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豫南一个县为了建设产业聚集区，以“强行摊派”的方式，要求全县行政、事业单位的公务人员每人交纳集资款，令人叫苦不迭。在采访中，这个县的县委书记说：“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省政府要求各县都要建产业聚集区，到2012年产业聚集区产值要达到20亿元，否则就要摘牌。县里的产业聚集区按计划要投资1.5亿元，可是传统农区的融资能力太差，既没能从金融部门贷到钱，县财政也拿不出太多。”

　　“金融是制约传统农区发展的最明显的短板。其实穷县的县委书记表面看权很大，但就像一个木偶，牵线的人都在上面。比如工商、税务、银行、质检、土地等都是垂直管理。”河南省一位县委书记说，“我到上面跑项目，对方说喝一杯酒给10万元，我连喝了28杯。没办法，人穷志短啊！”（半月谈）

　　酒事千年，酒香万代，显示了酒寓于文化、寓于生活的价值。非但如此，在社会学家眼里，酒也是一面硕大无比的镜子，它能够折射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酒与政治、酒与经济、酒与文化、酒与社会……我们还能找到比酒更为包罗万象的东西吗？今天的中国人更多的是找理由喝酒，之所以喝酒喝出了“疯景”，实在是因为喝酒的理由太多。而官场为了GDP而引发的官场酒文化也是经久不衰。

　　中国经济发展这么多年来，政府有着根深蒂固的“GDP崇拜”。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就诙谐地指出这种论调：“建大桥，这是GDP，让大桥塌了、拆了又是GDP，再建一次大桥还是GDP，这样干了三次GDP，浪费了大量的社会财富，但是真正形成的财富就那一笔。”同样，官员干部喝酒、公款吃喝也制造GDP。这一点，道理太简单了。喝吐血之前，酒厂卖了酒，菜贩卖了菜，肉贩卖了肉，这都是GDP吧？喝吐血之后进医院，医院的收入增加了，种药材的农民、制药厂的工人也受益了，这也是GDP吧？

　　新华社引述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许光建的话指出，一旦某个地方过于看重GDP，必然会导致工作主要精力和资源分配向提高经济增长率集中，不利于结构调整和转变发展方式，不利于政府公共服务水平的提高。北京大学国民经济核算研究中心研究员蔡志洲更是直截了当地说，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民众更关心的是就业和物价等方面的数据。在基层干部考核时，应当大量增加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等方面的指标，尽量减少GDP总量和增长率方面的指标。

　　“接待酒”、“招商酒”、“‘勾兑’酒”……在“公”的名义下，官员奔波于各类酒场而乐此不疲。“美酒佳肴今犹在，只是主人改。问君酒中几多愁，恰似一汪苦水肚里流”。近年来，因为应酬喝酒喝出了酒精肝、胃出血等疾病的不在少数，有的地方还想把醉酒死亡的官员申报为“烈士”……而醉酒官员出事产生的费用，多数都是由财政埋单，这样的酒文化把广大民众害苦了！

　　30多年来被推崇到到至高无上位置上的“唯GDP论”，忽视了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引发了各种社会问题；30多年来官本位的延伸侵蚀了酒文化，变异的官场酒文化又在不断腐蚀着执政党的肌体，对民主和法治造成巨大的危害，降低了党和政府的威信，冷了老百姓的心。

　　中国的书记、县长与其说是官员，其实就是中国特色的商人。吃是为了奉献，喝是为了献身。这就是中国的行政现状，这是中国官场的悲哀！县委书记，级别不高可作用不小。在民间，他们被称之为“父母官”；在现实生活中，他们是承上启下、治国理政的骨干力量。他们的所思、所想、所为，关乎一方经济社会发展，更关乎一方百姓福祉，也关乎党的形象。在如痴如醉的官场酒文化背景下，在将GDP敬奉如神的背景下，每天口口声声喊“改善民生”，只能是一句空话，只能更增加民众的愤慨。要是真正爱民，就必须拿出具体的行动来，真正把改善民生、服务人民作为自己的本职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