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 牢骚性谣言。

　　当人们的某些愿望得不到满足时，埋怨之感就会产生。表现出来的埋怨就是牢骚。这种牢骚如果是直接针对埋怨对象，就是斥责、诉苦；但若不是针对埋怨对象，就很容易转化成为谣言。

　　牢骚性谣言的埋怨对象常常不是某一个具体的人，而是一个环境，社会的或团体的。不满者找不到明确的发泄目标，就会向自己的同伴表示自己的情绪，比如社会上出现"走后门"的不正之风，没有关系、权力的老百姓常常会受到欺负或者不平等的待遇，老百姓就会表现出不满，但又找不到清晰的埋怨对象。

　　从这些民谣中，我们可以真切、细致地把握百姓的社会心态。

　　这样的民谣很多，其共同特点是，抓住社会生活中某种不正常的现象，夸张、放大甚至扭曲，而传谣者从谣言的传播中得到某种情绪上的满足。

　　对以经济工作为中心的曲解使党的建设削弱，于是就有了"中央是执政党，地方是自由党，企业是在野党，农村是地下党"的说法。

　　极端地以挣大钱为个人奋斗目标导致人与人之间感情冷漠，一些人甚至开始怀念起五六十年代的生活，编出一句民谣，"50年代人爱人，60年代人帮人，70年代人整人，80年代各人顾各人。"

　　民谣是百姓情感、心态的形象化表述，而百姓在关注自身利益的同时，对政府官员的一举一动最为关心，意见也最大，许多民谣中对腐败、权力滥用等给予了尖锐的批评。

　　这些谣言，是一种社会情绪的反映，正如造谣者找不到准确的矛盾对立面来发泄一样，我们也无法找到准确的造谣者，只能是从中体味民众的情绪。当然，如果这些谣言进入大众传播领域，就可能产生远远超出人际传播的牢骚性质的影响，不论从质上还是从量上都会改变其原初的意义。

　　第二、 攻击性谣言。

　　与牢骚性谣言完全情绪化的无目的的议论不同的是，攻击性谣言有着很明确的目的性及对象性，造谣者在造谣之前就已经认真地研究了攻击对象及其所在环境的情况，然后有的放矢地提出某种谣言，以此来达到伤害攻击对象的目的。

　　攻击性谣言中，根据攻击目的的强度，还可以进一步分解为敌对性攻击与嫉妒性攻击两类。前者是在一种战争状态或两种势力针锋相对时使用的一种斗争手段，后者是针对群体中优秀者的一种非正当的竞争手段。

　　中国古典名著《三十六计》的第三十三计为反间计，其中言"疑中之疑。比之自内，不自失也。"意思就是说在敌人内部设下疑阵，以利于我方胜利。自古以来，兵家在使用反间计时，采用的手段就是攻击性谣言。

　　《三国演义》第九十一回记载一段诸葛亮用反间计去掉司马懿的故事。当时，魏主曹丕刚死，其子曹睿即位。马谡向诸葛亮献计，"司马懿虽是魏国大臣，曹睿素怀疑忌。何不密遣人往洛阳、邺郡等处，布散流言，道此人欲反；更作司马懿告示天下榜文，遍贴诸处：使曹睿心疑，必然杀此人也。"诸葛亮接受了马谡的建议，按照他的话去做。果然，司马懿被"削职回乡"。

　　这种处心积虑的造谣者很重视研究攻击对象的弱点。在这个谣言中，诸葛亮抓住：第一，司马懿手握重兵，有功高震主之嫌；第二，魏主曹睿对司马懿"素怀疑忌"。因此，当谣言散布开来时，曹睿"大惊失色，急问群臣"，而大臣中并无人为他说好话，有人提起了曹操曾经对司马懿的评价："司马懿鹰视狼顾，不可付以兵权；久必为国家大祸。"有人说："司马懿深明韬略，善晓兵机，素有大志；若不早除，久比为祸。"由此，诸葛亮所造谣言一举成功，顺利地离间了敌方将帅，除掉了自己的一个劲敌。

　　试想，如果诸葛亮不是抓住司马懿的这种弱点，而是造对方贪图享乐的谣言，就不会对对手造成如此大的伤害。

　　除了这种敌对性攻击外，嫉妒性攻击在日常生活中出现得罪为频繁，似乎任何一个群体里的优秀者都会遭到一定的非议，极易成为谣言的中心人物。

　　这类谣言又可根据造谣者来自于群体内或群体外分为两种：一是群体内的嫉妒，一是群体外的嫉妒。而对于一些社会公众或知名人物，嫉妒性谣言常常同时来自于群体内外。

　　这种现象在改革初期不时出现在一些国有企业的厂长身上，一个厂长一旦稍微有了改革的举措并取得一定成绩后，受到包括上级领导、同行单位、新闻媒介等外界的关注，名声、荣誉日渐增加，有时还会得到外界丰厚的物质奖励，这些，都会引来一些人的嫉妒。或匿名告状，或散布流言，就成为这些心态不正的嫉妒者常用的手法。同时，凡改革必然涉及利益的重新分配，那么，在这种重新分配中利益受损的一方就会成为谣言传播的基本土壤。这导致许多改革者在过了初期的大刀阔斧后很快是举步维艰：对上，一封告状信让上级领导在支持其改革上有了顾虑；对下，一个小小谣言能打消群众热情的拥护。

