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中国终于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看过许多经济学家、社会评论家的文章，角度往往在经济层面和宏观层面。尽管有不错的经济学基础，但我不是经济学家、对社会、民主、政治体系也没有研究，但十多年接触和帮助中国企业的经历是我深刻体会中国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更深刻了解许多不为人知的内幕。这些内幕使到我不得为中国经济的未来“捏一把冷汗”。当然由于吃的是资本这行饭，作为专业操守不可能把这些内幕说出来，只能烂在肚子里，直到有一天退休。

　　“中国奇迹”的出现有几大因素作为铺垫

　　第一因素：以倒行社会经济规律的方式消，耗国力和生产力

　　第一大历史背景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除了早期战争后的头五年社会处在解放战争和韩战后的休养生息的阶段，随后计划经济、政治上的权力斗争以阶级斗争的形式国民经济陷入崩溃边缘。据找到的一些资料，当时粮食人均消费量1966年为381斤，1976年为383斤，比最高的1956年409斤分别低28斤和26斤，食用植物油人均1966年为3.5斤，1976年为人均3.2斤，1956年则为5.1斤。

　　1966年棉布人均消费量为20尺，1976年为23.7尺，而1956年则为29.2尺，1968年每人平均只发9尺布票。一五期间住宅建设投资占非生产性投资的百分之9.1，而文革中住宅建设投资占非生产性投资只占百分之4。

　　据农业部人民公社管理局的统计，1978年，全国农民每人年平均从集体分配到的收入仅有74.67元，其中两亿农民的年平均收入低于50元。有1.12亿人每天能挣到一角一分钱，1.9亿人每天能挣一角三分钱，有2.7亿人每天能挣一角四分钱。相当多的农民辛辛苦苦干一年不仅挣不到钱，还倒欠生产队的钱。1977年12月20日，李先念在全国计划会议上说：“文化大革命动乱十年，在经济上，只是国民经济收入就损失人民币5000亿元，这个数字相当于建国三十年全部基本建设投资百分之八十，超过了全国三十年固定资产的总和。这里不包括文革初期红卫兵打砸抢所造成的损失，如果算上被毁掉的不计其数的文物和艺术品，这个损失将变得无法估量。

　　从人为抑制经济的发展甚至令其倒退，到开始通过市场经济的道路让百姓回到正常的生活轨道，这种“拨乱反正”带来的经济增速，属于“报复性的增长”。

　　第二大因素是反城市化的逆转

　　第二大历史背景是人为阻止的城市化进程，改革开放后产生了快速反弹，从而产生的世界中国独有的“春运”。改革开放前的严厉阻止农民进城，饥荒时农民进城讨饭都不被允许。更有甚者，还搞出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把大量社会精壮劳动力赶到农村去。这一切违背了自然和社会发展规律，过分大全部资源投入到低效率的农业生产，大量垦伐森林导致中国广大农村的土地被过度开垦，土地失去了森林的保护加速了荒漠化进程。新中国成立后前半个世纪，我国的荒漠化面积增加了三百多万平米公里，达三分之一国土面积之多。这就好比是一道江河上的大坝，认为制造了城乡之间巨大的收入落差，为后来的城市化积蓄了大量要求极低任劳任怨的农民工。改革开放后，农民不顾一切地进城、进城、再进城，极低的报酬便可以满足他们的需求，给中国提供了世界第一的超廉价劳动力。

