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奢侈消费的一个思想史回顾
世界的变化真是神速啊！几年前，GUCCI,LV,ARMANI这样的奢侈品牌还只是出现电视和时尚杂志上，现在却已经逐渐普及进身边那些政府官员、白领精英和地产老板中了。还不算孤陋寡闻，所以他们（主要是她们）讨论和比较国内外奢侈品价格或者流行趋势的时候，我还能听得懂。
每一次，听他们讨论——其实是炫耀——奢侈品的时候，我总会有一种阴暗的心理在躁动——那不过是一种腐朽没落空虚浅薄的消费模式，一种暴发户式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其实我并不完全这样简单幼稚地看问题——从奢侈品及奢侈品消费中我也能理解到某种积极意义。只不过，这样看问题对我来说比较方便，它适应于我比较原始的思维方式，而且这种看法在冠冕堂皇的那种意识形态中比较安全。当然，更重要更基本的是，我的这种有点居心叵测的幸灾乐祸有着托尔斯坦.邦德.凡勃伦（1857—1929）给我的信念支持。
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或者社会学家，凡勃伦是个天才。他的天才不是体现在为资本主义制度进行辩护上，而是体现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嘲讽和批判上。他的天才就是他批判的能力，是他的尖锐和刻薄。看看他在《有闲阶级论》（凡勃伦：《有闲阶级论——关于制度的经济研究 》，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中是如何嘲弄和批判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的。他说，占有巨额财富的有闲阶级的消费观不是通过消费来实现一般的满足，他们消费的重要目的是为了显示自己的财富和地位，炫耀自己的出类拔萃和与众不同。这种消费被他叫做“炫耀性消费”。奢侈品往往成为有闲阶级显示其身份地位的工具，因此奢侈品产业的繁荣适应的是有闲阶级不断扩张的物质欲望。甚至，有闲阶级为了充分显示自己的存在价值，以雇佣大批闲人为自己担任闲职为荣，这叫做“代理有闲”；或者漫无目的举办聚会召集众人消费，这叫做“代理消费”。有闲阶级热衷于奢侈品消费，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而这种虚荣建立在 “歧视性对比”的心理上——有闲阶级从一般人消费不起的奢侈品消费中获得一种高人一等的心理感觉。凡勃伦的尖刻还体现在，他想给热衷于奢侈品消费的富人们泼一盆冷水。他说，“炫耀性消费”或者“歧视性对比”其实不是一种新的消费心理，在原始未开化的时代就广泛存在着。比如，在原始部落的战争中，获胜者会割下落败的敌人的头皮作为饰物挂在身上，这也是一种炫耀，满足一种“歧视性对比”的心理。总的来说，通过奢侈品炫耀自己的地位和财富，不过是一种返祖的心理现象。凡勃伦拒绝返祖，也拒绝成为富人阶层的一员。他特立独行，保持着自己作为一个学者和思想家的清醒与独立，也以此保持着对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批判能力。
凡勃伦对于奢侈消费的观念过于冷酷和尖锐，可能失之偏颇。在个性温和的亚当.斯密（1723—1790）那里，对奢侈品及奢侈消费的观念就要客观得多。作为一个严肃的清教徒，斯密崇尚勤奋工作和节俭消费。就个人来说，对于奢侈品消费他是极端排斥的。不过，作为一个思想家，斯密对奢侈品消费必须作出客观的评价，他将地主阶级对奢侈品的追求理解为瓦解封建土地制度的重要力量。按照斯密的思路，封建土地制度本来具有自我稳定的性质。在地主榨取的实物地租远远超出自己消费需要的情况下，地主可能将部分剩余产品用于资助和救济穷人，于是在富人与穷人之间建立起一种庇护关系；同时，剩余财富还可能用于豢养家丁，或者维系家族之间的和平；这一切，都保障了农村封建关系的持续和稳定。奢侈品消费的兴起可能使这一切开始变化。由于购买奢侈品需要积累货币财富，于是地租开始采取货币的形式，而货币地租相对于实物地租，使佃农有了更多的活动自由，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有所松懈；由于货币地租可以积累下来购买奢侈品而不是像实物那样必须消费以免腐烂变质，于是富人对穷人的资助和救济减少了，富人与穷人的庇护关系逐渐消失；为了获得更多的奢侈品，地主需要不断增加收入，还需要节约日常开支，于是在农业中也发展起资本主义理性精神。这一切，都成为封建土地制度的瓦解力量，从而成为推动农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和发展的基本力量。斯密说，制造和销售奢侈品的工匠和商人只为了更多的利润，而消费奢侈品的地主只为了满足自己最幼稚的虚荣心，但这些力量却导致一场增进公众福利的极其重要的革命。
