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福洪

   （黄冈职业技术学院   湖北 黄冈   438002）

 

 

中国大陆“十二五规划”即将送全国人大审议，成为国家意志。其中心思想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向——调整经济结构、经济增长重心转向扩内需。从新闻报导与社会议论、评论看，似乎“十二五规划”是说给全国人民听的，是全国各类企业未来发展的蓝图。

 

“十二五规划”是宏观的，只有政府是宏观管理主体，任何个人和组织都是微观主体。“十二五规划”，首先是给各级政府预设的经济发展蓝图，它是政府规划，不是企业发展规划。企业发展规划要结合企业发展实际，在国家宏观大规划之下发展自己。而普通老百姓个人的生产实践活动，则是按企业的发展与实际需要而付出劳动，老百姓的生活，更是按照家庭需要与可能过日子，一般与宏观经济发展规划没有直接联系。

 

国家宏观规划微观化——靠地方各级政府的日常实际工作落实。如果地方各级政府在实际工作中，不按国家宏观“十二五规划”办事，只强调本地区经济发展需要，国家发展规划就有可能落空。

 

所以，中国大陆“经济转向”首先应该是“政府转轨”。政府由原来的“招商引资”-----直接发展企业，转向服务经济主体；由直接增加GDP，转向直接增加就业岗位；由增加财政支出直接促进产业发展，进而增加财政收入，转向以政策和财政支出杠杆，撬动社会投资方向等等。

 

前几年，全国各地把“招商引资”作为党政部门的首要工作任务来抓，这本来没有错，但全国所有地方政府一个模式，都以招商引资、发展工业项目为首要，就不一定对。

 

其一，不是全国所有地区都适宜于办工业、办大工业，尤其是北方缺水地区。

其二，现代化不等于全国每一个县市都要以工业为主体，工厂不等于现代化。

其三，招商引资故然是捷径，但不能把当地所有资源都投入到工业生产上去。

其四，办工业能直接增加财政收入，但不一定增加就业和提高群众幸福指数。

其五，我国许多产业都是产能过剩，各地一窝蜂地上工业项目带来重复投资。

其六，经济发展必须是可持续的，是建立在当地群众认识水平基础上的发展。

其七，超越、高速发展必然带来不协调，人的现代化比器物现代化更加重要。

其八，城市化也要尊重客观规律，顺其自然，尊重人的选择，重人性与和谐。

其九，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往往与统计数据没有直接联系，贫富是相对的感受。

其十，人民是分层、分类的，不同人群之间的需求有差异，以自我满足为佳。

 

中华人民共和国改革开放前30年，我们走的是苏联式的工业化之路，改革开放30年，我们实际上走的是欧美式的资本主义工业化之路。从实践看，这两条路都不完全适合中国现代化的需要，需要修正。按目前的发展模式走下去，可预期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4-5万美元的水平，地球上的全部资源和能源，都用于中国生产、生产活消费，都不够用，中国还有960万平记公里的土地也不够污染。中国要走自己的、有中国特色的、可持续发展的、人民群众有幸福感的现代化之路。

 

因此，我们的各级地方党政官员们，要以辖区的人民群众需要，为自己为官的追求目标。“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干部，应该也是适用的要旨。问题出就出在中国的地方官员是上级任命的，不是当地人民群众选择的，以上级的需要为第一需要不可改变。但是只要上级以当地人民群众的评价为第一评价的话，事情就会有转机。所以，中国经济转型，首先是从中央到地方的党组织，要把人民群众对干部的评价作为选任干部的第一要素，事情就好办多了。

 

经济转型首先是选任干部标准转型，是中国社会核心的核心，核心不改变，什么也别想改变。选人用人标准的转变，群众意见的收集，可采用两种形式，相对高层干部（地市级以上），通过新闻媒体的社会民意调查取得，基层干部由辖区居民直接投票取得。省级以下党委所管理的新闻机构，如报纸、电台、电视台，可适度开展对当地政府的工作展开讨论和批评，新闻机构利用网络等新型媒体，收集民众舆论与意见，通过党报党刊，领头代人民说话，评论政府的工作，批评政府官员。调整地方党组织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创造出人民群众公开批评政府工作和政府要员的氛围，开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民主形式。

