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情·共商

　　十七届六中全会：文化体制改革

　　【概览】：中央政治局9月26日开会决定，将于10月15日至18日在北京召开十七届六中全会，会议还通过了有关文化体制改革的决定，将提交六中全会上审议。会议指出，加强和改进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是推进文化改革发展的根本保证。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担负起推进文化改革发展的政治责任，加强文化领域领导班子和党组织建设，健全共同推进文化建设工作机制，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积极性，提高推进文化改革发展科学化水平。与经济问题相较，六中全会的文化议题似乎较为冷门，但却属于意识形态领域，历来为中共重视，近10年来，在中共政治局9名常委中，就有一名是专责负责文宣领域的。中共的全国代表大会每5年开一次，5年当中每年都会举行至少一次以上的中央委员全会，简称为中全会。一中全会通常在党代会后翌日举行，因为党代会只选出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委，而总书记、政治局的委员和常委，都要由中央委员选出。党代会后翌年召开的二中全会，多是讨论并通过由中共向全国人大和政协“两会”提出的国家领导人名单，包括国家主席、人大委员长、国务院总理、中央军委主席、全国政协主席以至各部委首长等。一般五中全会都是讨论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因为这也是5年一次的大事，通常在中全会通过后才向翌年的人大会议提出草案。所以，因时而异的中全会议题就只有三、四、六中全会了。十七大后，2008年的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推进农村改革的决定，推出了土地流转（买卖使用权）的新政策；2009年的四中全会通过了加强党的建设的决定；今年的六中全会就专题讨论文化改革。一般的届中人事变动，多在三、四、五中全会上，如胡锦涛是在1999年的十五届四中全会上获选为中央军委副主席，2004年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接替江泽民出任军委主席，而习近平就在去年的十七届五中全会上获选任军委副主席。党代会召开前会再开一次中全会（七中全会），主要讨论总书记的报告草案。

　　【相关链接】：9月24日，凤凰卫视播出《问答神州》对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的专访，柳斌杰表示，要尽快让民营出版业由体制外变成体制内，因为它们始终在违法经营——虽然2009年1月8日，新闻出版总署已正式启动书号实名申请制度，相当于对所有的图书实行“人口管理上的公安户口管理，计划生育管理上的出生证管理”，但这仍然不能全面控制民营出版业不出轨。因为中国的民营图书出版策划公司从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开始起步，20多年已发展到1万多家。柳斌杰强调：“可是在2010年以前，民营出版的策划和编辑等活动，并没有完全得到政策和法律上的认可”，所以2010元旦，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下发了《关于进一步推动新闻出版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这个“一号文件”就是要使民营资本和国有出版社之间的合作从幕后走到了台前——“我就提出，要尽快地打通民营出版业与国有出版业接轨的通道，让它也由体制外变成体制内。”

