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津

 

为了对某个学科的基础知识有所了解，就有了各种各样的概论。当然，书的名字也有不叫“概论”的，比如叫“教程”、“基础”之类。然而，或许是由于功能局限，极少看到有学术思想的概论，因为一般说来概论的作用其实是分类学意义上的，也就是如何将此一学科与其他学科区别开来，以及以某种标准把本学科内不同的部分分别作相应的安置。毫无疑问，写概论的人肯定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但是，或许是出于概论本身只要求一般性介绍，又或许是写作者自己研究不够，更难以突破各种所谓定论的束缚，所以各种概论或教科书都鲜有特色和创新，甚至相互抄借。

进来读了俞可平主编的《政治学教程》，令人耳目一新。简括地说，俞可平把自己多年对政治学的研究积累、学术问题的思考、以及基础知识的介绍分析很好地结合起来，大大开拓了概论的写作方式、思想深度、甚至研究空间。因此，这本书的特点不仅在于体现了作者的研究成果和观点，而且在于基础知识的介绍有了学术思想的指引，所以说是概论的学术思想。这样，读者可以在了解基础知识的同时，得到各种思路启发，以及进一步研究的途径指示。对于该书的这些特点，可以从一般与特殊、历史与现实、以及功能与发展等几个方面来分析。

第一，关于一般与特殊。

由于是介绍基础知识，概论的内容很难出新，至少大部分内容都是有所定论或公认的，否则就成了专门研究，使得读者无所适从，甚至产生误导。因此，学术思想首先碰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处理由定论或公认所体现的某种一般性与专业或学科内容的特殊性的统一。但是，至少在我看到的政治学概论中，这个问题不仅少有关注，甚至没有提出。对于这个统一，俞可平专门谈了两个问题，一是公理体系与核心内容，一是西方与中国。

公理就是一些普遍性真理或规律性现象，因此，学科的独立存在应该也有自己的公理体系。这样，就摆脱了政治学是否价值中立的具体纠缠，也就是把一般性规律抽象为有针对性的公理体系，或者说是政治学作为学科所具有的公理特性。比如，对于阶级斗争这一普遍规律，不仅要从历史范畴来理解，而且是在公理体系的结构中具有或得到政治学定性的。又比如，诸如人类的自由、公正、尊严、平等等基本政治价值已经在历史中为人类所认同，所以就在良知确认的意义上成为政治学的基本公理。因此，虽然各国政治发展道路不一样，又虽然政治价值也是一种历史范畴，但是，正是这种情况体现了公理与具体政治活动的一致性，在理论上也就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

明白了政治学的公理体系，概论的内容设置就有了学科的独立性，或者说，具体内容的取舍就有了一般性的指导和特殊性的针对。由此，俞可平把政治学的主要对象看成是国家、政府、公民、政党、民间组织等政治主体及其政治行为和政治规范。应该说，这样的理解在各种政治学概论中具有明显的创新特征，它既保证了概论分类的高度抽象性，同时也使得研究内容的选择有了学科的针对性。与此相一致，政治学的核心问题被高度概括为效率、和平、民主，而且这三个问题也就是政治发展的根本目标。

研究对象和核心问题的确定，提供了概论分类的科学基础和标准选择，从而使得基本内容的设置既考虑到定论或公认的一般性，又特别注重不同情况和条件下政治发展的特殊性。同样，一般与特殊的一致要求在介绍各主要研究方法的同时，对各自的效用针对和局限进行分析。在这方面，俞可平一个具有创新性的学术思想，就是从发展的角度，把治理和善治理论也作为一种新的政治分析框架，并且在范畴的普适性功能上使这种分析框架具有了方法论的哲学意义。