在写作《国富论》之前，亚当.斯密在格拉斯哥大学期间的演讲涉及到消费及其他经济问题。那时候，斯密对奢侈消费基本上持否定态度。与斯密相反，孟德斯鸠（1689—1775）在他早年的《波斯人信札》（孟德斯鸠：《波斯人信札》，中文版，梁守锵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中，对消费及奢侈消费持积极的态度；在他看来，消费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奢侈消费是一个社会手工业兴旺、商业繁荣和经济振兴的重要条件。孟德斯鸠进入巴黎社会之时，正是约翰.罗的财政及货币改革失败导致社会经济极度衰落的时候，看到了此前的虚假繁荣及奢侈消费对社会经济的极大破坏作用，于是他对奢侈消费的态度完全转变了。在《论法的精神》中，孟德斯鸠将奢侈消费的本质理解为一种“矫饰的尊贵”，一种虚荣。他说奢侈消费首先在贵族和朝臣之中盛行，其功能不在于消费本身，而在于显示身份、气派和尊贵。奢侈消费带来的不是真正的尊贵，而仅仅是为了使人看起来尊贵。孟德斯鸠对奢侈消费的影响，持有一种强烈的批判态度。他说，奢侈消费的危害性在于它会污染人们的灵魂，破坏社会公德。在他看来，节俭塑造纯良的风尚，爱国的热情；而奢侈使社会风尚堕落并使爱国热情消失。奢侈总是推动淫乱，它们是一对孪生子，“奢侈总是跟随者淫乱，淫乱总是跟随者奢侈。”（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P130）将奢侈消费与性（或者淫乱）相联系似乎是思想史上的一个传统（当然这种传统有着某些偏颇和不公正的方面，比如将性或淫乱与邪恶相联系又将其与女性的虚荣相联系——思想家们试图撇清与邪恶的干系而将责任推给异性，只是在利用学术传统的性别优势——历史上的大多数思想家都是男性。这自然是极端不公正的）。在新历史学派的维尔纳.桑巴特（1863—1941）那里，就从奢侈消费发展的角度分析了资本主义的产生，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理解为性及女性消费的发展和奢侈品产业发展结合的一个过程，一个新兴财富阶级不断扩展欲望实现途径和方式的过程（维尔纳.桑巴特：《奢侈与资本主义》，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孟德斯鸠对奢侈消费存在原因的认识就今天来看也有着重要意义。孟德斯鸠认为，消费总是以收入为前提的，消费的不平等只能是财富和收入不平等的结果，极端的奢侈总是以极端的贫困并存，“奢侈和财富不均永远是成正比例的。”进一步说，经济上的不平等反映的是政治和社会地位的不平等，不平等的财富占有实际上是人们不平等的社会地位的结果。作为一个反封建反专制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孟德斯鸠坚持，“一切人生来就是平等的”，那种“君主、廷臣和少数人占有全部财富”的同时，“所有其他人则呻吟于极度贫困之中”的财产占有制度，和奴隶制一样是违背自然的。所有“赞成奴隶制的叫嚷，就是奢侈和淫逸的叫嚷。”
消费总是生产的结果和实现，因而总是受到生产的制约。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早期阶段，由于生产力的落后，食物供应经常成为威胁人类生存的因素，于是节制欲望、节约消费和平均主义成为主流的意识形态。当然，在任何剥削社会里，由于财富和收入占有的不平等，必然有消费的不平等，朱门酒肉臭的同时总是路有冻死骨，富人的锦衣玉食花天酒地总是与穷人的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并存；于是尽管富人的奢侈消费一直大量存在着，但在资本主义之前尚未取得意识形态上充分的合法性。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当社会生产力发展到相当程度，技术进步已经使人类有足够的信心脱离“马尔萨斯陷阱”，消费才不再成为制约发展的因素，奢侈消费才取得了意识形态的合法性。
奢侈品消费在今天中国上流社会的风行，所折射不仅是中国生产力的进步和GDP的扩张，更是收入差距的扩大和社会不平等的加剧，也许还有价值观的单一化和浅薄化。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奢侈消费对于刺激需求，促进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不过，如果考虑到人的欲望的多样性，考虑到人的需求的层次性，单纯的物质追求——即使是包括对奢侈品的追求，也不过一种动物精神的表现。出于对人的存在的多重价值的理解和尊重，我们需要一点凡勃伦那种异样的眼光。如果考虑到人们社会关系的平等性，考虑到基于这种平等性的和谐与发展，我们还需要一点孟德斯鸠那样人道的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