，中标企业应该保质保量按合约价格提供药品，中标药厂毫无疑问应该是承担责任的主体。问题是，既然“鱼精蛋白”价低利薄，这4家药厂又为何应诺下这样的价格呢？

　　一种情况是“恶意低价竞标”， 现在生产经营药品的企业，基本上要过两道关，一是获得食药监局的允许生产经营批文，二是中标各地政府卫生部门组织的集中药品采购。既然获得批文，既然中标，就得保证供应。如果是低价竞标成功的，就说明企业承诺可以此价供应，否则就是恶意围标，就应该接受惩罚，如果患者不得不用高价替代药物，必须由中标不供药企业补偿差价。

　　第二种情况是“成本异常波动”，一种药品十几年价格不变，在市场竞争条件下如果还实行国家限价的确不合理，如果在中标供应期间出现成本大幅变动，药企也可以与各方协商，报请发改委要求涨价，或申请政府补贴。其实一枝“救命药”原价十多元，如果涨到二十多元或者三十多元，无论医院还是患者在当前的通胀形势下，都是能够接受的。毕竟现在一次心脏手术（心脏体外循环）除医保外，患者自己承担的也不是小数目。

　　“救命药”缺货是个案，但提醒各级政府部门应重视药品集中采购的制度设计，避免新医保时代药厂“恶性竞争”。 比如现在的药品招标，往往出现“低价围标、高价卖药”现象，生理盐水的中标价竟然低于矿泉水，不合理药价背后要么是质量无保障，要么是供应无保障。医保低价药往往“没有”，顶替的是非医保高价药。

　　食药监局和招标的各地政府，有义务有责任排除低于成本竞标的药物，保证供药安全，而一旦确定供药企业，就要切实督促这些药企按照承诺保证供应药品。譬如，对于替代低价医保药的高价新药，除去通胀因素和新药的新药效因素（疗效更高和副作用更小）外，其与旧的低价医保药的差价，由获得批文和中标企业承担。由此才能发挥药品市场机制，归根到底有利于患者。这样，市场才不会错配，不会出现“劣药驱逐良药”、“贵药驱逐廉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