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杨献珍
——纪念杨献珍同志诞辰110周年
王道国，郭顺峰
（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政史系，湖北丹江口442700）
杨献珍同志，1896年出生于湖北郧县，1916年考入国立武昌商业专门学校，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8月任中共中央直属高级党校党委书记兼校长，1979年1月起任中共中央党校顾问，1992年8月病逝于北京。杨老近一个世纪的漫长人生，经历了中国现当代最复杂、最激烈、最壮观的历史变革。杨老并没有被环境和时局所左右，在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前，凭着自己的朴素的为人民谋福利的观点和政治直觉，一直在选择和追求着正确的革命道路；在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杨老又迅速成长为一个坚决、忠贞又纯粹的共产党员，并用自己一生的政治智慧、深邃思想和无限忠诚捍卫着自己的信仰，始终扮演着代表和捍卫全国最广大人民的利益的角色。他也从鄂西北山区一位普通农民的儿子成长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奋斗终身，为党和人民的利益矢志不渝、不畏强暴、不惧牺牲的全中国人民的儿子。
一、追求篇杨献珍是到了而立之年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是标准的大器晚成。但这段时间也恰恰锻炼杨献珍超乎寻常的对困难、对各种意外的承受力和意志力；坚定了他对追求真理和捍卫真理的执着信念；培养了他对广大人民群众的血浓于水的深情。也是在这段时间杨献珍完成了他早期人生中最重要的几步。
第一步，克服万难，追求知识。6岁时，杨献珍在父亲的支持下上私塾去读书，六年的私塾学习，奠定了他的国学功底，给了他继续追求知识的动力和希望。 1908年秋，年仅12岁的杨献珍和几个小伙伴一起被送到郧县县城上了一所免费的两等小学（初中），在这里的四年学习，他凭着一股不甘人后的狠劲儿，下苦功锻炼了自己的写作能力，并从开始时的“不列等”生进校，到“最优等”生毕业［1］。1913年秋，杨献珍在入学考试中又脱颖而出，进入郧阳府最高学府——郧山中学（前身为郧山书院，也就是今天的郧阳一中）学习。
第二步，感同身受，追求信仰。在郧山中学，他接触到了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进步革命人士的书籍和思想，经历了学校的种种变故，参加了学潮，并隐隐感受到了新旧势力和思想的冲突。这有助于他的世界观的形成，自此他逐渐开始思考除了个人发展以外的事情，由单纯的知识追求转向了信仰追求。1915年夏，由于种种原因，郧山中学已经不能满足他的学习需要了，他毅然来到了当时全国最重要的革命中心城市之一——湖北武汉。在这个大舞台上，他终于和上了整个时代的节拍，感受到了时代的脉搏。在这里，他可以上学，却没钱上学，只能忍着饥饿靠优异的学习成绩争取免费上学；他当过帐
第三步，为国为民，追求革命。就像杨献珍后来回忆的那样，“五四运动对我的影响很大，使我仿佛在一夜之间懂得了很多的道理，过去长期郁结在胸而不得其解的疙瘩，一下子给解开了，知道了唯有革命，劳苦大众才能得到解放，中国才能得救，个人才有出路。”［1］但是，认识到这一点，杨献珍还是经历了不少的波折的。四年商专毕业后，杨献珍仍然对马克思主义保持了高度的学习热情，但在实务救国方面他只选择了教育途径，从当家庭教师、到国立武昌商科大学的英文助教、再到武昌省立模范小学的国文教员，最后到出任郧山中学校长，他在教育这一行当小试牛刀。但是在为民国政府办教育过程中，特别是在郧山中学办学的荒诞经历，加之当时战乱连连，让杨献珍感受到了在这样的环境中是无法办好教育的。1926年，既是国民革命军取得决定性胜利的一年，也是杨献珍被发展入党的一年。在这一年里，杨献珍以优异的表现赢得了党组织的信任，并由何耀祖和王省介绍，光荣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杨献珍在革命的年代感受到了革命的伟力，并且找到了代表革命正确方向的中国共产党，他也终于在而立之年彻底的投身到了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当中，并开始了捍卫党和人民利益的漫长之旅。
二、忠诚篇杨献珍在大革命时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因为他敏锐的认识到，在众多的革命党中，只有共产党才是真正为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的利益着想的，也只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所以，从他入党的那一天起，他就牢牢树立了为党和人民奋斗终身的信念。以后的实践证明了，他对党和人民的忠心可鉴。
