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数千来，由于某些原因，中国任何朝代，普遍对社会组织的监管非常严格，而且往往对其设置了较高的门槛。

　　其实，在和平年代通常没有这个必要。

　　2011年11月24日《新京报》转自新华社的消息称，广东对社会组织规范管理推出新规定，降低社会组织登记门槛，可直接向民政部门申请成立，不再需要挂靠主管单位。这是刚刚推出的《关于广东省进一步培育发展和规范管理社会组织的方案》作出的规定。广东省民政厅厅长刘洪22日介绍说，本次改革的重点在于行业协会、群众生活、公益慈善类、社会服务类、异地商会、城乡基层社会组织、涉外社会组织、枢纽型社会组织等社会组织，核心是降低登记门槛，简化登记程序，突出“宽进”。

　　广东此举，可谓“破冰”之举。

　　但依照中国现行的权力运作机制，广东此举，自然是得到了国家最高层面决策者的支持。

　　故此，正像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原司长、北京师范大学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所言，广东的“有益突破”有望成为全国社会组织登记门槛降低，规范行业管理的政策先导。

　　诚然，一下子降低全国社会组织登记门槛，可能会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

　　但就长远而言，降低全国社会组织登记门槛是一种必然。

　　譬如，2011年12月1日起施行的《长沙市社会组织登记和监督管理办法(试行)》也规定，工商经济类、社会服务类、社会福利类和公益慈善类社会组织等四类社会组织，可直接向登记管理机关申请登记。

　　而据2011年4月7日新华网报道，从2011年起，北京市推行工商经济类、社会福利类、公益慈善类和社会服务类的社会组织无需再找主管单位，可以直接到民政部门登记注册、政府部门业务指导的新型管理体制。

　　换言之，其实广东并非第一个吃螃蟹者，然其走得更远，这就是降低了八类社会组织登记门槛，而此前被降低的仅四类社会组织登记门槛。

　　毫无疑问，降低社会组织登记门槛，乃是大势所趋。

　　另外，据媒体报道，中国现有数百万“草根”组织没有登记，没有合法身份。尽管这个数据不能全信，然也说明期望设立社会，并降低社会组织登记门槛等，乃是人心所向。

　　还有，从2010年7月起，北京市在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进行试点并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常言道：“事实胜于雄辩”。也就是说，担心降低社会组织登记门槛等，会带来很多问题的顾虑是多余的。

　　事实上，就一定意义而言，既然可以组建公司，而公司依法运行能大大地推动社会发展，那么，抬高社会组织登记门槛等，其实就是一种典型而没有多大必要性的“双重标准”。

　　再者，降低社会组织登记的门槛，也有利于消除中国红十字会、中华慈善总会等组织身上的各种“毒素”，而有益于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并有利于提升中国综合国力。

　　人所共知，世界很多国家，乃至包括台湾、香港等地区，对社会组织设置的登记门槛都非常低，而作为经济总量已经居于全球第二位的中国，如果继续坚持原来的高门槛，那么显然是与自身的国际地位不相称的。

　　而古今中外的历史充分证明，大国应有大国的风范，而惟有不自信之执政者，抑或建国之初，才会对这个设置高门槛，对那个也设置高门槛，甚至根本不准进入。当然，某些特殊领域，必须保证直接而完全地掌握在国家手中。

　　如今，中国在试点成功的基础之上逐步降低社会组织登记门槛，此为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同时，这也说明中国越来越具有气吞山河，包容宇宙之大国自信。

　　换而言之，降低社会组织登记门槛彰显大国风范。

　　综上所述，希望全国都能全方位地降低社会组织登记门槛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