 

二、其次是改“GDP崇拜”为以就业率考核

改革开放以来，评价任何地区的经济增长，都采用GDP指标，进而出现“GDP崇拜”现象。其实GDP就是一个统计数据，它与质量、效益、消耗、效应、环境没有直接联系。从大的方面看，当全国城市所有住房都是公租房时，建筑业创造的GDP占比不高，可是，当住房政策改为商品供给时，房地产业占GDP比例就直线上升。从小的方面看，妻子（或老公）做家务免费，不可能计算GDP，若是请保姆有尝做家务时，GDP数量随之产生。

 

GDP本身的不完善性，是国际上的学术问题，可以讨论、改变的。但一个社会以GDP增长为追求目标时，甚至以GDP增长比例来评价一个主要干部工作业绩，评价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总体状况，并决定其升迁与否，就会带来许多意想不到的问题。如目前存在的环境污染与破坏问题、损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问题、资源浪费与资源破坏性开采问题、“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问题等等。

 

如果要想找到一个比GDP更好的单一评价指标，辖区“居民就业率”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如果辖区18岁到60岁居民就业率达到90%以上，就说明当地基本实现了“安居乐业”。地方政府的主要精力应用于增加就业机会，如：

 

1、在普及义务教育基础上，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提高职教普及率，就能为辖区居民就业创造从业基础条件，提高社会生产效率与产品质量；

2、在老年化社会来临之际，政府大力发展养老产业，既可照顾少子化条件下的老年人的生活，又能增加社会就业机会，解除子女后顾之忧；

3、大力发展幼教事业，既能增加就业机会，又可解决目前普遍存在的幼教难题；

4、在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基础上，大力发展社区医疗服务、社区婴儿哺养事业等，既可创造大量就业岗位，又可提高有效劳动者的效率与效益；

5、城市交通最后一公里，实行“公共自行车”服务、社区蔬菜供应、社区物流、社区保洁与基础设施维修管理等，把家庭劳动社会化，创造的就业劳岗位将大幅度提高。

 

以人为主体的社区服务业，家庭劳动社会化，是未来地方政府、城市基层政府工作重点，方便、快捷、高质量的社区服务业的发展，既可以增加就业机会，又可促进居民生活幸福指数提高。高、中级职业教育本身就为社会提供就业机会，其培养的人才还可创造就业岗位，劳动人群职业道德品质的提高，就会提高整个社会的服务品质、人的品质。普通劳动者受教育年限与职业化，有利于社会品质的提升，服务水平与人的素养提高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

 

经济发展的具体工作由企业去做，政府只需要公平对待各类企业，为企业创造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即可。地方党政领导，没有必要把到企业调研作为一项主要工作来做，经常去打扰人家的经营活动，且不能为某一个企排忧解难，发现问题，看是否有普遍意义，有普遍意义的，要通过政策机制为所有企业排忧解难。外资、国有、股份制、民营、私营、个体户等经济组织，一视同仁，才是政府要做的工作。

 

我国的地方财政体系目前还不太完善。一是地方政府层级之间没有明确的分工，事权与财权不匹配，层级越高财权越大，事权越小；二是地方政府没有税收立法权，而有权立法机关也不完善地方税收体系，地方政府财源不稳不足；三是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没有法律规范。

 

中国的地方政府有四个层级，省（市、自治区）级、地（市）级、县（市）级、乡镇级政府。理论上，中国有五级财政预算。1994年的财税体制改革，只划分了中央与省级的财权与事权，而且是在财政收入向中央集中的指导思想下展开的改革，省以下四级政府预算，也仿照中央与省级之间的向上集中模式，划定收支。可想而知，地市级以下的三级政府，在1994年以后的财政紧张是一种必然现象。而且，1994年财税改革时，地方税种并不完善，地方没有形成稳固的收入来源，之后，也没有为地方税收体系完善做出任何调整。

 

