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了多年，目前无论按照市场汇率还是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人均国民收入都已迈过了世行所划“上中等收入经济体”的门槛水平。世行最新研究报告显示，2010年低收入经济体人均国民收入少于1005美元，下中等收入经济体人均国民收入1006至3975美元之间，上中等收入经济体人均在3976至12275美元之间，高收入经济体人均国民收入高于12276美元。中国2010年人均国民收入4260美元，当之无愧地跻身于“上中等收入经济体”之列。不仅统计数据，就大众实际生活状态来看，这些年的变化，尤其是加入WTO以来的最近十年的变化，用翻天覆地来形容一点也不夸张。所有变化中，最夸张的变化要数交通和闲暇消费了：几乎在一夜之间，中国的城乡在告别自行车时代而进入私家小轿车时代！也几乎在一夜之间，似乎所有的家庭都有了闲暇与相应的收入，想出外旅游了！

　　然而如若搞点简单的“舆情”调研，与你偶尔邂逅的熟识或不熟悉的人随便聊聊，相信多半会得出一个印象：大家的“幸福感”并未跟着经济和收入同步提升，相反，各种不满与“愤青”的情绪在增加。有领导在小范围讲话中就曾说过，时下的“社会舆情”有些上世纪80年代的影子：“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碗来骂娘！”此说一点也不夸张。只要你睁眼去看看，用心去听听，便不难发现，时下的抱怨，几乎成了社会各种阶层的一种病态与常态。无论贫民抑或富商，无论下级小吏抑或上级高管，各色人种似乎都有诸多抱怨想发泄，都喊着一个“累”字。

　　何以不满？何以大家都喊累？原因自然多多，但在我看来，对于大多数人而言，许多累人的生活与抱怨话题，直接源自滞后与搞偏了的服务业。服务业的不发达加上普遍的道德与诚信缺失，搞得大众很烦很累。在所有服务业中，城市公共交通与医疗卫生发展的滞后最为突出。无论大城抑或小镇，虽然修了不少道路，但出行却越来越不便。虽然修了不少医院，毕业了不少医学院学生，但老百姓看病难依然在加剧。即便有点特殊待遇或“准特权”者，用起来也不易，原因是享用者人数增加比之服务供给增加快得多。而今“博导”、专家多了去，“厅官”满地跑，“官车”和“红本”泛滥，道路和好的医疗机构就那么一点，全让这帮人占了去也显得拥挤，自然也抱怨“官不逢时”。说到大众服务意识，伤得更广。别的不说，前不久往返沪上坐高铁，临进站就听到有旅客急得要骂娘！不知出于什么考虑，检票机特有“中国式”创意，入口地上有条黄线，旅客得站在线外伸长手去“刷票”，节奏稍微快些，便会给“套牢”，得退回去重刷！试想赶车的旅客哪个不急？尽管有铁路职工在旁指导，“套牢”的情形还是很多。旅客抱怨不断，而检票员的怨气更大：“这是领导花了大价钱买来的设备，有本事找我们领导说去！”

　　开门n件事——吃、穿、住、行、娱，时下件件似乎都很折腾人。说到吃，好赖先不要去管，食品安全就让人心烦。“地沟油”、“农残”超标蔬菜，“染色馒头”，瘦弱精猪肉，“三鹿奶”，还有非专业人员搞不准的稀奇古怪的各种添加剂，……没完没了。至于住，房价高得吓人，政府调控房价，从开始迄今差不多已有五年多，许诺的房价走低迄今未见，见到的只是官报数据“涨慢了”。至于行，就更加烦人了，先不要去谈首都北京的“首堵”壮观，即便是省会城市，以前十几分钟的车程，现在有时个把小时也难搞定。如若细观有些城市的交通规划，便会发现若沿着目前的轨迹发展，修再多的马路也无济于事！

　　我们的社会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当然你可以归因于制度改革的滞后，也可以归因于特权与腐败的蔓延，还可以归因于受房地产利益驱动的规划走偏，等等，不一而足。然而在我看来，一个最为关键同时也最能够在短期内改变的，是政府关于经济发展的理念及其相应的实践。说具体点，就是得弄清楚发展究竟为了什么？过去30年的经济高速发展，实际上刺激了各级政府对增长数据的偏好乃至崇拜，形成了一种数字高于一切的理念。客观地来看，即便在高层明确提出转变增长方式以来，GDP关联数字高于一切的理念依然未得到逆转。即便面对节节攀升的物价，各级政府那里念念不忘的仍然是GDP及其关联的数字，“保增长”实际上已经形成了惯性，粗放式铺摊子则成了这种惯性的发挥的新领域！这里我想说的是，这种为增长而增长的扩张路径早已到头了，是到了了断的时候了，目前也有机会去了断。什么机会？“后危机”的世界经济状态。

　　早先我曾写过，金融海啸曾经给过我们一次调整的极好机会，亦即“裸泳者”出局的机会，那次机会给后来的保增长冲淡了，当保增长压倒一切的时候，增长数字崇拜再起，本应出局的“裸泳者”又疯狂了一次。然而辛运的是，世界经济的“后危机“状态——走停停的状态——依然延续，这实际上给了中国经济又一次调整的机会，问题在于我们是否能抓住这次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