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的公民权
在聊天的时候，有人这样假定：如果现在所有处长以上官员的直系亲属全部是农民，那么，大陆政府会不会切实解决农民问题？
很多人的反应是：不会。
理由很简单，即使这些人的直系亲属是农民，他们中的大多数也会成为“特殊农民”，因为大陆社会就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特权社会，特权就是一切。
我倒是没有这么悲观。特权的确是存在的，但是，公民意识也在觉醒，农民的公民意识也在慢慢地觉醒。越来越多的农民要求有自己的公民权。
民国时期，黄炎培告诫子女：在中国历史上，农民从来没有对不起政府，但政府却对不起农民。大陆解放60多年，农民参与革命——农村包围城市——曾经被许诺会得到土地和农业生产资料，这是一笔期权交易。曾经，农民得到过他们想要的东西，但是，很快就被收回去了。农民由于在社会底层，在政府没有人直接代表他们的利益，媒体也很少直接表达他们的要求，主张他们的权利，其结果是，农民作为一个阶层整体失声。农民一而再地承担本应由全社会全体公民承担的责任——他们先后承担工业原始积累和城市化的费用，通过牺牲农民利益换取城市的进步。
他们的生存权、发展权就建立在对集体所有制土地的承包上。他们本来就属于集体的一份子，他们承包属于自己的土地。他们作为农业工人，每人一年平均创造520美元的增加值，而美国的农业工人每人一年平均创造55000美元的增加值，效率是中国农业工人的100倍。
中国大陆的农民很苦，这不单纯是中国大陆农民的悲哀，而是全体13.7亿大陆人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