首先，他把国民党的监狱当成了党校。时代好象就是要考验一下杨献珍的对党和人民的忠诚，刚刚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的他很快就遭遇了两次牢狱之灾。1927年8月，时任中共汉口第三区区委委员的杨献珍，因消息走漏被反动军警抓获，时年9月被关进武昌第一模范监狱，至1929年7月下旬获救，历时700多天。出狱后，杨献珍又积极主动的投身到党的其他工作之中，但时隔不久，即1931年7月，因叛徒出卖，在执行任务过程中，杨献珍又一次被捕入狱，这一次又让他在狱中度过了5个年头，直至1936年才在党中央采取了非常措施施救的情况下，才得以获救。但这次获救后来却被人大作文章，多次给杨献珍带来无妄之灾。
刚刚入党一年的新党员，就因为党的事业入狱两次，长达七年，这该给人造成多大的打击和迷茫呀！但杨献珍却没有丝毫动摇，仍然用自己的知识、智慧和行动捍卫着党的尊严，履行着自己“对党忠诚”的誓言。特别是在北京草岚子监狱的5年，他和薄一波等同志并肩战斗，把监狱变成了学习马列主义和培养党的干部的学校。在这里杨献珍一边照顾重病号，一边创造条件翻译马列和斯大林的著作，创办编写刊物，制定学习计划等等。在国民党的监狱中，在身心倍受折磨，衣食温饱都无法保障的条件下，杨献珍用自己的方式证明了他对党和人民的忠诚。
其次，在黑白颠倒的年代，监狱见证了他对党和人民的忠诚。如果说在国民党的监狱中，经受的更多的是肉体折磨，杨献珍用斗争的姿态保持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忠诚，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阶级选择和立场。那么，在黑白颠倒的年代，在“自己”的监狱中，在无数次的精神折磨中，杨献珍是怎样表达自己的忠诚的呢？
“1967年5月，71岁的他终于被揪斗关押，9月23日，康生又下令将他逮捕，自此至1975年5月79岁走出监狱，又被流放陕西潼关，直到1978年12月83岁的他才被平反回北京。”［2］用一句辛酸的话讲，他正值壮年时在国民党的监狱中待了7年，却在七十不惑之年在“自己”的监狱中待了8年，还有3年流放，这在整个中共党史中是积极罕见的。在这里，他被单独关押，家属不允许探亲，没有人说话，不能交流，很难想象一个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奋斗的大半生的革命老人、一个老党员却受到“自己人”的种种非人待遇，但却始终未改一位党员的信仰和本色，是什么支撑着他熬过这段无情的岁月呢？是忠诚。在此期间，他继续读书学习、研究、著述，一次次写“申诉”和“抗议书”，甚至给毛主席写信，他没有丧失希望，他始终相信“归根结底，党是最公正的。总有一天。问题会弄清楚，证明我是无辜的，我是一个革命者。”［2］也许在黑白颠倒的年代，只有监狱的墙壁才能见证杨老对党和人民的忠诚。但是他胜利了，他终于“把自己的历史用红笔写到底”了。
三、卫士篇很多研究者在分析和回忆杨献珍时，称他为“斗士”、“战士”，但是我们认为，杨献珍其实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杨献珍之所以在哲学领域始终坚持自己的信念和理论，虽多次犯禁而不改其衷，是因为他觉得这是每个党员和干部必须恪守的真理，他是在捍卫真理和保持党的一贯正确性和先进性；他之所以不遗余力地“抵制右派运动”、批评“大跃进”、在文革期间“反左”，是因为在他看来，“大跃进”和“文革”的“左”倾行为悖离了党的宗旨，损害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他的根本落脚点是为了保卫党和人民的利益。所以说，“卫士”才是他的本色。
首先，三大哲学“罪案”，实际上是对党的根本理论的坚守和捍卫。杨献珍于1955年担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是中国共产党党内最重要的几个哲学家和理论家之一。他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论非常的重视并有着很深的研究，在建国初期社会主义建设以及“文革”期间，他是当时少有的几个能够自觉运用这一理论思考和解决实际问题的中共高层领导，也是少有的几个能把哲学理论与中国实际国情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哲学家。但是杨献珍在哲学方面所提出的最著名，最具原创精神，也最有实践意义的三个哲学命题，却遭到了全面、持久甚至不公平的批判和斗争。
