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罗竖一

      说来非常有趣，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包括中国众多学者、有些官员等在内的各方人士，以及不少机构或部门，普遍认为行政手段应该远离中国市场经济。

 
 

    而据2011年10月27日中国新闻网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专题询问保障性住房情况，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长姜伟新在会上指出，楼市限购这个政策是个行政办法，是不得已而采取的办法。目前我们正在努力建设城镇个人住房信息系统，如果这个信息系统将来建立起来了，就不必再采取限购这种行政色彩浓厚的办法。

 
 

    此言一经传播，很快就让社会舆论一片哗然，但10月2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所发出的“坚定不移地搞好房地产调控”之指令，不日即平息了姜伟新部长所言造成的“风波”。

 
 

    然哗然归哗然，平息归平息，反正有一点应该是肯定的，这就是姜伟新部长也“认为行政手段应该远离市场经济”。

 
 

    但是，笔者觉得这其实是个误解。

 
 

    首先，自从人类社会有了政治，那么政治和经济事实上就密不可分了，而随着国家形式的生发，政治愈加成为经济的集中体现。

 
 

    换言之，经济和政治“合体”已久，并会相互影响，且会继续保持此态而伴随人类社会运行。

 
 

    也就是说，作为政治重要组成部分和重要表现形式的行政手段，其实是不可能与经济完全分开的。

 
 

    所以，作为资源配置方式和经济运行方式的市场经济，其不可能完全独立而自行其是，即不可能不受诸如行政手段等政治因素的影响、制约。

 
 

    其次，西方所倡导的那种市场经济运行模式，事实上已经被多次局域性或世界性的经济危机、金融危机，以及始于2007年的美国次贷危机和发端于美国华尔街而席卷全球几十个国家的“占领运动”一再证实，其确实是有弊端的，而且这种弊端日益凸显。

 
 

    但是，无论是面对世界性的金融危机，还是面对全球影响深远的美国次贷危机等灾祸，中国都能比较安然地度过，而保持较好的经济发展态势。

 
 

    面对上述“铁的事实”，包括不少西方经济学者等在内的群体都予以承认而开始重新审视中国经济、政治等运行方式。

 
 

    而中国之所以能有此“铁的事实”，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没有完全照搬西方的那种市场经济运行模式，即保留了包括行政手段等在内的一些调控经济的思路和做法。

 
 

    与此紧密相关的另一事实是，无论是在经济危机等非常时期，还是在经济发展相对平稳的正常时期，有关行政手段其实也未远离诸如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经济舞台。

 
 

    再者，一个基本的常识是，国家的安定与否，往往跟行政手段密不可分。

 
 

    譬如战争，其确实具有相对独立性，而具有自身的运行规律，但一场战争的胜负，不是单纯地取决于军方，而常常取决于多方面的因素，且战争的进展等通常都守制于国家行政手段，即往往不能完全任由军事指挥员任意为之。因为远离行政手段，可能会因为后方不能保障武器弹药和粮草等而败走麦城;因为远离行政手段的军事指挥员，或许会成为国家的新主人，而可能引发社会大乱，导致生灵涂炭;因为军事指挥员时常也需要来自行政手段的智力支持。

 
 

    这些貌似人为，但其实这才是战争的“全貌”，才是战争涉及到的方方面面，而战争的顺利与否，往往就取决于这些“全貌”的综合运行，而不是单一的军方运行。

 
 

    同样的道理，如果任由经济自行其是，而不采用适当的行政手段，那么必然会出现诸如全球金融危机、世界经济危机之类的人间灾祸。

 
 

    另外，中国采取限购这种行政色彩浓厚的办法，让房价不断上涨的问题得以缓解，甚至就一定程度而言已经拉低了中国整体房价。即采取限购这种行政手段而意在调控中国房价的效果日益明显。

 
 

    相反，以前没有采取限购这种行政手段，而在很大程度上任由所谓的市场经济规律自行调解，但结果是中国房价越来越高，不但让中国亿万民众不堪重负，而且让中国经济畸形发展。

 
 

    还有，就哲学原理而言，不少中国专家、学者，以及部分官员等等群体，深受西方的那种“分立”哲学思想的影响，而常常误以为世界上这个那个都是“分立”，而不懂“阴阳一体，阴中有阳，阳中有阴”的哲学道理。

 
 

    就一定意义而言，是那些人对中华传统文化知之甚少，因为“阴阳一体，阴中有阳，阳中有阴”的哲学道理(易理、阴阳学说)来自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

 
 

    总而言之，笔者认为，“行政手段应该远离市场经济”的观点，即“让行政手段远离中国市场经济”之理念，其实是种误解。(文/罗竖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