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时候想写下一些文字，每次都会很伤感，想着记录总会是那么困难的事情。昨天晚上和家里人打电话说起上小学、初中、高中我们家的苦难日子，今早忍不住又想记下，这是第一次写我们家的故事。

    小时候，奶奶经常会跟我讲爷爷。在我儿时的记忆里，总会想起奶奶哭泣。那张记录了岁月冲刷和世事冲击的脸上，直到今天还是记忆犹新。爷爷1984年过世，那时我2岁零两个月。但是，在我的记忆力还是留着爷爷，这是我一直迷惑不解的。记不起他的容貌，他的一切。唯一留下的镜头就是在住了70多年的老房子的木板墙边把我放在他肚子上，他靠在蓑衣上，这是唯一的印象。奶奶经常跟我说起，爷爷活着的时候特别喜欢我。仅存的一点点记忆总在心头徘徊。

    爷爷一辈子走得很坎坷，家里人跟我讲过一些。我所知道的就是爷爷做过the Nationalist Party的老师，上过初中。解放后在县政府里做过事，后来又回乡种地。小时候留下很多爷爷手抄的书，搬家、别人借阅那些书都基本没了。父亲讲起，爷爷在文革期间只是劳动没有“公分”，被人歧视。一方面是来自自身的成分，那个时代分得太清楚了。后来1983年县里平反，爷爷可以拿到“离休”工资，但是3个月离休工资还没拿到，爷爷就过世了，离开人世的时候只有59岁。我们家两代人的命运都很悲凉，做了20多年国民党教师，“文革”期间劳动没有公分，结束了，84年平反拿了三个月离休工资就过世，走了只有59岁。

    爷爷过世后，奶奶一个人生活。我奶奶了地主家的女儿，确切地说我外祖祖是“国民党”时期的乡长，后来革命变迁被枪毙了。奶奶的家族从此没落了，奶奶一生经历了太多的打击。上初中时，奶奶总会看着我离开家去学校，上大学时，每次开学奶奶都会杵着拐杖站着看我离开。每次直到看不到我的影子，而我每次离开家回头看着弯了腰的奶奶总是泪水止不住留下。当我上研究生，回家奶奶一次比一次老了，腰杆也更弯了。拐杖还是那根木头砍成的，直到最后都没能给奶奶买一个拐杖。我读博士，奶奶摔过一次，回去都叫腰杆痛。2009年暑假，家里人告诉我奶奶病重了，吃不下东西。我回家看了奶奶，那时已经一个多星期躺着动不了，在奶奶能动的时候总是一个人做饭。她不需要任何人照顾。直到最后一个星期，奶奶躺在家里，那所她曾经和爷爷盖的房子里，在哪里她觉得心安，那样安静地走了。最后一次和奶奶见面，看到我她很清醒，也很高兴，和我说话，也和女朋友说话，而且在最后时刻能听懂普通话。我以为真的好了，结果等我准备返校，到昆明坐车回重庆，当晚奶奶就走了，没能见到最后一面。慈祥的奶奶就这样定格在我心里，度过了坚强而悲凉的一生。

    今天我关注中国问题，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了接触，也经常会跟那些曾经经历了的老人们聊天。我的父亲对我影响最大。父亲1977年高中毕业，没能够参加高考，就没了上大学的机会。自那之后就到区公社（1958年为大同公社，1984年改区，1988年置大同乡，2000年设大同镇）工作，小时候父亲经常跟我讲那个时代抓计划生育的事情，人口控制，一个人骑着自行车走村入寨，从桥上掉到桥下后来自己醒来。我小时候也经常跟着他们计生站的人去，后来我上小学。父亲被驱除回乡种地，重新走上了爷爷走过的路。1992年我们家拆老房子盖新房，那时我们家只有500元钱。后来他们经常跟我讲这事。父亲没有回家前，我们家生活得很好，过得很轻松。回家建房，我上学，贫穷生活从此开始了。家里借得信用社贷款利息高出了本金，这就是我们家，直到2010年年底还清。而这样的账目从信用社会计上，早就可能从坏账中冲掉了。接近20多年的贷款时限还是还清了。父亲回家种地就变了一个人似的，以前的处事、能说会道今天仅仅保留着那份文雅、重礼节和周围人说的“老好人”。

   近年来，我尤其关注中国人口问题，主要是受父亲的影响，不过更大程度上是在继承他曾经没有走完的路。他用10几年的实践最终中途退出了历史。我和我父亲经常会争执很多问题，很多时候他都让着我，慢慢地经常被我说服了。但对人口问题的研究我没和他说过，因为有天我想让父亲看到我今天的努力他不再为他的一生遗憾，他没机会上大学，我上了大学；他被驱赶出局，我继续做，我一直在他没有走完的路上努力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