　　第三大因素: 建设和固定资产投资长期停滞不前的补涨

　　计划经济时代，不论是农村还是城市，住宅投资、道路建设、固定资产投资都极其匮乏，98年以来的城市住房私有化以及人口自由流动，加上当年朱熔基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进行的[七次]降息随后带来的长期负利率，使住宅需求迅速扩大。房地产市场成为了中国当下的支柱产业，支撑起中国经济和GDP的半壁江山。2010《国家竞争力蓝皮书——中国国家竞争力报告》蓝皮书指出，中国近20年的经济增长并非靠产业结构升级换代来获得，而是靠消耗资源和扩大投资（这当中相当比例是低回报无法最终回收的低产出投资），尤其是房地产业膨胀发展。房地产业的蓬勃发展，既是对过去重生产轻生活及反城市化、逆城市化补课的必然。这种过度的补课体现在“政府企业化”。由于中央政府对地方官员的考核主要体现在“GDP+政绩工程”，这实际上是一种一切以“砖头和钢筋水泥”为依归的考核体系。从而导致了政府公司化，由于管理地产基金，我曾经见识过多个地方的招商引资。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引资，不仅可以将土地价格变为负数，也可以压低当地的环境、劳动力、社会保障、劳动保护价格，形成“廉价环境、廉价劳动力优势”，形成“以资为纲”的法律与政策环境，形成“政令出不了中南海，法律落不到大地上”的奇特发展格局。地方政府不仅可以免费提供土地，也可能会免费为投资者建造厂房（俗称“交钥匙工程”），或者将投资者上缴的若干年税收再返还给投资者，等等。特别是，地方政府为了营造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还会大力投资建设公路、公共绿地、电力设施等。与企业间竞争类似，地区间竞争采取的也是一种价廉者胜和竞相由政府进行固定资产投资的格局。

　　截止到现在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是固定资产投资和出口而不是消费，这种增长模式有着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中国能造多少的公路、隧道和工厂？他们能把多少资金用于缺乏良性循环的房地产投资？无限制出口会惹恼贸易伙伴，采取报复性的贸易政策？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会无休止地过度增长难以持续。但在另一方面，这样的补课终有完成之时。

　　第四大因素：发达国家工业空心化、全球分工给劳动力低廉的中国提供了广阔市场

　　中国模式的基本特点是低工资、政府倒贴批地吸引投资、低环保成本、低利率、低保障。刚进入市场经济时代的人们，虽然拿的是低工资，但还是比过去要好。所以普遍能够接受。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他们猛然发现，他们与拥有特权、政府公务员和炒房者相比，生活素质差别越来越大，而且他们微薄的工资被持续上涨的食品和房租价格蚕食一空。此时计划经济时代名义上的国家保障已经全然瓦解，而过去十年的滥发货币、耕地减少、基础物资上、加上日益严重的腐败成本转嫁像一座座大山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他们被迫选择回家或者要求更高的收入、更高的土地和房屋价格、更高更公平的社会保障、更高的环境补偿和生命健康保护，这一切都将中国过去的竞争力不断在减弱。牺牲劳动力势必牺牲内需市场，尤其是牺牲未来最宝贵的社会创新能力。

　　第五大因素：甘愿损害子孙后代生存环境所带来的经济增长

　　在中国，许多农业用地被转化成工业用地，对环境造成了恶劣影响。我的老丈人是退休的林业工程师，过去一直在东北地区从事林业保护工作。但一谈到环境保护问题，都会为过去这些年为了经济的发展无休止地对森林的看法而捶胸顿足，心如刀割。正如他的话说“这是对子孙后代所犯下的“罪孽”。这种竞相牺牲环境、牺牲劳动力的发展模式，竭泽而渔，牺牲环境势必要由当代人和子孙后代长久埋单。在国际化的分工链条上，只要有一个国家能够愿意成为全球化学品和污染品的堆放场，自然有许多国家都愿意。对于中国限制稀土出口所带来的国际压力，实质上并非因为其他国家没有稀土储备，而是因为稀土的生产造成了严重的污染。

　　中国经济转型的几大难点

　　许多学者提出经济转型是中国未来的增长能否持续的关键，但在非公开媒体的私人聚会上，大部分人对中国的企业能否成功转型持悲观态度。归纳下来有以下的原因：

　　1、 填鸭式的、一切以考试为中心的教育体系无法提供转型所需要的有创造力人才

　　中国经济固然在迅猛增长，但当中增长的元素主要是基础设施投入，消费的增长还是依靠房地产的社会居民投资被定义为消费所带来的增长。企业面临的挑战包括聘用人才、整合公司文化，以及与产品质量和环境相关的各种问题。在中国搜寻管理人才的任务非常艰巨，跟猎头交谈时他们会告诉你，虽然中国大学毕业生多如牛毛，但他们一直在寻找管理人才。这真是个失败。中国的高速增长已经给企业造成了异乎寻常的压力，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对于增长抱有相互冲突的立场。中央政府正在大力遏制经济过热，而地方政府却在反其道而行之。