通过对当时中国过渡时期的经济结构的全面调查和分析，合理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关系原理，杨献珍针对当时党内盛行的“单一经济基础论”提出了“综合经济基础论”。他认为，社会经济基础不仅是占统治地位的单一生产关系本身的几个方面的总和，而且是在社会发展某一阶段中同时存在着的几种生产关系的总和。［3］并且明确而系统的提出了当时社会中存在的五种社会经济形态。但是，这种合乎逻辑和现实的论断，在当时那种经济建设中急功近利和理论研究浮躁势利的环境中却遭到了来自各界的围攻。杨献珍顶住了压力，对不合理的批判坚决予以反击，虽然是孤军奋战，但在任何场合和条件下，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实践证明，杨献珍在50年代初就提出的“综合经济基础论”是经受住了社会历史发展的考验的，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我党后来制定经济建设和发展蓝图打开了思路，为改革开放提供了理论依据。
实践出真知，先进的理论来自革命的实践，又引导实践走向成功。畸形的社会实践产生错误的理论，错误的理论又会导致实践的失败，这种恶性循环就明显体现在“大跃进哲学”和“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这一哲学罪案之中。面对轰轰烈烈的“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以及“农业学大寨”运动，哲学界迫切需要有相关的理论来解释和迎合这种现象，于是铺天盖地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只怕想不到，不怕做不到”以及“二十年赶英超美”等令人匪夷所思的主观唯心主义论调就风行于世了。杨献珍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并尽自己一切力量批判这些观点和现象。他认为，“大跃进”的哲学是主观唯心主义的，“浮夸风”是反唯物主义的，并在各种场合强调“必须在干部作风上坚持和发扬唯物主义党性”［3］，坚持实事求是作风。由于杨献珍的观点与另一位忠诚而直率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彭德怀的观点和举动不谋而合，在当时他们的思想被视作一股逆流，即所谓的“右倾机会主义”。于是对彭德怀的政治斗争与对杨献珍的哲学观点的批判都同步开始了。其中“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到底是唯心主义命题还是唯物主义命题，成了哲学论争的焦点。杨献珍认为“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是唯心主义命题［3］。“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理论，是大跃进和十年浩劫的指导思想。”［3］就算遭到了长期的文攻武斗也始终坚持着自己的观点。终于实践又一次证明，杨献珍的坚持是正确的。疯狂的年代也需要有人保持清醒，但清醒也是要付出代价的。
汉字的发展史一直都伴随着一股血醒，从最开始在龟甲兽骨上写字，到“焚书坑儒”，再到每一次的“文字狱”。杨献珍的第三次“哲学罪案”——毛主席提出的“一分为二”观点与杨献珍提出的“合二为一”的观点之争，也利用了汉字这个武器。“一分为二”和“合二为一”是中国汉字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最贴切、最全面、最简洁的表达，本应成为哲学界一件幸事，没想到却被一批别有用心的政治阴谋家拿来当作打击对手、迫害同志的借口。杨献珍再一次成为众矢之的，入狱隔离反省。但无论身心如何的受到摧残，他始终在申辩、在坚持，直到时间又一次证明了他的清白。
1956年，中共八大通过的《党章》中明确提到党的指导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才正确地说明了社会发展的规律，正确地指出了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道路。党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反对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世界观。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它要求人们在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斗争中从实际出发，灵活地、创造性地运用它的原理解决实际斗争中的各种问题，并且使它的理论不断地得到发展。因此，党在自己的活动中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斗争的具体实践密切结合的原则，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或者经验主义的偏向。”