　　新华网全文发布温家宝讲话：改变以党代政、权力绝对化现象

　　【概览】：9月14日，世界经济论坛2011年新领军者年会在大连举行。14日下午3点30分，温家宝与出席年会的企业家代表进行对话和交流。经济论坛主席施瓦布问温总理今后一个时期应该做哪些工作，温家宝着重谈到了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他表示，坚持依法治国，最重要的是改变权力过分集中和以党代政的现象，这在当下尤为紧迫。另外，他还谈到了司法公正、惩治腐败、保障人民选举权等改革措施。具体而言，他谈了以下几点看法：第一，坚持依法治国。一个执政党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依照宪法和法律办事，并且严格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这就需要改变以党代政，把权力绝对化和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为此，必须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这个任务是邓小平先生在30年以前就提出来的，我认为在今天尤为紧迫。第二，要推进社会公平正义。这就需要通过改革发展经济，并且改变收入分配不公和差距过大的现象，让人民群众都过上有尊严的生活，都能够享受改革和建设的成果。在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我深知中低收入者甚至贫困人口还占大多数。社会公平直接关系我们的政府是否真正为人民服务，也关系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的和谐稳定。为此，我们要重视做好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方面要采取措施，加快提高中低收入者的收入，同时要调节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另一方面，要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包括失业、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使之形成完整的社会保障体系。第三，维护司法公正。检察机关和司法机关要保持应有的独立性，不受任何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司法公正体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我们必须始终坚持这个方向。这一点也是早在30多年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就提出来的，我们要认真加以贯彻。第四，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要切实保障宪法规定的公民的民主权利和民主权益，其中最主要的是选举权、知情权、监督权和参与权。我想专门讲一下选举权，我们要扩大民主形式，要巩固村民自治。要相信群众能够管好一个村，也能够管好一个乡，甚至管好一个县。现在有的地方在认真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推进由村级选举向乡一级选举的试点。我还想讲一下，在扩大民主这个问题上可以先从党内做起，由党内逐步扩大到党外，这样比较稳妥，也比较现实。第五，坚决反对腐败。反腐倡廉是我们各级政府面临的一项重大任务，我觉得当前反腐败可以重点做以下几项工作：一是反对职务侵占。严禁领导干部利用手中的权力插手招投标活动，牟取私利，这要成为经济上反腐败的一项重要任务。二是逐步推进财产申报和公开制度。我们这些年已经制定了一些制度，包括领导干部财产和家属子女在国外定居和经商情况，我们还要进一步加以完善，逐步从申报到公开，这是对干部手中权力的一个最重要的监督。三是公开财政支出中的“三公”经费。我们从今年开始已经在98个部门实行了“三公”经费的公开，群众对此是欢迎的，但是感到还不够，我们还要根据需要逐步扩大范围，并且将公布的内容具体到项。我们要坚决惩治腐败，要依照法律对各种腐败现象和腐败分子严厉予以惩处，毫不手软。我以为在上述五项工作当中，最为重要的，也是难点和重点的，就是有序地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毫不动摇地推进社会公平正义，坚持反腐败斗争。如果这样做下去，我们就会使人心平静下来，使每个人都有安全感，使弱势群体得到帮助，使大家对国家的未来充满信心。

　　【相关链接】：信力建：温家宝为何没有继承朱镕基的改革方案？——朱镕基的改革出了一些乱子，胡温政府就停止了一些改革举措。本来最理想的改革是政治经济改革联动的模式，即先民主化，后私有化。这样的改革最为合理，能够照顾所有人的利益,使社会良性健康发展。但当时反对改革的保守派势力强大，加之全国计划经济的板块太大，就实行了先私有化的政策，企图以此推动全国的各项改革。私有化的过程就是把国企卖给个人经营的过程，这一过程近乎空手套白狼：用企业资产做抵押，然后从银行贷款将低估的企业买下。企业的买家基本上是原来企业的党委书记、厂长等管理层，这导致了财富向权力的积聚，形成了权贵资本。现在，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任务是政治体制改革，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解决前一段改革遗留下来的问题，最大限度的实现社会公正。相反，如果不进行民主化改革，随着阶级分化的加剧，等待中国人的或许是一场悲剧。温家宝看到了这一点，他不断呼吁政治体制改革，督促民主化，这是中国的希望所在。但最高层尚未在此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

　　【编外备注】：该讲话自9月15日选网转载以来，点击率已达一万多，网友留言192条，其中网友评价“理性平实”占总投票数的70.9%。《联合早报》发表评论文章认为，温家宝的观点也犀利地展现出中国政改的突破点。必将是从无限权力向有限权力的转变开始。尽管温氏本人的改革呐喊可能已近“天鹅之歌”式的绝响，但对中国的革新进步而言，这还仅仅是一个开始!

