轿子谈古

　　对今天的青年读者来说，作为用人抬代替畜拉的坐载工具的轿子，除了在电影和戏剧及少数旅游景点中偶然可见之外，业已成为历史陈迹了。

　　轿子由来已久，在《汉书·严助传》中已有“舆轿而逾领”之记载，可见在汉代已有出现。

　　轿子是由古时的辇舆转变而来，由于古时北方有车无轿，唯独南方有之，舆轿又被叫做“舆桥”，后来又有“步舆”、“载舆”、“板舆”“肩舆”、“腰舆”、“篮舆”（竹轿）等叫法。步舆载舆之类，形状很象当今的木板担架，不过其四角各多出一点作把手，乘者端坐其上，由四人提着把手行走，显然，这种形象不很雅观。

　　到了唐代初年，步舆载舆从手提逐渐演变为肩抬，这才有肩舆的称呼，有人亦把它叫做“担子”（也称“檐子”）。这个时期的轿子，没有固定的遮盖装饰物，重心也很高，跟后世所见的轿子还有很大的差别。再加上当时的人们还讲究席地而坐，坐在这样的肩舆上被抬来抬去，是很不安全的。唐朝中叶以后，由于椅子的出现，改变了人们长期席地而坐的习惯，开始垂足而坐，从而也改变了肩舆的制作。当时的肩舆就象一把椅子，两根肩舁固定在两旁，人坐其上，肩背后靠，安全舒适多了。但直至唐末，这种椅子式的轿子仍未有顶盖及围幕。五代至北宋，轿子的制作不断改进，不仅装上了顶盖，且有围屏等饰物。对此，《宋史·舆服制》中有详细记载：“其制……凸盖无梁，以篾为障，左右设片，前施帘”，那形状大体上已和后来的轿子差不多了。

　　轿子有官轿、民轿之分。官轿不仅是皇家、官员的一种交通工具，同时也是其尊严的一种象征。当初，唐王朝规定，为官者不得随便坐轿，只能乘马，三品以上的宰相、三公、尚书令、仆射等官位显赫者，在有疾病的情况下，方可破例坐轿。北宋时沿用旧制，百官上朝照样是骑马，只有个别年老而地位显赫的，由皇帝特赐“肩舆上朝”。例如连续在宋仁宗、英宗、神宗、哲宗时候担任过要职的四朝元老文彦博和司马光等人晚年，就曾享受过这种特殊的待遇。有趣的是，尽管司马光等元老都被特赐“肩舆上朝”，但他们都认为，由乘马改坐轿是让轿夫干畜牲的活而不忍心乘坐。譬如司马光在皇上特许其“乘肩舆，三日一入省”的御旨下达后，“辞不敢当”。王安石晚年定居金陵，拿驴当交通工具，有人劝他乘肩舆，他也一口回绝，道：“自古王公虽不道，未敢以人代畜。”及至南宋初年，宋高宗南逃暂时驻跸扬州时，方才准许百官上朝坐轿，从此以后，官员上朝或外出巡行，才以轿子代替车马。关于这方面的历史，《五杂俎》有一段述之甚详：

　　唐宋百官皆乘马，宰相亦然。政和间，以雨雪泥泞，特许乘轿。渡江后又许乘轿，盖江南马少轿多故也。国朝京官，三品以上方许乘轿。三五十年来，郎官因皆乘马。后因乘马不便，始以小肩舆代之。近日遂无乘马者矣。晋江李公为宗伯时，曾严禁轿，然终以不便，未几即复旧制。初，进士皆步行，后稍乘马，遇大风雨，间有乘轿者。迄今二十年，而乘马者绝迹矣，亦人情之所趋也。且京师之人，衣食于此者，殆及万余。非惟不能禁，且不必禁也。”

　　世上任何事情都有其多面性，这也是古今亦然。司马光等人反对坐轿，无非是出于“人道”的考虑，然而，不准乘轿，又势必造成万余人失业，这些贫困得无衣无食的轿夫，其实早就处在比达官贵人马厩里的畜牲要低下得多的地位，“人道”对于他们，又能有多大作用！

　　于是，乘轿抬轿也就成了不可阻挡的趋势，逐渐走向中兴。到了明朝，朝廷明令不同品级的官员坐不同等级的轿子，《明史·舆服志》就有记载：“洪武元年令，凡车不得雕饰龙凤文。职官一品至三品，用间金饰银螭绣带，青缦。四品五品，素狮头绣带，青缦。六品至九品，用素云头青带，青缦。轿同车制。”那红得发紫的宰相张居正，某次奉旨回原籍湖北江陵县葬亲，真定知府投其所好，居然为之造了一乘大轿，前轩后室，两旁又还有走廊，在走廊上各站立着一聪秀小童以供他使唤，用32个壮丁抬着前进，那舒适的排场，也可说是前无古人的了。