2002年，在中共十六大通过的《党章》中再次把社会主义过渡阶段的经济性质界定为“必须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鼓励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逐步消灭贫穷，达到共同富裕。”而当时作为中共中央党校校长的杨献珍，他所提出的“综合经济基础论”、反对“大跃进哲学”、关于“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以及“合二为一”的争论和坚持，无不是对《党章》、对党的指导思想以及党性的贯彻、执行和捍卫。在中国共产党的发展道路上，可以说，在相当的程度上，杨献珍无疑是起到了正本清源的作用。
其次，在党校这个阵地上，他用自己的忠诚和智慧守卫着党员的良心。在杨献珍长达60余年的革命工作生涯中，党校一直是他战斗的主阵地。无论是30年代的“草岚子”监狱中的马列主义学校，还是40年代初的北方局党校培训班，从1948年开办的马列学院，到1955年8月1日担任中共中央直属高级党校校长兼党委第一书记，直到1979年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党校高级顾问，杨献珍一直扮演着党的教育家、理论家的角色。
党校一直是我党培养教育党员和党员干部的地方，党校教员和干部更是代表了中国共产党的智慧和良知，杨献珍在党校这个阵地上始终坚持给每个学员讲授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告诫他们要坚持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和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反对唯心论，加强党性锻炼。特别是在“大跃进”、“共产风”、“浮夸风”最盛的时候，敢于用马列主义理论分析现实社会政治、经济、哲学社科领域的现象和问题，敢于拿到党校课堂上剖析并进行批判，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广大党员干部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和不合理性，把由于时代带给人民的苦难降到最底限度。在那段全国上下充满狂热、充满欺瞒的日子里，杨献珍通过自己大量的实地调查、巨大的理论勇气、高度的党性修养以及对党的忠诚和责任，誓死捍卫着党员的良心。
再次，在苦尽甘来的日子，与时间赛跑，著述立说，为党的事业贡献自己最后的力量。1980年8月，杨献珍终于被彻底平反，苦尽甘来。在随后的几年里，他奋笔疾书，继续着真理探索，捍卫着马克思主义理论旗帜。此后，凝结着他几十年心血、智慧的理论成果，诸如《尊重唯物论尊重唯物辩证法》、《什么是唯物主义？》、《我的哲学“罪案”》、《杨献珍文集》、《谈谈党性锻炼》等一批著作先后问世，为党和国家留下了一份厚重的精神财富。在1992年8月25日，杨献珍因病治疗无效，病逝于北京医院，享年96岁。一生充满波折却又高龄长寿的杨献珍，终于向他自己说的那样“把自己的历史用红笔写到底”了。
转眼间就到了杨献珍诞辰110周年了，谨以此文再次表达我们对杨老的思念和敬仰。目前，中国共产党已经迈入新的世纪，也已经成为一个7080万人的大党，她正带领着全中国人民轰轰烈烈的搞小康社会和和谐社会建设，并以强劲的实力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党和民族的事业不断走向成熟和辉煌。党内也多次开展了“保持党员先进性教育”、“做党的忠诚卫士，做群众的贴心人”等教育学习活动，杨献珍作为老一辈革命家中“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的典型代表，无疑是我们广大党员学习的榜样。杨献珍，一名大山里走出去的革命者，带着山里人的耿直和倔强，谱写了自己的无悔人生，也是我们应该永远铭记在心的。
［参考文献］
［1］孙春山．无悔人生杨献珍［M］．济南：山东日报出版社，1997．
［2］候才，毛卫平．坚持和弘扬彻底唯物主义精神——杨献珍诞辰100周年纪念文集［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
［3］王炯华．五十年中国哲学风云［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项目编号：2001BZX007）［作者简介］王道国（1965－），男，湖北郧县人，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杨献珍哲学思想研究所所长，副教授，主要从事武当道教和道教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