　　人物·聚焦

　　十八大或将把民营企业主参与政治列入议程

　　【概览】：中国新首富、湖南三一集团董事长梁稳根突然成为众所瞩目的焦点人物，舆论普遍推测，他或将成为首位进入中共中央委员会的民营企业主。围绕他从一个民营企业主到进入中共领导核心身份的显著变化，坊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新加坡《联合早报》驻华记者于泽远援引北京分析人士的话说，“梁稳根进入中委有利于提高民营企业家的政治地位”，在“国进民退”质疑声仍未消退的背景下，有明显的政治象征意义。但另一方面，“在官商不分、社会贫富差距拉大的现实下，身为中国首富的梁稳根进入权力中心圈也难免引发外界"商而优则仕"的负面解读，甚至被人指为权力与金钱结盟。”综合各方面消息，梁稳根显然已经作为民营企业主的代表，进入十八大中委或者候补中委的考察名单，如果不出意外，在将于明年举行的十八大上，他将成为首位进入中共权力核心层的民营企业主。同时，据来自三一集团内部的消息，梁稳根并不会因此失去他在三一集团的绝对控股权和高管职位。针对梁稳根的相关讨论，选网学人丁咚于9月28日特别投书本网分析《梁稳根“入仕”释放的政治信号》，截止30日，点击率已近五千，网友留言23条。文章认为，“梁稳根接受考察，为十八大进入中委铺平道路，首先标志着民营企业主开始从体制外进入体制内，从体制的边缘进入到体制的核心地带。执政党通过这个措施，向外释放了强烈的政治信号：即执政党尝试从接近、拥护体制、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民营企业主中挑选人员进入核心领导层，作为中国民营企业的代表，参与决策过程，体现政治影响，满足政治诉求。”由此进一步分析，文章认为，“中共十八大执政党的指导思想和执政思路很可能将在十六大基础上作出重大调整和转变。十六大将允许民营企业主入党写进报告，实现了执政党理论的重大突破;十八大或将把民营企业主参与政治列入议程，再次实现执政党理论的显著突破。”同时作者还在文章结尾特别强调，“以梁稳根为代表的民营企业主加入中共核心执政团队，一方面固然是对其政治地位的肯定和提升，另一方面并不意味着执政党准备与民营企业主“分享”权力，准确地说是“吸纳”，将之融入共同体。同时，也并不表明执政党执政体制或者意识形态领域会发生任何重大转变，从一定意义上说，吸纳民营企业主加入中共主导的政治体系，只会加强原有体制和意识形态，而不是要对其进行关键的改革。从这个角度说，那些期待由此将带来政治民主化的人恐怕要失望了。”

　　言论·争鸣

　　刘国光再论“公降私升”和“化公为私”

　　【概览】：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教授近日在社科院刊物上发表题为《努力巩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文章。作为一名政府高级顾问，自改革开放以来，刘国光先生曾屡次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建言献策，并受到中央决策层的重视。早在1979年，他发表的《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一文就被当时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圈定为“标兵文章”并在党内传阅学习，该文的诸多观点为后来中国理论界确立的“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模式作出了前瞻性贡献。近日其发表的《努力巩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全文近万字，在当前的背景下，就“国进民退”、“贫富差距”等问题，文中提出的诸多观点也颇值得重视。全文共分为六个部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形成和基本经济制度的提出；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依据；坚持基本经济制度首先要巩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正确处理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的关系；基本经济制度决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有计划的；坚持基本经济制度，才能制止两极分化。文章认为，我们要毫不动摇地发展包括私有经济在内的非公有经济，但这必须与毫不动摇地坚持发展公有制经济并进，并且这种并进要在坚持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的前提下进行。这样做，才能够保证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巩固和发展使之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文章还强调，我们是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大国，有必要也有可能在宏观调控中运用计划手段，指导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这符合马克思主义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原理，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越性所在；针对当前社会贫富差距扩大的问题，他认为，所有制结构上和财产关系中的“公降私升”和“化公为私”，财富积累迅速集中于少数私人，才是最根本的问题。分配上的状况改善是以所有制上公有制经济的壮大为前提条件的。所有制发展上要扭转“公降私升”的趋势，阻止化公为私的所有制结构转换过程。只有这样，才能最终避免贫富的两极分化。

　　【编外备注】：刘国光，经济学家，1923年11月23出生于江苏省南京市。著有《社会主义再生产问题》、《经济改革与经济调整》，主编有《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若干理论问题》、《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等。2005年，刘国光教授曾一度掀起“刘国光旋风”，其核心内容是：当前经济学教学与研究中西方经济学的影响上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削弱，提出了关于中国的经济改革与发展究竟是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指导还是以西方经济学为指导的问题。尽管其内容以“经济学教学研究中的一些问题”为主，但直接触及西方理论是否会误导中国经济改革、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问题，矛头直指目前风头正劲、对政策制定颇有影响的“主流”经济学者，一度引起极大争论。

