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风云(二)

          刘少奇挨批 林彪外逃

                          王先金 编著

 

               第二章  红色风暴 (4)

 

             《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发表

 

毛泽东认定，中国有走修正主义道路的社会阶层，而且相当广泛，人数不多，但有影响。他还认为，中国会不会放弃社会主义而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关键不在基层，而是在上层，尤其是中央。1965年8月11日听取罗瑞卿汇报时，毛泽东插话说：“领导人、领导集团很重要。……六二年刮歪风，如果我和几个常委不顶住，点了头，不用好久，只要熏上半年，就会变颜色。许多事情都是这样：领导人一变，就都变了。”就在1965年八九月间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第一次提出“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应该造反”的问题。从此以后就不断讲这个事。

如果说，1964年到1965年11月以前的大批判，虽然已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但基本上还限于文学艺术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那么，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在《文汇报》上发表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性质则完全不同了。

姚文元因为在1957年6月10日《文汇报》上发表杂文《录以备考——读报偶感》，批评《文汇报》用“缩小到简直使粗枝大叶的人找不到的地步”转载毛泽东接见共青团代表的消息。毛泽东在这次接见中，发出了反击右派的信息。毛泽东看到了此文，嘱令《人民日报》在6月14日头版转载，还以“本报编辑部”名义写了《文汇报在一个时期内的资产阶级方向》一文。从此，姚文元名噪一时。

    姚文元在《评……［海瑞罢官］》一文中，把矛头对准北京市副市长、明史专家吴晗，说《海瑞罢官》塑造了一个“假海瑞”，“用地主资产阶级的国家观代替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用阶级调和论代替阶级斗争论”。并无中生有地把“退田”、“平冤狱”与1961、1962年的“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这分明是姚文元对吴晗的政治陷害。

    其实，姚文元的这篇文章，是江青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精心策划的。

    八届十中全会结束没多久，江青就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要求约见中宣部、文化部的四位正副部长。

    在四位高级干部的注视下，江青得意地敲打着手里的铅笔，不阴不阳地说：“深刻理解主席前一阶段的讲话后，我认为目前在舞台上、银幕上表现出来的东西，大量的是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的东西……”

    看了一眼态度不置可否的陆定一，她又进一步暗示说：“你们认为《海瑞罢官》怎么样？我认为很有问题，应当好好批判！”

    陆定一说：“对海瑞进行研究，这是毛主席提出来的。吴晗同志作为一名历史学家，写了几篇评海瑞的文章后，又勇敢地跨行业写京剧剧本《海瑞罢官》，这是一个很好的尝试嘛！现在说批就批，这会影响很多人的积极性。此事不要草率地从事为好！”

    陆定一说完，几位主事的副部长也大都表示不能立刻批《海瑞罢官》。

    江青虽然懊恼异常，但还是掩饰地摆摆手说：“既然你们都不同意，我们以后再谈吧！”

1965年初，江青秘密来到上海，有两个目的：一是修改京剧《林海雪原》；二是秘密物色人选批判《海瑞罢官》。

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是柯庆施。但柯庆施当时已身患绝症，于1964年7月14日离开上海去疗养，直到1965年4月去世，再也没有回过上海。

江青在上海找到姚文元。有人说姚文元是柯庆施推荐给江青的。柯庆施在北戴河疗养其间，曾专门将张春桥叫去北戴河，交代张春桥“让姚文元脱产，为江青同志写文章”。

柯庆施去世后，江青又找续任上海市委书记的陈丕显。她对陈丕显说，她在北京找李希凡，李希凡不接受，才来上海。她还说柯庆施对此事很支持，她要陈丕显也支持她。

江青又找到上海市委候补书记、市委宣传部部长张春桥合作，借上海攻北京。江青与张春桥拍板成交，决定由上海《解放》杂志编委姚文元执笔写作，还决定，此事要对党中央，包括周恩来总理保密。

1965年3月的一天，姚文元上午刚到解放日报社上班，张春桥的电话来了，要他马上去。姚文元到了指定地点，进门见到张春桥和另一个中年妇女正在等她。经张春桥介绍才知道她是江青。江青要姚文元写文章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

姚文元从1965年5月以后开始正式动笔写作。姚文元对明史不熟，他对张春桥说，希望再有个熟悉历史的人，帮忙查阅资料。几天后，张春桥便派朱永嘉来给他当助手。

朱永嘉是复旦大学历史系青年讲师，对明史很熟悉，便来帮姚文元查找资料。姚文元在写作过程中，没有将文稿给朱永嘉看，只是经常向朱永嘉询问史实。

《评新编历史居{海瑞罢官}》一至六稿，都没有给上海市委看过，直到第七稿时，才给市委看。

9月，陈丕显要去北京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抗大会议，行前，张春桥将姚文元文稿交给他，让他带给在北京的江青。