现在，中国改革最大的难题就是如何调整中央与地方的财权与事权，许许多多的社会问题的背后，都是受财政体制、层级政府之间的财权、事权利益关系制约。如果财政税收体制不进行必要的改革，其他任何改革都可能是事倍而功半。

 

关于中国房地产政策的调整，其背后就有财政体制的矛盾在作怪。地方城市政府之所以从心底里抵制房地产政策调控，主要是地方政府的舍不得一次性收回50-70年的卖地收入、建设过程中的管理费收入、房地产相关的税收收入，以及GDP的政绩等利益。

 

重庆和上海对私房开征房产税，从财税改革角度看绝对是正确的选择，全世界的房产税都是地方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问题是征税之前要取消地方政府卖地的收入机制，国有土地不能一次收回50-70年的土地使用收入，吃子孙饭，应该分年向使用者征收。因此，不仅要开征房产税，还要开征土地使用税、遗产税，同时，取消国有土地一次性向开发商收回未来50-70年土地出让金的政策，再配以金融和防炒作的限购政策。这种政策调整，才可能理顺房地产业的利益关系。

 

目前，一般人认为“中央财政富裕，地方财政贫困”。其实不然，省级政府财政大多不属贫困型，只是地市以下三级政府财政处于贫困状态，而且，伴随着事权下放的的事实存在。例如，教育支出，基础教育全部由县级人民政府负担，中国教育支出不足，主要是指地市级以上人民政府，直至中央政府教育支出不足，县级人民政府教育支出比例，占本级财政收入比例大多在30%以上，最高的达到50-60%，县级政府不是教育支出不足，而是教育支出负担太重。

 

中国的财政体制不可能有大动作，但客观事实逼迫我们不得不作出一定的调整。对各级政府利益调整的最简单的方法是：把省级财政预算与中央财政预算合并，省级财政收入全部下放，即不减中央财政收入，增大其财政支出；乡镇财政合并到县级财政，形成中央、地市与县市三级财政预算体制，地市与县市财政互相独立，定员定编，以某一年为基数，定比例超收返还，直接由省级调配，其中省级本身没有本级财政需求。加强中央政财政和省级财政的转移支付。

 

事权分配，主要是教育、卫生、文化等事业，由各省拿出自己的方案，报中央批准。在完善地方税收体系的前提下，加大地市和县市财政收入来源。为“十二五”时期加大民生投入奠定物质基础。

 

中国社会管理，还是建立在手工劳动基础上的层级管理体制与模式，没有充分利用现代化的管理手段实行扁平化管理，制约着我国社会管理政策与制度设计与推行。尤其是中国社会由农耕文化向城市文化转轨过程，必须有外力的作用条件下，才可能迅速转轨。而文化转轨，首要的是政府的社全管理要现代化，社会文化才可能逐步有所转变。中国社会管理现代化就是实现社会管理综合化、电子化、网络化。

 

目前，银行、税务、海关等部门，业务管理已经基本实现电子化、网络化。但各家银行都发行自己的银行卡，城市公用事业也分别发行只适用于单一功能的电子卡，卡多，且不安全。同时，有许许多多的社会管理又都没有实现一卡通，给人民生活带来诸多不便，也给政府管理带来诸多不便。就是一个户籍管理问题，赋予了太多的内涵，使中国社会在传统与现代管理之间挣扎。

 

1、社会管理技术已经具备。“云计算”技术已经基本成熟，网络技术早已成熟，物联网技术方兴未艾，3G技术也成熟了，4G技术基本能够应用。

 

（1）中国政府能否把上述多项电子技术综合到一起，建设现代化的社会管理系统。

（2）以某一个城市为试点，重点攻关，把一个城市建设成电子信息与管理大系统。

（3）当试点城市的电子信息与管理系统建成后，实验、调试、修改、定形再推广。

（4）当全国主要大中城市电子信息与管理系统建成后，实现全国城市管理互联网。

（5）当县城以上城市电子信息与管理系统建成后，就能建设全国管理信息化系统。

（6）一旦全国城市电子信息与管理系统建成，许多社会管理、信息汇集及时准确。

 

2、从城市居民生活方便出发。在全国城市电子信息与管理系统下，人民的生活方便性与社会管理的方便性将大大提高。

 