　　学者著书激辩国家道路选项

　　【概览】：换届前夕，中国思想界总是异常活跃，激辩国家道路选项的主张争妍斗丽：重庆模式、广东模式、两种“蛋糕论”，社会主义宪政民主、怀念文革与否定文革等等，各方人马都试图为社会矛盾尖锐化、腐败久治不愈等问题寻求解决之道，对新一代领袖的施政理念产生影响。几个月前中国税务杂志原社长、张木生的新著《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一问世即聚集了各方关注。该书由中国原国家主席刘少奇之子、解放军总后勤部政委刘源上将为其做序，“使大劲郑重推荐”，新书发布会上刘源及中共开国元勋朱德之孙、国防大学朱成虎少将等共6个将军出席，还广邀意见领袖一起参与对话。这个架势引起丰富的政治联想。有学者据此猜测，张木生的论点是否代表一党内某个群体的看法？会否成为未来中国国家意识形态来源？也有人疑虑，这是中国政治未来向“左”回归的信号。张木生的观点引起社会热议，也成了人们猜测下一代中共政治精英想法的来源。在评价《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时，参加过4月对话的《炎黄春秋》杂志主编吴思说：“最近几个月里，思想界的讨论都是围绕这本书而起的。”该书作者张木生强调，“超越左右”与“不争论”要连起来看。邓小平提出的“不争论”，其实指是不争论“姓资姓社”问题，也就是说不争论改革是否符合原领导人毛泽东的革命路线，“不争论”被认为是改革开放能够实现的前提。然而，长期抑制争论也有副作用，即左派与右派同时出现激进化倾向，社会舆论也更为躁动不安。他说：“中国现在最大的危险是极左和极右合流，别看他们言辞好像不一样，其实有很多共通的东西。极右的，实际上是否定共产党建国的60多年；极左的，虽然在整个舆论界我想只占1%的话语权，但是他们直接和最弱势群体的活动相结合，最后也是要在广场实现他们的主张。”“人什么时候智商最低？就是集中在广场上之后。谁的口号最极端，就最能煽动老百姓的情绪。这个东西很危险。”他因此认为，国内的左右必须达到共识，找出大家能够妥协的最低纲领；国际上，中西双方也要建立共识。目前，中西双方都“找不到北”（即失去了方向）；中国出口驱动型的经济模式已难以为继，人口红利即将消失，如果内需启动不起来，加上前几年银行的大规模投资刺激经济形成新一轮呆账坏账出现，危机就会爆发；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事生产，专事赌博”，美国的实体经济占国民经济不到12%，债务高达120%，欧洲情况更糟。他对现实有个严峻的比喻：“中国国内气氛像1980年代末，西方像1930年代”；如果中国不改变发展方式，西方又不愿意配合，将新能源、环保等技术卖给中国，双方都将坐困愁城，谁也走不出去。

　　历史·镜鉴

　　《临时约法》、《清帝逊位诏书》共同构成了现代中国的宪法根基

　　【概览】：近日，著名法学教授高全喜在燕山大讲堂发表演讲谈论《清帝逊位诏书》的宪政意义。他认为，中华民国之构建，不是由辛亥革命以及由辛亥革命党人所鼓动的革命激进主义精神构建起来的，不是由《临时约法》只手构建出来的。中华民国的构建是由一组文本，两种宪法精神相互妥协共同构成了中华民国立国立宪之根基。这是两种对立的宪法精神之中和、妥协的产物：即革命党革命主义的宪法，与“逊位诏书”中所承载的、从晚清立宪以来的、和平改良的立宪派的宪法精神，二者结合起来，共同构成了中华民国构建时期的宪法根基，为我们现代中国的构建，提供了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好的政治时期或者立宪时刻。这个立宪时期就是革命的宪法精神与妥协的和平宪法精神两者共同构成了中华民国第一个共和国的宪法精神，他将其视为“中国版的光荣革命”。逊位诏书、清帝逊位事件以及由张謇这位立宪派的代表人物领袖和袁世凯一起代清帝草拟的“逊位诏书”所隐含的宪法学的价值，高全喜认为这其中有五层价值，尤其是从政治宪法性的角度。第一层，逊位诏书是一个契约性文件。清帝以及清王朝屈辱而光荣的退位，然后导致了立宪共和政体的出现，我们看“逊位诏书”里三个优待条件的开篇，前面第一句话是清帝逊位是逊位于一个未来的立宪共和政体，这是一个契约，就是说清帝逊位是逊位给一个立宪共和政体，而不是逊位给一个一家一姓之王朝。逊位诏书里包含一种和平精神，革命导致的暴力，通过逊位体现了中国宪法中的和平精神，而和平在现代中国构建中的宪法精神占有重要位置；第二层意思是袁世凯条款，袁世凯的中枢作用。在这个“逊位诏书”中有三次出现他的名字，袁世凯有着中枢作用，我们既不能够美化袁世凯，也不能完全因袁世凯后来的洪宪复辟丑化袁世凯。袁世凯在现代中国的构建中起着中枢作用；第三层含义是三个优待条款及其文化内涵。三个逊位条件里有两层价值，一层这个逊位条件是契约性的，是逊位于立宪共和政体的，第二层才是他的优待条件；第四层是逊位诏书语境下的“中华人民”。从法理上来说南方政府没有正当的合法性推翻一个帝国，推翻一个帝国而不是传承一个帝国，可以靠武力征服，而你没有这个武力，那么这个地方很可能解体、崩盘，恰恰是因为清帝逊位诏书之后，忠诚于清帝的满蒙回藏尤其是边疆的这些地域人民、贵族管辖权全都由于清朝的逊位，同样投到中华民国中来，所以中华民国是非常和平的传承继受了清朝帝国的疆域人民以及所谓共同体的所有物资和精神的财富，而这个财富使得中国到现在还享受着重大的内在价值；第五层是天命流转，从革命到现代的人民革命，人民革命包含着英美式的革命、法国式的革命，关于天命流转就不谈了，但总的来说我赞成秋风的一段话：中国的新天命就是人民的主权。 这在清帝逊位诏书里主题也提出来了，把一个皇帝，一个过去的君主，禅让给现代的共和国，而现代共和国的主体就是人民，这里面就隐含着从一家一姓之王朝到一个人民共和王国，这是现代中国新的天命，而这个新的天命在逊位诏书中已经揭示出来。