一般与特殊的一致还体现在对于西方和中国的关系处理上。从学术角度讲，几乎所有的学科独立和分类都是由西方输入的，所以，各种概论或教科书有意无意地都存在把西方作为标准的倾向。俞可平在这方面坚持了公理的普遍性，在介绍各种西方政治学理论流派的同时，专门介绍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并且对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方向做了探索性分析。这样，概论既避免了认西方为标准的偏向，又使对于西方和中国的区别分析有了一个科学的基本原则，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指导。换句话说，西方、中国、马克思主义这三个互有区别的政治学既不是同质的，但也不是互不相干的，而是既存在公理意义上的一般性内在联系，又有着政治理念和价值目标的特殊性选择标准。

第二，关于历史与现实。

一般说来，有关政治历史的研究被作为各种分支学科和交叉学科来对待，比如政治思想史、政治制度史等，而它们在政治学概论中都不作专门介绍。但是，政治学概论如果缺失历史观点，俞可平所说的公理就失去了现实的针对性。因此，他在简括描述政治学历史演变的基础上，着重介绍分析了当代政治学研究的前沿问题。这样，历史与现实的结合就体现为政治学自身在结构体系和功能选择上的一致性，其突出的特点，就是对政治价值和政治发展的关注。

关注政治价值，本身就是以政治学不可能完全价值中立为前提的，但是，对政治价值的承认是从历史范畴来讲的，而认同某种政治价值则是一种现实的选择。这两者的一致性，只有在历史与现实的结合处才是可理解的和有真实含义的。正因为如此，俞可平选择的前沿问题本身就体现了政治发展的客观性，以及具体的政治发展所宣称的目的性。换句话说，合道德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才是前沿问题选择的合理性。关于这一点，从所选的问题方面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来：国家主权、公民社会、治理、善治、全球治理、实质民主与程序民主、代议民主与协商民主、个人权益与公共利益、政府创新、政治评价。与此相一致，注意历史与现实的一致使得整个概论所要介绍的内容很有创新特点，几乎和现有的政治学概论都不同。从各章节来看，这些内容包括权力、国家、政府、政党、公民、参与、选举、革命、治理、决策、沟通、政治发展、政治文化。很显然，把“革命”、“治理”以及“沟通”这些内容作为政治学的结构部分，其直接针对正是政治价值和政治发展的功能体现。

第三，关于功能与发展。

这方面的特点，其实是尊重定论和积极探索的结合。一方面，各具体内容的介绍都注意突出它们的功能有效性；另一方面，始终把发展作为各内容部分关系维系的一个共同分析参照。内容部分的定论，包括相关概念和范畴的定义，体现了某一学科存在的科学性，或者说是人们在长期实践中得出的对于政治学的认识，因此，概论对这些定论不可能有太多的重新表述。但是，对于定论部分的选择取舍和分类安置却可以体现出新的学术思想指导。这样，除了对新出现的理论问题和实践现象做出解释，俞可平清楚地介绍了当代政治理论的主要流派，包括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新马克思主义、精英主义、社群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等。这些介绍当然都是很简括的，因为它们并不是概论构成的内容部分，但是，正是这些介绍，使得各章节的内容有了一个共同的维系参照，即发展本身的普适性。

如果发展参照对于不同的功能效用具有维系的作用，那么概论本身就需要对发展有深透的认识和准确的把握。应该说，正是在这方面体现出俞可平的研究功力和探索精神，因此，从他对于概念、范畴、流派以及问题的介绍和分析可以明显看到这样几个特点。首先是准确性，包括名称和术语、以及它们的沿革变化和使用习惯。其次是突出所说对象或内容的主要特征。第三是高度的概括，尤其是对相同、相近或相似问题的共同性归类。第四是对主要作用的分析，并从发展的角度指出功能生效可能具有的价值取向。

上述三个方面是我读俞可平留下的主要印象。不过，如果我的理解不错，俞可平本应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即中国有自己的政治学。对此，我在一些著述中指出，中国和西方的政治学有着特性上的不同，所以学界有必要进行建构中国政治学的工作。也许，恰恰是俞可平提出的政治学公理体系使他不便明说这种不同，又或者他根本不同意我这种从特性上区分中国和西方政治学的观点？看来，这个问题还是放到概论以外的地方去讨论更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