陈丕显带着稿子去北京时，一路上心中不安。因为江青在上海秘密组织写文章，批判北京副市长，却又不准上海对北京方面打招呼，不符合共产党组织原则。

陈丕显将自己的顾虑告诉同去开会的华东局秘书长魏文伯，魏也说此事不妥。两人商量了半天，觉得最好找个机会向周恩来或陈毅汇报。

没等他们汇报，毛泽东已向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透露了自己要批判吴晗的打算。在会上，毛泽东提出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思想。正当与会者对毛泽东的这句话费猜时，毛泽东又转向彭真说：“吴晗的问题可不可以批判呀？”彭真愣了一会儿，才回过神来，答：“吴晗有些问题当然可以批判。”

散会后，魏文伯对陈丕显说：“阿丕，这下不用担心了，我看我们也不用再找总理和陈老总汇报了。”

    保密了七八个月后，1965年11月10日，这篇经毛泽东亲自审阅过的文章终于在《文汇报》上刊登了。接着，毛泽东要求各地报刊转载。

    陆定一支持当时的北京市长彭真的做法，拒绝转载姚文元的文章。

    11月29日以后，《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及北京各大报刊在毛泽东的压力和周恩来总理的斡旋下被迫转载了姚文元批《海瑞罢官》的文章。

    1966年2月以彭真为组长、陆定一为副组长，康生、周扬、吴冷西为组员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召开扩大会议，大部分与会者赞同彭真所说的“吴晗的问题是学术问题，与彭德怀没有关系，不要提庐山会议”的看法。同时表示，对于学术讨论，要强调“学术批判不要过头，要慎重”。陆定一还特别说了斯大林时代的历史教训，指出，“学术批判不能过火，一过火就有反复。”只有康生“力排众议”，坚持说吴晗的问题是政治问题，要同庐山会议政治背景联系。

    根据彭真在五人小组扩大会议上的讲话精神，《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后来所说的《二月提纲》于2月4日拟成了。提纲提出了在学术讨论中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

    《汇报提纲》经政治局常委讨论通过后，彭真、陆定一和康生亲自去武汉向毛泽东当面汇报。《汇报提纲》引起了毛泽东的反感。

    在3月中旬召开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说：“我们解放以后，对知识分子实行包下来的政策有利也有弊，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是知识分子掌握实权。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就越抵抗，就越暴露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面目。吴晗和翦伯赞等人是共产党员，也反共，实际上是国民党，现在许多地方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还差，学术批判还没有开展起来。各地都要注意学校、报纸刊物、出版社掌握在什么人手里，要对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进行切实的批判。”

    事后，毛泽东还对陆定一领导的中共中央宣传部提出严肃批评：“中宣部包庇坏人，压制左派，是个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于是，身为两部部长的陆定一就理所当然地成了阎王，属于“打倒阎王”的首要选择对象。

 

    1965年初冬，在首都北京的上空蒙上了一层厚厚的迷雾。特别使人感到不安的是政治空气的压力，越来越沉重了。

    尽管江青一伙人“严格保密”，吴晗还是听到了风声，说有人要批判他五年前写的剧本《海瑞罢官》。他怀着惊恐不安的心情走进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彭真的办公室，对彭真说：“我听到一些风声，说有人要批判我，正在积极准备。我听说这次搞我，是有来头的！”

    彭真激动地说：“什么来头不来头，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现在有少数人就是喜欢踩着别人往上爬，想靠批名家出名，捞资本。你不要理他们，脚正不怕鞋歪嘛！”

    彭真送走吴晗后，晚上，又把中共北京市委书记、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前线》杂志总编辑邓拓请到家里，向他了解情况，问：“是谁要批吴晗？”

    “江青。”邓拓回答。

    “又是她。”彭真沉思着。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洋洋数万言《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是一颗点燃“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邓小平作为总书记，他对批判吴晗的做法很不赞同。当彭真对他说吴晗有心理负担时，邓小平说：“马连良演的那个海瑞的戏我看过，没有什么错误嘛。你告诉教授，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照样打牌嘛。”那以后，邓小平照样和吴晗打桥牌。

    姚文元的文章在《文汇报》上发表以后，11月12日《解放日报》转载；华东七省报纸，在有人打招呼之后，于11月24日至26日相继转载。

    但是北京和全国其他大多数省市的报纸，因为没有中宣部的通知，没有人打招呼，新华社也没有转发，所以在18天内，都未转载姚文元的文章。

    《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不同意姚文元文章的观点，认为姚的文章武断地认为《海瑞罢官》是借古喻今，联系1962年的所谓“单干风”、“翻案风”，对吴晗同志进行政治攻击，把文艺评论变为政治问题。

    彭真在电话里得知姚文元发表的文章，气愤地拍着桌子说：“批判一个副市长，竟然不和市委打个招呼，真是岂有此理！这不是对同志搞突然袭击吗？”

    《北京日报》总编辑范瑾打电话给市委副书记刘仁，请示要不要转载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彭真当即告诉刘仁：“不行！你通知北京各报，一律不准转载姚文元的文章。”

