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思想史》广东省出版集团，花城出版社，启良著。
绪论一：国问
一部20世纪的中国历史，很大程度上是按照一位西方圣人即卡尔·马克思的思路而谱写的。马克思是一位普罗米修斯式的人物。普罗米修斯为了人类，从神王宙斯那里盗取火种，还教会了人类许多技艺。自此，人类得以发展下来，直至今天的繁荣。马克思同样为了
人类，同样给了人类火种。只不过，马克思的火种不是用来照明取暖，烧菜做饭，而是革命暴力的燎原之火，为的是烧掉旧世界，并在其废墟上建立一个金灿灿的新世界。
马克思是一位革命的乐观主义者。他不仅乐观地估计自己的思想力量，而且乐观地认定未来人类必将生活在一个至善至美的社会。
在马克思的眼里，应予烧毁的世界有两个，一个是西欧的资本主义社会，另一个是西欧以外的前资本主义社会。而且这两个世界是有等差的。资本主义虽然罪恶，但相对于前资本主义社会则又是进步的。因之在他看来，欲将印度、中国和俄罗斯这样一些古老民族一并带
到新世界，就必须借助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之进行血与火的洗礼。请看他老人家在《共产党宣言》中所写下的一段话：
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
然而，历史的逻辑同理论的逻辑毕竟不是一回事。马克思预言资本主义必然灭亡，至善至美的社会必然到来，古老的前资本主义社会欲得新生，必经资本主义这一历史阶段，可时至今日，世界历史似乎并没有朝着他老人家预言的目标和路径而发展。特别是，他理想中的新世界并非结胎于西方资本主义的母腹，而是在古老的前资本主义社会见诸实践，而这些国家几乎都没有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时期。马克思眼中的资本主义也许会最终灭亡，但在20世纪却没有灭亡的迹象，而且其最终灭亡的方式亦恐同《资本论》所描述的大为不同；世界大同也许不是空想，但实现的途径很可能是渐进的而不是激进的和暴烈的。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还写道：
资产阶级在它的下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所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使，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能够料想到有这样的生产力潜伏在社会劳动里呢？
这段话是马克思在19世纪中叶写下的，距今已有一个半世纪之久。是时的资本主义虽发展蓬勃，但毕竟处在“初级阶段”，并且毛病甚多，尤以牺牲其他民族利益为代价而体现为不人道，正如马克思所言，每一个毛孔都充塞着肮脏的东西。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才激起了多少思想人物道义上的愤怒。然而相对于前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形态和生产方式，资本主义毕竟是一新生事物。作为新生事物，它同样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决不会因其稚嫩易犯错误而放弃自己的生命权利，也不会因人们的道义愤怒而终结自己的历史，真可谓“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再者，资本主义是历史的产物，体现的是人类社会的进步，内在地有其自身的发展逻辑和人性根据，有其自我调节和自我更新的能力，在没有完成其世界历史使俞之前，亦不会因人们的好恶而半途而废。
更可重视的是，对于新生事物的成长和壮大，批评更益于赞美。马克思预言资本主义必
然灭亡，并通过对其经济结构的分析而认定不可救药。然而马克思也好，圣西门等人也好，都是资本主义文化体系中的一员。尽管他们厌弃资本主义，试图以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取而代之，但是他们的一切努力却又有助于资本主义的完善。这真是历史的吊诡！马克思为资本主义看病，写出病历，指出病根，且开出促其死亡的药方。可资本主义社会的学者和政要虽不采纳马克思的药方，但却重视他所写下的病历，且据此而对症下药，从而将资本主义从稚嫩状态引向成熟状态，使之避免了“初级阶段”的诸多弊端，如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和劳资关系的紧张。