　　他还补充说，由于地方政府官员的业绩与“增长息息相关”，他们正在不遗余力地推动经济增长。而中央政府却想放缓经济增长的速度，因为他们明白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极度不平衡，不仅城乡GDP数字相去甚远，沿海与内陆差异巨大，而且行业之间的发展也不平衡。中国有50%左右的GDP是道路、桥梁、房地产和工厂等固定资产投资，另有30%至40%是出口贸易。也就是说只有很少的一部GDP，少到大概只有10%，是归到家庭的工资收入。

　　迈尔说，“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是固定资产投资和出口而不是由家庭消费，这样就会带来长期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中国能造多少的公路、隧道和工厂？他们能把多少资金用于投资房地产？无限制的出口是否会惹恼贸易伙伴，采取报复性的贸易政策？中国会无休止地过度增长吗？不久以后中国的服务业将成为新的增长点，理由是消费将驱动经济增长，他们会将更多收入用于教育、医疗和退休储蓄，为医生、牙医、私立大学员工以及金融服务商等职业带来新的机遇。因为中国还没有建立起行之有效的养老金制度，所以现在老百姓都在拼命攒钱，以支付教育、医疗和养老金。

　　2、 过去沉淀下来的不恰当的扭曲的价值观导致企业的文化打造相当困难

　　在我接触的85后中，有极少数人怀揣远大的理想抱负、有极强的自我约束力，并且不在乎吃苦耐劳、风餐露宿，更多的人则希望找份舒适、钱也不算少的工作，过上舒服体面、自由自在的生活，还有极少数人懒得浪费精力去打拼，受过高等教育后，舍不得让自己成为不见天日的上班族，直接回家啃老去了，非常可怕的是这些年轻人都普遍都不认同只要努力就能改变生活、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的价值观。因为社会的不公平，使许多人都早早地放弃了为梦想而努力的想法。当然还是有极少数的一撮不仅让我十分佩服，甚至可以说是敬畏。不幸的是年轻精英只是极少数，更多的一群是希望过舒服日子的城市爬虫：有饭吃，有太阳晒，有乐子找。升职加薪，我喜欢，但如果升职后人做得太累，对不起，我不想升职。升职加薪的诱饵再也不能促使年轻人放弃一切给你做牛做马了，一家人力资源调查公司在一项调查报告中指出，给年轻员工发电影票的激励作用，甚至比提升他们的职位更大，这可能又是我那位女企业家朋友没有想到的。

　　3、改变以投资和出口拉动的经济

　　过去三十年中国模式是依靠强政府、弱社会，政府职能一切以GDP和低水平就业为中心，导致政府企业化，直接干预经济运作。这导致经济结构以出口和政府投资、政府消费为主导，在中国许多企业靠政府的施舍，民间消费和创新无力。政府不断干预经济导致经济无规律震荡。政府为主导而不是以市场为主导的经济体系，由于大量要素资源价格被政府的强力人为扭曲，经济波动更频繁。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周期与政府换届一直保持着明显的相关性，不惜代价的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率、不协调的增长方式，带来的是经济的无效和频繁调整。为了国际和国内竞争的需要，将土地、资源、环境、利率、劳动力、社会保障、劳动保护等全方位的要素资源全面压低，形成“低要素、低人权”的价格优势，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

　　中国模式的两大典型特征，一是各级政府自己挖坑自己填，大建楼堂馆所、大搞基础建设投资、大搞开发区和新城建设，而不管其实际是否需要。目的是小集团有利益而且GDP非常好看。但这个过程很多时候不是在创造财富，而是在转移财富。中国建设银行董事长郭树清2010年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认为，全国城市规划和建设随意性很大，相当一大部分GDP靠拆迁。他用了一个新词，叫“拆毁性建设”。这种马路反复修，房屋不断拆迁等创造的增加值，都要计入建筑业，计入GDP，但实际财富和国民福利并没有增加。

