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屈原爱国思想的区域性和血缘性根源
石玉铃，李亚峰
（沈阳师范大学文学院，辽宁沈阳110034）
屈原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位爱国诗人。他继承南北文化，发挥艺术天才，“轩翥诗人之后，奋飞词家之前”［1］（P26）,创造了“逸响伟辞，卓绝一世”［2］（P540）的楚辞，开创了诗人独立创作的文学时代。他的诗篇以忧愤深广的爱国情怀，尤其是“九死未悔”［3］（P34）的执著精神，为中国文化增添了一股深沉刚烈之气，打动了历代文人士子，爱国诗人陆游称赞说，“《离骚》未尽灵均恨，志士千秋泪满裳”［4］（P16）。屈原爱国思想的形成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除了中原文化的熏陶外，楚地的特定区域与屈原的王族血缘也是屈原爱国思想的形成的重要根源。
屈原生活的楚国具有优秀的爱国传统，有着异于中国北方的特殊的民族意识。通过楚人独特的民族发展史，我们不难理解这一点。“楚之先祖出自颛顼高阳”［5］（P1235），其后代形成了后来的祝融部落。祝融部落起初居于中原腹地，依附于华夏先民。但后来华夏部落不愿意让“非我族类”的祝融部落依附自己，对他们不断进行排斥和打击，祝融部落逐渐解体，分化成八支，分布亦成星散之势。其中的季连部落在上古民族冲突的漩涡中，在敌对集团的逼迫和打击下，逐渐南徙，在今豫西南、鄂西北地区，与世居南方的荆蛮杂处，被称作荆人，此即楚国的先祖。楚人长期遭到中原诸国的歧视，被称作“夷蛮”。周成王时期，楚虽受到周王朝的册封。但这仅是基于楚人居于楚蛮的既成事实而采取的怀柔政策。周王朝本就怀有画地为牢的用心，故始终歧视、排斥和打击楚人。它既不允许楚人与诸夏平起平坐，更不允许楚人发展壮大。周康王时期，楚与齐、晋、鲁、卫同事周王朝，可是周王朝颁赐宝器，四国皆有，独不予楚。因周王朝一直视楚为荆蛮，时时加以讨伐。楚人长期被迫局促在今鄂西北荆睢山区的穷乡僻壤里，方圆不过百里。恶劣的生存条件和经久的民族歧视，大大激发了楚人独立自主、发奋图强的斗争精神，形成了浓重的民族意识，铸就了楚人优秀的爱国主义传统。他们能够以宗族为重、励精图治、发奋图强。在长期遭受周王朝压迫之后，楚君熊渠第乘“王室微”［5］（P1236），“乃兴兵伐庸、杨粤，至于鄂”［5］（P1236），并宣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5］（P1236），吐露了楚人长期受压而郁积在胸的不平之气，显示了力争平等的民族自信心和大无畏精神。至一代雄杰楚庄王时，他立志“三年不飞．飞将冲天；三年不鸣，鸣将惊人”［5］［P1239）。果然，他后来北却三晋，南服诸蛮．并国二十六，开地三千里，“观兵于周郊”［5］（P1239），“问鼎小大轻重”［5］（P1239），成为春秋五霸之一。至此，楚人才扬眉吐气，楚国才成为泱泱大国。楚民族成长的历程赋予了楚民族强烈的独立自主、发奋图强的斗争精神，形成了他们独特的民族意识。前人说，“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就是这种民族意识的概括。楚国人如果因失职而损害了国家利益，往往自尽来
就屈原来说，其骨子里继承了楚人浓厚的民族意识，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对民族命运的关注和思考。“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3］（P33），即他常常因哀伤民族的多灾多难而叹息流涕。他甚至指责皇天之不公，独降灾祸于楚人，“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愆”［3］（P156）。对于民族如何发展，他以古为鉴，提出了自己的美政理想，提倡“德政”，反对“暴政”，“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何桀纣之猖披兮，夫唯捷径以窘步”［3］（P26）；主张“法治”，反对“心治”，“乘骐骥而驰骋兮．无辔衔而自载；乘汜泔以下流兮，无舟楫而自备；背法度而心治兮，譬与此其无异”［3］（P206）。二、对乡土故都的怀念和眷恋。“有鸟自南兮，来集汉北，好姱佳丽兮，牉独处此异域”［3］（P171），表达了屈原被放逐异域的痛苦之情。“望孟夏之短夜兮，何晦明之若岁。惟郢路之辽远兮，魂一夕而九逝”［3］（P171），写屈原思念故都，夜魂九归。在春秋时期就有“楚材晋用”的故实，战国时“朝秦暮楚”的现象更是司空见惯。屈原“信而见疑，忠而被谤”［6］（P1921），“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6］（P1921）。屈原也曾动摇过，“及余饰之方壮兮，周流观乎上下”［3］（P67），《离骚》最后一段写作者幻想远离祖国，漫游太空。但他终因怀恋故土，不能离去，“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3］（P72）。“鸟飞返故乡兮，狐死必首丘”［3］（P162），写作者思念故都，尤为沉痛。对民族的关注和对乡土的眷恋，正是楚人浓厚的民族意识的再现。