马克思逝世一百多年来，西方文化愈益世界化，资本主义亦愈益稳定和繁荣。虽然其间有两次世界大战，有两大阵营的对立，但总的来说，一直呈上升的趋势。现在所谓的“世界化”、“全球化”，很大程度上仍是西方化；所谓“与世界接轨”，亦主要是同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接轨。像印度、俄罗斯、阿拉伯世界这样的民族或地区，尽管文明悠久，人口众多，但却不能作为接轨的典范，至少在短时间内是不能充当此种历史角色的。因为“接轨”也好，“全球化”也好，实则都是文化传播和文化选择的向度问题。谁的文化先进，谁就可以主领世界大潮，成为其他民族效仿的样榜。其关系，如果套用孟子的话说，乃是“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在这样的世界形势下，任何封闭的民族主义情绪都只能是一种“厢愿”。
近代中国被迫进入世界历史，起初所抱持的便是此种“厢愿”。不管是魏源“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之主张的提出，还是随之而来的洋务实践，皆不外乎对世界历史的拒斥。虽然这时候的仁人志士已经可以开眼看世界，但其目的仍在关起门来，拒外来文化于千里之外。
真正促使近代中国人世界历史意识之自觉的是甲午海战。自此，国门渐次打开，外来文化潮水般地涌进中华大地，国人亦由此艰难地踏上了现代化的行程。
由洋务运动到戊戌维新，再到辛亥革命和新文化运动，直至今日的改革开放奔小康，一个多世纪里，中国的变化可谓大矣。倘若以传统社会为参照，更可见其变化地覆天翻。人们生活世界的方方面面，已完全不是传统的样子。帝制早已终结，家天下永远成了历史，社会
的主奴结构至少从形式上看不复存在，无人再以“奴才”自称。经济关系方面，不再有地主与佃农之区分，亦不再有交租或抗租之类的事情。从理论上说，人人都是社会财富的主人，人人在法律上都享有经济上的平等权。社会财富亦远非传统社会可以比拟，国民生产总值虽成曲线发展，但总的看来却是呈增长的趋势。相应的，国民的生活水平亦大大提高，衣食住行同传统的生活方式相比，已经不是一个概念。特别在人们日常生活方面早已西方化。从发型到服装，从建筑到家具，从书写工具到口头用语，从婚姻形态到教育模式，几乎没有哪一方面不是西式的。
然而，近百年中国之发展，成绩虽日显著，但问题亦不可忽视。特别是将其放在20世纪整个世界历史的大背景中予以考察，更能发现其步伐的缓慢与错乱。西方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百年中的繁荣，姑可不论，仅拿亚洲几个近邻作比较，亦可使今日的炎黄子孙愧对列祖列
宗。岛国日本文化浅薄，资源匮缺，但却发展成了世界级的经济强国；韩国、新加坡虽只有几十年的现代化建设，成绩亦远非今日的中国所能比拟；就连同为中华民族的台湾和香港，由于社会制度不同，经济亦远比中国内地繁荣和富足。
为何会是这样？是因为像人们常说的那样人口多底子薄，还是因为中国人惰于进取？中国具有几千年的文明积累，底子并不为薄；人口众多亦不是贫穷落后之原因，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足可承载十亿人口的生存与发展。而且，中国人并非不思进取，特别是知识分
子这一群体更是如此。他们为着国家的富强和民族的振兴，呕心沥血，前仆后继，其奋斗与牺牲的精神实乃其他民族知识阶层所不及。
尤可深思的是，在这百年里，我们所拥有的自然时间同其他民族并无差别，都是一同迸入20世纪，今天又一同跨入2l世纪，可是在历史时间方面，我们与其他先进民族并非同步。从19世纪末到今天，已是一个多世纪之久，可是吾国吾族似乎仍在原地踏步。虽然今日之中国相对于百年前，许多方面早已面目全非，但历史的位置却依然停留在百年前。鸦片
战争之后，为了富国强兵，先有洋务运动，后有戊戌维新。洋务运动之主旨是向西方入学习
先进技术，亦即魏源所说的“师夷之长技”。当时委派留学生，翻译西人著作，都是为着这这一目的。只是在洋务失败（其实很难说是失败）之后，康梁等人才试图在政治层面上作文章。然而一个多世纪之后，这一历史又得以重演。同样是打开国门，同样是外派留学生，翻
译西人著作和引进外国技术，同样是在器物层面之革新难以深入的情况下需要政治体制的变革。虽然这重演的历史不可能没有异样，但其历史的曲线则大体上是一致的。
然而另一个事实是，这一个世纪里，中国人并非无所作为，而是风雨兼程，坎坎坷坷。他们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有理想有豪情，有大爱有大恨，在民族振兴与更新的道路上从未停歇过，至少在主观愿望上是如此。不管是辛亥革命、解放战争，还是大跃进和十年“文
革”，乃至今日的奔小康，他们都是精神抖擞，意气风发，既可歌又可泣。
一方面，中国人极思进取，并且在百年时间里把一部中国历史一再改写；可另一方面，时至21世纪的今天，我们又似乎仍然停留在百年前的历史位置。