　　3、 如何从政府主导变为市场主导，建立真正的市场配置资源的机制

　　过去30多年的经济高增长基本上是靠投资拉动尤其是政府的投资拉动，其中充斥着被一些学者称为“腐败型投资”的政府投资项目。所谓腐败型投资，指的是投资不是按照经济规律来办事，不考虑投入产出比，投资目的不是为了增值，不是为了税收和百姓福利增加，而是为了官僚小集团乃至个人政绩服务。这也就是老百姓所谓的“政绩工程”。根据世界银行估计,“七五”到“九五”期间,中国投资决策失误率在30%左右,资金浪费损失大约在4000亿到5000亿元。以 “国际化大都市热”为例，目前中国的600多个城市中，竟有183个城市提出要建国际化大都市。

　　“国际化大都市”只是腐败型投资的一种，各种政府投资都有可能明里为官员捞取政绩暗里为官员中饱私囊铺平道路，形成典型的权贵资本主义，导致财富不断、迅速向权贵资本集中。政府主导型经济在一些地方已经变成了典型的双向掠夺型经济：一方面是掠夺自然和资源，大量圈地却抛荒无数，或者留下半拉子工程，或者工厂竣工之时即是其停工之日，土地价值无法得到充分挖掘和利用；另一方面则是对普通百姓的掠夺。野蛮征地、野蛮拆迁业已成为基层官民的最主要矛盾

　　真正的市场配置资源的机制没有确立，地方政府对微观经济的插手可谓易如反掌。在这种情况下，权力对微观经济的干预就如吸鸦片一样上瘾。土地可以低价、无偿甚至负值转让，企业的投资相当部分最后可以通过地方政府“命令”国有银行贷款来获得，企业实际上是在借鸡生蛋。瘦死的母鸡肥硕的蛋，生的蛋是企业自己的，母鸡却是社会公众和中央政府。这样，所谓的市场主体和市场价格，其实都是被严重扭曲的。根本不能反映市场的本真状态。

　　但是，市场的最终作用总是要发挥出来，这只是一个迟早的问题。一旦产业链的高端（消费端）发生“崩盘”，整个产业链的全面崩溃就在一瞬之间，谁也逃不出“一轰而上，一轰而散”、“其兴也勃焉、其亡也迅忽”的命运。而最后为此收拾残局承担风险的，不是“市场主体”，而是全体国民和中央政府－－那些被从银行借钱的“债主”。这样的“市场投资主体”和地方政府，怎么可能通过市场的力量扼制其投资、逐利的冲动呢？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周而复始都有过热倾向发生，从80年代各地竞相上马以彩电、冰箱等家电制造业，到上世纪90年代，汽车、钢铁成为投资热点，再到2000年开始到现在，以电子信息、新材料、生物医药工程为代表的“高新”项目成为各地竞相争夺的焦点和招商引资的重点，再到今天的钢铁、电解铝、水泥三大行业的投资热和房地产热。产业不断“升级”。现在可能轮到高铁了。

　　政府主导型经济只讲投入不论产出。所有的投资都要讲资本回报，唯独政府投资例外。因为花别人的钱不心疼，花别人的钱做自己的事最不心疼。政府投资就有这方面的典型特征。民生银行发布的《2010年中国交通运输业发展报告》显示：铁路建设资金来源中，债务融资的比例，已经由2005年的48.83%，上升为2009年的超过70%。快速增长的债务融资规模，使得铁道部的资产负债率逐年上升，2009年的负债合计预计超过1万亿元，资产负债率为55%以上，预计2012年有可能超过70%。由于债务融资比例越来越大，2009年铁道部门支付的利息已经达到400亿元以上，预计未来有可能超过1000亿元。有报道称，中国政府的下一个五年计划（到2015年）包括最高可达4万亿元人民币的铁路网络投资。

　　此前有媒体报道，截至2010年6月末，地方融资平台贷款余额为7.66万亿元，其中发现有问题的贷款金额约2万亿元，“有问题率”高达26%。63％的银行家认为地方融资平台贷款风险较突出。而目前根据中国审计署的审计，在一些地区，地方政府的负债已经超过了当年全年的财政收入，部分地方甚至超出了两倍之多。

