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记者报道了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张立勇“替群众”向遂平县公路管理局“要账”的故事。不管怎么说，在当前很多地方政府都把“上访”看作影响社会稳定的负面因素而千方百计地加以阻挡拦截之时，这位张院长却“冒官场之大不韪”，“亲自”拉着“老上访户”去基层政府机关讨要赔偿，即刻为老百姓解决了一个大难题。

　　对于这个新闻事件，也有媒体发表不同意见，文中以专家的名义指出，“信访不信法”是“不正常现象”。评论认为：“从程序上讲，群众表达利益诉求应该走正常渠道，无须烦劳高院院长。”“循着信访这条路反复处理，将导致法治社会的倒退。”

　　继续深挖细想，这个新闻事件本身以及对其正面的或负面的评论，非常有趣地反映出当今中国社会中不同立场的碰撞。其核心是这个事件的结果——“老上访户”拿到了法院判定的赔偿款——到底是“权”的胜利还是“法”的胜利？

　　据报道，这件事情是河南全省法院“万名法官回访万名当事人”活动中的一幕，而这次活动是“河南全省法院把对法院工作不满意的当事人作为回访重点，听意见、找问题”。按张院长的说法：“我做好了挨骂的准备，要充分理解老百姓，特别是弱势群体的骂声和怨气是一种无奈地表达、无助的宣泄。法官不能坐堂问案，一判了之，沟通本身就是一种效果。”在听了这位“老上访户”的诉说之后，张院长拉着他的手，“走，咱一块去公路局，找他要钱去！”张院长的这种行为是否可以被看作是一次院长“亲自”出马的不拘形式的法院强制执行，其结果当然是遂平县公路管理局赔款了事。如此说来，这难道不是“法”的胜利？

　　但是，这个故事还有另一面。“老上访户”因遂平县公路管理局不当架设路障，使其翻车负伤，为此打起了官司，庆幸的是民赢了官。后来双方达成协议，公路局赔偿2.7万元，但却一直不履行赔偿义务。于是，“老上访户”只能不断到县里、市里和省高院上访反映，由此才引出了这个故事。这一回，张院长“亲自”出马来到公路局，一不寒暄，二不听辩解，摆明了法律规定，就直接说 “两万多块钱，一年半还没赔偿到位，这是失职。这钱对你们不算什么，对老百姓却是救命钱。”“就是来替群众要账的！当事人家实在太穷了，请现在把钱还他！”结果当然是讨要成功。张院长还代表全省法院向“老上访户”道歉，更有趣的是，“遂平县法院院长也忙鞠躬致歉”。如此看来，这似乎又是“权”的胜利。

　　也许，当我们在此为“法”啊“权”地缠夹不清之时，老百姓说话了，不管是“法”是“权”，能够帮我们解决实际问题就是好的。这正应了邓小平的名言：“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当然，像张院长这样，集黑猫、白猫于一身就更好了。因为老百姓只要找到他，“法”啊“权”的就都有了。

　　为什么在专家那里，是“法”是“权”就那么重要，而到老百姓那里，似乎又不那么重要了呢？其实，中国的传统就是把“法”啊“权”的混作一堆的。自古以来，升堂审案就是地方官员的“本职工作”，老百姓有冤情也是直接到地方衙门击鼓申冤的。所以，自古以来流传至今的“打官司”这个词，虽不符合学术规范，但即使是法律专家可能也不得不用。

　　三权分立，在中国不过是近100多年的事情；而真正把“法”当回事，也就是进入新世纪以来的这十多年。从社会学的视角看“法治社会”，除了立法、执法之外，恐怕还要有普遍的社会行动加以配合。现代立法，譬如劳资关系立法、消费者权益保护、环境保护立法，等等，从某种意义上说，大多是社会行动的结果。在中国，因为没有相应的社会行动的配合，诸如此类的立法大多是“软法”。

　　目前，我们的立法、执法还有很多缺憾，还不能满足真正的法治社会的需求。如果现在我们不为老百姓的维权开辟其他渠道，“维稳”可能就要付出更大的成本和代价。如今，我们已经为“信访”立法，老百姓上访应该被视为有法律依据的正当行为和社会行动。但遗憾的是，有些地方政府误读或者曲解了中央“把问题解决在基层”的思想，而是用“截访”的办法把问题“摁”在或“捂”在基层。

　　更重要的是，我们评论的这一新闻事件告诉我们，很多“老上访户”的问题本来并不复杂，完全有可能在基层得到圆满解决。为了安定团结，我们何不像张院长那样痛痛快快地乐而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