这样一种悲剧性的历史实在值得吾人深思。
一、中国为何很难踏上现代化的道路？
作为世界历史意义的现代化运动，虽然很难界定其起点，究竟是新大陆的发现，还是尔后的西方工业革命，甚或别的历史性事件，如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英国革命、启蒙运动等等，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即作力整体意义上的人类历史，现代化的历史已经有了几百年之久。这一历史运动的推进虽曾借助血与火的方式，给许多民族留下了痛苦的记忆，但总的来说却是一种巨大的进步。痛苦是暂时的，局部的，而且不可避免。正如马克思借用歌德的诗句所表述的：“既然痛苦是快乐的源泉，那又何必因痛苦而伤心？”现代化进程中的“痛苦”，在今日学者看来，诚然是多方面的，而且最主要的是对人文世界和精神世界的伤害。但在马克思所生活的时代，此种“痛苦”则主要是西方资本主义对世界其他民族的掠夺，以及古老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不复存在。用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一文中的话说：
从纯粹的人的感情上说，亲眼看到这无数勤劳的宗法制的和平的社会组织崩溃、瓦解、被投入苦海，亲眼看到它们的成员既丧失自己的古老形式的文明又丧失祖传的谋生手段，是会感到悲伤的。
或许历史的辩证法本该如此：任何历史性的进步都应付出相应的代价。文明的产生以人类原始朴素的生活方式之丧失为代价；古代的经济繁荣以奴隶制的盛行为代价；人们的宗教信仰和以之而求得的心性安顿和友善相处必以禁欲为代价。现代化作为进步的历史运动，同样是要付出代价的。其作为人类整体性的历史是如此，作为一国一族的历史亦为如此。代价的付出无疑是痛苦的，但痛苦却又是“快乐的源泉”。因为如果没有这一“痛苦”，人类便不能进人新的历史阶段。
正因为在“痛苦”与“快乐”之间，人们为着后者而不惜前者，所以近代的世界历史才会突飞猛进。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人们既是主动的又是被动的，既是自觉的又是不自觉的。言其主动与自觉，意指人们在这一历史运动中的理性选择和顺应潮流的历史行为；言其被动和不自觉，是指人们虽未认识到这一历史运动的真义和真值，但却能够为历史所带动或驱动？在前者，人是主体，历史是客体；在后者，历史是主体，人是客体。而且在人的历史活动中，主客体是互为渗透的。因为，人既是历史的创造者，又是历史的造物。
时至今日，作为世界历史意义的现代化已经走完了它的“初级阶段”，就连亚非拉，亦有许多国家迈入现代化的行程，有的还相当先进和发达。虽然现在许多西方学者站在后现代的立场上，指陈现代化的诸多弊端，但现代化作为各民族发展的必由之路，其价值则是普适
的，而且也是人们的共识。
然而，我们反观近百年的中国历史，则不难发现，尽管我们在很多地方都被“现代”了，但却又很难踏上现代化的路途。或者说，20世纪的中国历史很难说是一部现代化的历史。如果更深入地看，将其视为一部拒斥现代化的历史，或许更为恰当。对于20世纪的中国人来说，现代化犹如一道门槛。他们的双脚虽已迈进门槛，但上半身始终处在门外。虽然他们有时也想探过头来，瞧瞧门槛里面的景色，但总免不了要被一种莫名的力量拉扯回去。即便有极少数人整个身子都进了门槛，且真正认识到了门槛内外的差别，但这样的人往往为社会所不容，被大众视为异类。
现代化需要付出代价，拒斥现代化所付出的代价更大。而且在现代化的世界历史运动中，由于西方列强的扩张和掠夺，中国人丧权辱国，同样有一段“痛苦”的历史。可是在这里，“痛苦”并没有成为“快乐的源泉”，反倒是痛上加痛。如果说现代化运动是人与历史的主客体互动的过程，那么百余年的中国人，主客体都是弱化的。一方面，吾人至今难有现代化的理性自觉；另一方面，现代化的历史潮流很难冲破中国特有的闸门。而且这二者同样是互动的，互为条件，亦互为因果。
问题是，无论是作为世界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还是作为本民族社会发展之要求，现代化同样是中华民族的需要。而且吾国吾族历史悠久，积重难返，更需现代思想文化的冲洗和刷新。可是，从经验事实看，一个世纪的中国人又确是拒斥现代化的，始终举着“中体西
用”的旗子守住国门。这其中的原因何在？为何在如林的世界各民族中，惟有我们这些炎黄子补对现代化的普遍价值难以认同？为何我们在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之后，至今仍未能觉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