屈原强烈的民族意识，不只缘于他是楚人的事实，更缘于他的王族血脉，使他具有将“国事”看作“家事”的高度责任感。据《史记·屈贾列传》记载，“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6］（P1921），可知屈原是楚国王族之一。屈原对自己出身的“内美”也颇感自豪，“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盂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3］（P22）。楚国王族有三大姓氏——屈、景、昭。三大姓氏中的人多在楚国担任重要职务，例如屈氏中的屈重、屈完、屈建、屈丐等。屈原在楚怀王时做过三间大夫，《渔父》写到，“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间大夫欤?何故至于斯?’”［3］（P325）。据说，三闾大夫是掌管王族三姓的事务的官职。可见屈原当时在同族中是优秀人才，享有很高的声望，占有重要位置。《史记·屈贾列传》还记载，屈原曾任楚怀王左徒，他“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6］（P1921），“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6］（P1921）。据《史记·楚世家》“考烈王以左徒为令尹，封以吴，号春
屈原的这强烈的责任心和使命感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对美政理想的执著追求。“不抚壮而弃秽兮，何不改乎此度?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导夫先路”［3］（P25），“忽奔走以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3］（P27），写屈原对楚王寄于了殷切希望。虽“骤谏君不听”［3］（P227），仍“广遂前画兮，未改此度也”［3］（P196）。他明知“余固知謇之为患兮”［3］（P28），但“忍而不能舍也”［3］（P196）。“何独乐斯之謇謇兮?愿荪美之可光。望三王以为像兮，指彭咸以为仪”［3］（P170）。屈原还多次表达了自己忠言不能进谏的痛苦，“固烦言不可结而诒兮，愿陈志而无路。退静默而莫余知兮，进号呼又莫吾闻”［3］（P137）。二、对黑暗邪恶的鞭笞揭露。屈原描写了党人的丑恶嘴脸，“惟夫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3］（P27），“众皆竟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羌内恕已以量人兮，各兴心而嫉妒”［3］（P30）。他写了群小对自己的迫害，“忠湛湛而愿进兮，妒被离而障之”［3］（P161），“竭忠诚以事君兮，反离群而赘肮”［3］（P143）。整个社会涸浊不清，但屈原却绝不妥协，“余不能变心而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之穷”［3］（P149），“余将董道而不豫兮，固将重昏而终身”［3］（P150）!他甚至指责君王不辨是非，“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齑怒”［3］（P27），“弗参验以考实兮．远迁臣而弗思”［3］（P150）。坚持正义，鞭笞邪恶，正反映了他的责任心和使命感。
当然，屈原身上浓厚的民族意识和强烈的责任感，并不是截然分开的。二者融合在一起，形成了屈原忧愤深广的爱国情怀。这种情感是极其真挚而深沉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屈原是以处理本族事务的“家事”的态度来处理“国事”的。出于民族意识，他“恐皇舆之败绩齋”［3］（P27），深感责任深重，“虽九死其犹未悔”［3］（P201）。但是他的理想在现实中是不能实现的，这种情感是如此之强烈，以致理想破灭后，他只能以死殉道，最终“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3］（P72）。屈原以这种“与日月争辉可也”［6］（P1921）的爱国精神，写出了“惊才风逸，壮志烟高”［1］（P28）的壮丽诗篇，引起了历代文人士子的共鸣。他的爱国精神，是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的源头，具有强大的时空穿透力，今天也仍有积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刘勰．文心雕龙［M］．北京：中华书局，1961．
［2］鲁迅．鲁迅全集：第10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3］袁梅．屈原赋译注［M］．济南：齐鲁书社，1904．
［4］疾风．陆放翁诗词选［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59．
［5］王利器．史记注译：第二册［M］．西安：三秦出版社，1988．
［6］王利器．史记注译：第三册［M］．西安：三秦出版社，1988．
［作者简介］石玉铃（1971－），女，江苏沛县人，沈阳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中国史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