　　国际·动向

　　俄罗斯的“普梅双头统治”没有违背“民主原则”

　　【概览】：在2011年9月24日“统一俄罗斯党”代表大会上，俄罗斯现任总理普京宣布将参加2012年的总统大选。选网学人方绍伟近日投书本网，发表文章认为，俄罗斯的“普梅双头统治”违背的是“宪政原则”而不是“民主原则”。普京是往右向“沙皇传统”而不是往左向“列宁模式”倒退的说法其实并不准确，“列宁模式”和“普梅模式”都有“沙皇传统”的影子。变意识形态难，变文化更难。“普梅统治”将有可能从1999年一直延续到2036年，在未来的四分之一世纪里，世人将很可能会看到一个稳定和强硬的俄罗斯联邦。一般认为，“普梅的政治双簧”压制了政治竞争，是典型的反民主之举。但方绍伟认为，其实这是误会。如果他们操控选举，违背大多数选民的意愿，那才构成反民主。而如果大多数俄罗斯选民真的愿意，他们的一唱一和就不是反民主，而是反宪政。在俄罗斯“半总统制”的特殊情况下，“不同政党两次轮替”的原则，意味着“至少3位政治家的轮替”（政党2代替政党1是第一次轮替，政党3代替政党2是第二次轮替；其中政党3与政党1可以是同一个党，但必须是不同的总统候选人）。“普梅的政治二人转”显然不符合这个原则，而这也是西方国家普遍认为俄罗斯不是真正的“自由民主”国家的原因。如同英国《每日电讯报》所说：虽然普京没有违宪，却“侮辱”了宪政精神。虽然“普梅搭档”明显存在按自己的年龄修改宪法的“量体裁衣”之举，但“普梅搭档”在各国领导人的大众支持率中还是一直名列前茅。作者认为，由此可见，政治文化传统也有来自民情的“权威需求”的一面。革“意识形态”的命容易，革“政治文化”的命可就难多了。普京是往右向“沙皇传统”而不是往左向“列宁模式”倒退的说法其实并不准确，“列宁模式”和“普梅模式”哪个没有“沙皇传统”的影子？对此网友评价认为本文“理性平实”的占总投票数的81.2%，网友留言22条。

　　〖尾记〗

　　如果谎言在一个国家已经不属于道德的问题，而成为政府维持社会稳定和秩序的重要手段，那么社会的诚信已经不再可能由道德教化所获得。当民众与政府之间可怜的信任消失殆尽，没有一个政府可以安稳而有效地管理社会。（磬无语）

　　——寄语

　　（作者：于勤  静之）

　　  《国家政治发展简报》2011年第18期（总第24期）第二部分。

　　“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