　　攻击性谣言是造谣个人或集团目的的体现，相对牢骚性谣言，其谣言攻击目标非常明确，谣言制造上理性成分增加。

　　在国际传播中，攻击性谣言出现得非常普遍。为了制造打击对手的舆论，完全虚假的新闻可以成为传播的主要内容。

　　1930年，一位研究者撰文揭露了"一战"期间英国的宣传。文中写道，"暴行报道是英国宣传的一大元素。这些报道大多数都被不加置疑的公众所接受。如果他们目睹了最悲惨的暴行报道是如何于1917年春天在英国情报部的总部出笼，他们也许就不会那么轻易接受有关德国恐怖行为的故事了。

　　查特里斯准将……正在对比两张从德国人那里缴获的照片，第一张生动地再现了德军士兵的尸体被拉到后方埋葬的惨痛情景。第二张照片显示了德国人将死马运往工厂，在那里，他们别出心裁地用马尸炼油制造肥皂。两幅照片的说明使查特里斯准将突生灵感……他巧施裁刀，在死亡德军士兵照片下方贴上了'德军尸体运往肥皂工厂'的标题。二十四小时之内，这张照片已装入发往上海的邮袋。

　　查特里斯准将把照片寄到中国，是要激起反德舆论。中国人一向敬重死者，给德国人加上亵渎死者的恶名，是导致中国对轴心国宣战的因素之一。"〖17〗

　　尽管查特里斯准将将完全没有的事情说成有，尽管其造谣手法非常简单，但大众传播让这一谣言取得了极高的信任度，发挥了极强的战斗力量。

　　在现代国际争端中，各国政府尤其是西方主流媒体都非常重视以谣言的方式来获得本国人民对本国政府的舆论支持。在1995年于北京召开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中，西方一些主流媒体的表现就根本违反了新闻真实性原则。比如8月24日美国之音的长篇消息称：世妇会要举行"裸体游行"，"妓女在所在宾馆接客"。8月30日，美联社的一则消息中称：在（北京）城市四周的重要地点集中了毛毯和浴袍，以用来裹住那些计划举行裸体游行的妇女。还有报道说，天安门前女警察每人身上带两匹布，并调侃道："天这么热，难为女警察身上缠两匹布。"但事实是既没有"裸体游行"，"妓女在所在宾馆接客"，也没有"女警察身上缠两匹布"。〖18〗

　　第三、 宣传性谣言。

　　宣传性谣言是指造谣者为了实现某种积极的政治性、社会性目标而编造的谣言。与攻击性谣言的消极的攻击目的相比，这类谣言更容易迷惑人，而造谣者也更理直气壮。

　　1983年8月11日，《新民晚报》第一版刊登消息《服役期满不回上海到青海》，消息中说，南京部队某部36名服役期满的上海籍老战士，联名给青海省有关领导写信，要求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青海去工作。这些战士在信中写到："大西北的自然条件、生活水平不如上海，这些我们都知道，但为了祖国建设的需要，我们乐意和青海人民一道同甘共苦，为建设祖国的大西北作出应有的贡献。"消息最后说，"这些上海籍战士联名给青海省有关领导写信的消息传开后，得到所在部队领导的支持。8月7日下午，部队党委召开表彰大会，及时表扬了他们志愿去青海工作的先进行为。"

　　这是一则部队业余通讯员写的报道。后来证实有严重失实之处，实际上，申请去青海工作的只有作者本人和另一名江苏籍战士。而作者以为"要是报道一批大城市的战士申请去青海，稿件会引起编辑部的重视。"〖19〗

　　这类报道的内容是正面的，但内容与事实不符，本质上仍属于假新闻，其宣传效果只能是走向反面，产生反效果现象。

　　对于类似的问题，早在1943年，陆定一同志在《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一文中就已指出，虽然新闻工作具有政治性，但是"这种政治性比起那包含这种政治性的事实来，乃是第二性的、派生的、被决定的，而第一性的东西，最先有的东西，乃是事实而不是什么'政治性'。说'新闻就是政治性本身'就是把事实与其政治性的关系，头足倒置颠倒过来。颠倒过来有什么害处呢？颠倒过来，立即就替造谣、曲解、吹牛等等开了大门。"〖20〗

　　然而，在"文革"期间，这种尊重事实的新闻原则被扔到九霄云外，代之而来的是"事实为政治服务"，即"材料要从斗争需要出发，不是从有什么材料出发……应该有什么题目，然后寻找材料，这样材料的运用就活了。"〖21〗

　　以事实说话才有根基，以事实宣传才有力量，而以题目决定材料的方法进行的宣传，带来的只是软弱无力的谣言满天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