（1）银行卡，一人只需一卡全国所有银行通用。

（2）任何现金支付全部可以使用电子货币支付。

（3）交通卡，一人一卡，全国所有客运一卡通。

（4）医疗卡，一人一卡，全国所有医疗一卡通。

（5）社保卡，一人一卡，全民社会保险一卡通。

（6）纳税卡，一人一卡，所有纳税事务一卡通。

 

政府各部门的基础信息，全由该网络提供的数据为准，甚至可以深入个人私域，如个拥有的财产（房、车）、收入、支出项目等。最终要实现手机卡、身份证、银行卡等合为一张卡；社保卡、医疗卡、纳税卡合为一张卡。

 

3、社会管理可以实现强制规范。在此基础上，全国所有政府部门的管理基础信息，都可以通过城市电子信息与管理系统汇集。信息及时、准确无误，给管理与决策带来不可想象的便捷。而且可以通过这一系统实现社会强制规范。如：

 

（1）取消目前的户籍管理体制，个人在某一地居住一个月以上，必须注册为当地居民。否则其全部信用卡将失灵。

 

（2）公共安全管理，如发现某一犯罪事实，公安机关把嫌疑人置于监控状态，或对重点嫌疑人实行人身自由限制，则其任何社会活动处于无法实施状态，上不了车、吃不成饭、住不了酒店、出不了境，回家进不了门，进了门开不了火，洗不了澡，手机打不通，到任何地方，都提示其迅速到公安机关说明情况，只有自觉到最近的公安机关请求甄别。

 

（3）防止腐败，任何人的收入是有限的，当某一居民，其付出大于其正当收入来源时，其支付卡则停止支付，并同时通知其所在单位纪律检查部门，说明情况。或者，当某一居民的银行帐户存款额大于其正当收入来源时，系统自动通知其监察管理机关，说明情况。

 

（4）计划生育，在国家制定优生优育，高知、高收入人群可生育二胎的计划生育政策条件下，以医院信息和购买婴儿用品为启动项，如是超生，则其所有社会活动处于限制状态，经计划生育部门处理后，才能解除。

 

（5）社会行为规范，如某一居民违反城市管理规范，则其中某一项或多项社会活动功能就会受到限制或失效，只能其本人到有权机关进行必要处理后，才能解除限制。

 

（6）法人行为规范，如果某一法人在某一方面违反法律等，其法人所属全部经营活动，在电子信息与管理系统中，暂时受到限制，经甄别、处理、改正后，方能解除。

 

4、初始期以方便为主限制功能为辅。这样的电子信息与管理系统，以方便人民群众生活为其主旨，限制功能行使权，必须有明确的法律规范，行使主体必须依法和法定程序行使，尤其是人身行动自由与法人经营主权的限制，要慎之又慎。而且，在电子信息与管理系统尚不成熟期间，限制功能不能动用，成熟一项试行一项。

 

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电子信息与管理系统，应是先城市、后农村，先个别、后区域，先沿海、后全国，逐步实现的过程。

 

中国器物层面的现代化，是中华民族一百多年来的追求目标，在目前的这种市场经济条件下，器物层面的现代化基本上可以说是指日可待，但人的现代化，是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人的现代化一靠教育，二靠社会规范，三靠管理，三者并举，才可能实现。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管理现代化，首先是人的现代化。

 

人的现代化，不是一朝一夕能实现的，需要多方入手。经个人长期观察，中国城市居民行为上的问题与不足，如果没有外力作用，很难在短期内实现。如城市卫生、公共安全、交通规范、防火防盗、酒架、烟花等，都与个人行为习惯、文化传统、经济条件等等联系在一起，很难统一规范。如果没有一个不讲情面、只讲规范的“机器人”执法，很难实现理想化的社会环境。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没有定义、没有模式，但绝不是苏联式的发展模式，更不是欧美式的生产、生活方式。到底要怎么办？需要探索，中国共产党走的都是前人没有走过的路，没有研究、探索、改革、创新精神，全靠模仿、照抄照搬，绝对走不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