　　清代顺治初年，达官贵人乘轿之风日渐式微，汉人京官无一不是乘马上朝。自中兴以后（1647年），始得乘肩舆上朝。在封建等级制度森严的清王朝，皇亲国戚，各级官吏所乘的轿子，理所当然地规定了不同等级。譬如，慈禧时规定，帝后轿与太后轿均正黄色，妃嫔轿暗黄色，余为红色。其时，西太后乘轿出行，前导以兵，左右有亲王4人骑马夹护，太监四五十人骑而从于后，那光绪皇帝亦必随扈，即令是炎风烈日，迅雷疾雨，亦不敢乞休。西太后的轿子过官门时，后妃以下皆跪送，轿过乃起，各上轿随行。在京时用轿夫4人，出京8人；四品以下文职官员用轿夫2人。就连官吏们乘轿出行的鸣锣开道，也有其不可逾越的定例：县一级官员出行，鸣锣7下，意思是“军民人等齐闪开”；府一级官员出行，鸣锣9下，意思是“官吏军民人等齐闪开”；省一级官员出行，鸣锣11下，意思是：“文武官吏军民人等齐闪开”；到了中央一级的高级官员出行，则鸣锣13下，意思是：“大小官吏军民人等齐闪开”。这样，人们听见几声锣声，就可以知道轿中坐的是哪一级官吏了。

　　与官轿相较，平民百姓乘坐的民轿，则更具特色，美其名曰“多彩多姿”，是一点也不为过的。

　　远在唐代初年，肩舆、担子作为新的交通工具出现的时候，一般是平民妇女乘坐的较多。后来朝廷认为，这些妇女坐肩舆、担子，其行为“过为轻率，深失礼容”，下令禁止。中唐以后，禁令虽有所放宽，却只准品官之妻依照朝廷颁布的等级标准乘坐担子，商人和一般胥吏庶民之妻仍不得乘坐。随着肩舆、担子的逐渐完善，到了宋代，乘坐之人已越来越多，终于禁不胜禁，渐次普及，以至出现了轿代车的情况。这以后平民百姓坐的轿子，一般是两人抬的青布小轿，所谓“庶民车及轿，并用黑油，齐头平顶，皂缦，禁用云头”，如此而已。

　　把轿子当作“采舆”（即花轿）运用到娶亲里面来，也是发生在宋代。有人说，南宋孝宗，为皇后制造“龙肩舆”，上面装饰着4条走龙，用朱红漆成的藤子编成坐椅、踏子和门窗，内有红罗茵褥、软屏夹幔，外有围幛和门帘、帘窗。这就是最早的采舆。只是由于时人的效法，后来才成为定例，被运用到娶亲里面去。在清朝300年间，举凡嫁女娶妇，新娘必凤冠霞帔，用盖头布遮住脸，嚎啕大哭一阵之后，被人强拉上轿，锁上轿门，接送到男家去。花轿质量有高有低，高级的有平金丝绣镶钻石的轿围，低级的一般在红绿绸缎上绣龙凤图案。有的花轿还有“子轿”（即轿中有轿），可以把它抬进屋里，新娘在屋里就可上、下轿。据清末人徐珂《清稗类钞》所言，直至清朝末年，上海等大城市，许多妇女才开始抵制坐花轿，改用马车等车辆。

　　自然也有凭借轿子耍威风的。据香港黄南翔先生《香江岁月》载：香港在开埠之初，就从广州运去不少轿子，一类供人雇用，一类则是豪华的私家轿，称为“长班轿”。长班轿为豪门望族自置，自雇轿夫，四人肩舆。轿主人虽然不得鸣锣开道，然而他们所雇用的那班中气十足的轿夫，狐假虎威，往往是横冲直撞，吆喝路人让路。这些轿夫身上还穿着类似制服的号衣，胸、背还用大字标明轿主的姓氏，以示排场。再就是一些挂牌开业的医生，一般都备有私人的蓝色小轿。有些医道平庸者，每逢诊业清淡之时，往往故意坐了轿子在街上兜转，轿夫吆三喝六，招摇过市，制造出这位医生出诊频仍的气氛，使人们产生错觉，以为这位医生乃杏林高手，纷纷登门求医。

　　令人不解的是，有的地方犯人被押进监狱囚禁或绑赴法场正法，还要坐一种无顶小轿，不知其中有何奥妙？在上海，妓女出堂差居然有人坐一般平民不得问津的绿呢官轿。由于市上名花堂差不断，整日价坐着官轿来来往往，实在有碍观瞻，后来当局遂大加轿捐，此风才息。

　　另外，出殡送葬，有“魂轿”专供死者遗像或神主牌位，有顶盖蒙白布的“丧轿”肩舆丧家女眷，有顶盖半蒙白布的“客轿”肩舆送葬妇女。城中车站码头附近，则有“快轿”供人临时雇坐。再加上专供上山用的“滑杆轿”，专供女眷用的“撑阳轿”，以及4人抬，8人抬的“四人大轿”、“八人大轿”等等，我国的轿子家族，也称得上是“轿丁”兴旺，美伦美奂了。

　　正因为当年的轿子无处不在，无往不至，与之相适应的轿子业也应运而生，终而成行成市。据资料统计，仅仅在解放前的北京城区，就有大小轿铺几十家，从事这项职业的有几千人。也许您想不到吧，我国的轿子还曾经流传到国外去了呢，西班牙贵族就乘坐过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