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国际监管体系中，判断经济体内部和外部发展均衡与否的标准众多。制约内部失衡包括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私人储蓄和私人债务；制约外部失衡的则包括贸易账户、净投资收益和转移账户。但这些指标并未有效的起到约束作用。

　　全球需要建立一个新的“货币锚”，以制约各国的财政货币政策，而特别提款权（SDR）有望扮演此角色。

　　针对近期逐渐升温的人民币升值压力，单纯依靠人民币升值，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美国贸易逆差问题。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的增加，其实也伴随着中国对欧盟国家贸易逆差的增加。

　　对贸易结构的考量，不应仅仅局限于中美双边贸易状况。美国逆差和中国顺差的压力，更多反映了经济结构的深层次问题。

　　远期来看，中美应该增加合作，共同研究如何将SDR作为“货币锚”。中期来看，两国应该相互扶持，推动各自的结构进行调整。而短期来看，最大的任务在于，应打破贸易保护，相互开放投资渠道，并加强监管协调。

　　对金融产品和创新的监管应该更加严格。特别是对二次衍生产品，要提供100%的保证金。

　　如果说第一次衍生，可以资产证券化，可以有杠杆，但二次衍生不应该有。中美监管当局应该就这一问题展开探讨。

　　在谈及中国经济时，当前的经济结构调整，必须以经济放缓为代价。而从目前发展来看，虽然明年经济增速放缓是大概率事件，但经济增速应该不会低于8%。尽管外需减少、投资增速放缓等因素拖累经济，但在全球范围来看，中国经济增速仍是相对较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