　　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由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带来的“中国式次贷危机”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其之所以隐而不发没有显性化，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一是债务人主体较集中，二是如上所述，政府会通过各种办法稀释和转嫁债务。无论采取哪一种办法稀释和转嫁债务，最终的受害者都是老百姓。不论是自救还是靠中央来救，老百姓都会成为受害者。政府介入微观经济活动，虽然短期内能够很高效率地促进经济增长，但是从长远看，这种经济增长一定会反过来成为老百姓的债务和巨额负担！因此，这样的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

　　4、强化中产阶级、解决贫富分化问题

　　强政府、弱社会发展到后期，会导致中产阶级减少和社会的严重贫富分化，这将迫使政府继续强调以“维稳”为中心。由于之前的发展模式形成政府和百姓、公民权利和公共权力、官与民之间不可调和的尖锐矛盾，乃至于不得不通过“维稳”保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顺利进行”。这种重点的强调进一步扼杀中国经济的实际竞争力。

　　由于这种市价准则是运作在全国2860个县之间，因而这种竞争的程度以及广度可想而知。这样去看，在如今的中国大地，不仅有着我们通常所理解的运作在个人与个人、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市价准则，而且还有一个运作在各个地区政府间的市价准则。这种地区间竞争不仅为中国经济注入了强大的活力，同时也带动了传统层面的人与人以及企业间的竞争。这种运作在地区间的市价准则在任何一个国度都不曾发生过的，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有着如此快速的财富增长了。

　　生态环境、人力资本建设和创新能力培养等方面更是严重透支。中国有2.5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但如果要恢复到欧美国家那样的生态环境，可能要花费超过这个数额十倍的代价。除制度安排，现代经济增长有六个决定性要素，其中，资本、劳动力和土地等因素对中国经济规模扩展影响不大，但另外三个更具有决定性作用的要素：人力资本、知识积累和生态财富与发达国家的差距非常大。

　　中国式次贷危机谁来埋单？各级政府不计成本的投入和不惜代价的招商引资，最终只能由中央政府和全体百姓买单。在凤凰卫视日前播出的《问答神州》节目中，接受独家专访的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前副委员长成思危表示，各地方政府成立了大量的融资平台从银行贷款，地方政府债务总量到了7.66万亿，相当于GDP的20%多。中央如果处理的话，就可能减少我们民生，改善民生、社会保障等等方面的支出，第二个可能是转变成银行的坏账，第三个更坏的可能是我们多印钞票造成通货膨胀来稀释这个债务，这些都是老百姓的损失。今年看来这个问题逐渐受到重视，所以中央也采取了各种措施，在查在处理这些问题。成思危认为，外国的次贷是把钱贷给没有还款能力的个人，中国的次贷是把钱贷给没有还款能力的地方政府。

　　高增长的背后有时是零增长甚至负增长。在经济活动中，财富增长和财富转移都可以体现为GDP的高增长；甚至很多时候，财富净损失也可以体现为GDP的高增长，比如环境污染和破坏，比如拆房子。

　　中国模式的另一大典型特征，是在各地方政府纷纷不惜代价降低辖区内土地、环境、劳动力、劳动保护、社会保障等要素资源招商引资的“自我作践型竞争”中，少数人享受发展成果，多数人承担改革成本，眼前的经济增长目标代替了整体和长远的社会发展目标；地方官员的短期政绩凌驾于民众利益之上，导致经济发展以牺牲环境和公民健康、福利为代价，以牺牲公平正义为代价，成为“悲惨式增长”的典型注脚。悲惨增长是指当一国偏向出口的生产要素的增长而使产品出口增加时，不但没有带来该国的出口收入和福利水平提高，反而是降低了。中国模式越发展到后期，越是掉入“悲惨式增长”的陷阱而不能自拔。

　　中国经济增长的成就是在社会、资源和环境方面付出巨大代价的条件下取得的，这种模式今后是无法继续下去的。光看物质产品生产、固定资产投资、金融资产积累，中国确实在高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