    吴晗看到姚文元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后，找到市委书记邓拓说：“我不是害怕，而是姚文元的文章太不讲理！如果真是要讨论对海瑞的评价，我可以奉陪，写文章参加争论。但姚文元是在扣政治帽子，我只能保持缄默，以示抗议。试问我的剧本写在庐山会议之前，当时既不知道彭德怀同志要被罢官，又怎能未卜先知地影射1962年才发生的‘单干风’和‘翻案风’呢？岂非神话！”

    邓拓完全同意吴晗的看法，他对市委理论刊物《前线》编辑部的同志们说：“《海瑞罢官》首先要作为学术问题来讨论，过火的批评要纠正，不能一棍子将人打死。”

    1965年11月24日这天，上海新华书店奉命急电向全国新华书店征求订购单行本的数字，但是在11月30日《人民日报》转载姚文元的文章以前，大多数地方都没有回电。

    江青气得要死，她气愤地对张春桥说：“我们这些人到底还有个讲话的地方没有？我还不能死，我们还有很多仗要打！”

    邓拓接到北京市新华书店的报告，马上去请示彭真和刘仁：“上海新华书店发行姚文元批判吴晗的单行本，急电北京市新华书店，问我们要订购多少？”

    彭真沉下脸说：“我们一本也不订！”

    刘仁从邓拓手里夺过那张订购单，撕了个粉碎，说：“电报都不回，看他怎么办！”

    对印单行本，最初，北京市委和其他省市委都不知道是毛泽东的意思。后来知道是毛泽东的指示，北京等地随即都印了单行本。对此，毛泽东在1967年2月8日对阿尔巴尼亚的来访客人卡博和巴卢库说：

    “文章发表以后，各省都转载，北京不转载。我那个时候在上海。后头，我说印小册子，各省都答应发行，就是北京的发行机关不答应。因为有些人靠不住嘛！北京市委就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市委。”

    11月27日，周恩来总理由上海回到北京。他立即打电话给彭真：“毛主席指示北京各报刊要立即转载姚文元同志的文章。我们是不是要开个会，研究一下？”

    28日下午3点，周恩来、彭真、北京市委的同志和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许立群、姚溱以及一些报刊的负责人，参加了人民大会堂西大厅的会议。

    彭真一到就问邓拓：“吴晗现在怎样？”

    邓拓严肃地回答：“吴晗现在很紧张，因为他知道这次批判有来头。”

    彭真大声说：“什么来头不来头，不用管，只问真理如何，真理面前人人平等。”

    周恩来注意到会场的情绪，他注视大家，举起手说：“讨论就此结束。根据中央指示，明天各报刊都要转载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展开讨论，通过讨论来发展马克思主义。”

    接着，彭真把《北京日报》和《前线》杂志社的负责人叫到身边，郑重地说：“你们必须赶紧写几句按语，要写出水平来。凡点到吴晗名字的时候，一律在后面加上‘同志’，这是分清敌我的大事，明白吗？”

    当时中央对发表姚文元的文章，曾有个排定，11月29日《北京日报》转载；30日《人民日报》转载；12月1日《光明日报》和《解放军报》等其他报纸转载。这是考虑事关北京，把主动权让给北京市委。

    但是，《解放军报》却没有执行中央的规定，抢在《人民日报》的前一天11月29日转载了姚文元文章，并在按语中说：

    “1961年，吴晗同志写了一本《海瑞罢官》。这个戏，是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必须进行批判。”又说：“《海瑞罢官》这个戏的出现，正是阶级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反映。”

    1965年11月29日，《人民日报》在总编辑吴冷西主持下，集体起草编者按语，并送康生看过，由周恩来总理最后修改定稿。

    11月30日，《人民日报》在第94期《学术研究》版，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并刊出编者按语。

 

    在评《海瑞罢官》文章发表后，毛泽东乘专列离开北京，经天津南下。在此期间，《光明日报》编印的《情况简编》有两期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一期是《吴晗看了姚文元批评〈海瑞罢官〉一文后的反映》，里面讲到吴晗在11月14日说：“姚文元说我的《海瑞罢官》作品产生于1961年‘刮风’的时候。这是错了。我的《论海瑞》发表于1959年9月21日的《人民日报》上。《海瑞罢官》是1960年写的，我没有那么大的本领预见到1961年要‘刮风’。”他表示：“姚文元这样批评我，我也不怕。不过我觉得这样牵强附会的批评，乱扣帽子，这种风气很不好，谁还敢写东西，谁还敢写历史？”毛泽东看了这篇材料后批道：“我都已看过，一夜无眠。”

    另一期是《关于姚文元评〈海瑞罢官〉文章反应续闻》，里面说：“翦伯赞认为，现在学术界的顾虑未解除，姚文元乱来一通，不利于百家争鸣。”毛泽东看后在旁边画了三个圈。到上海后，他得知北京各报还没有转载姚文元的文章，非常不高兴。但他仍没有表露出来。他要上海人民出版社将这篇文章印成单行本……

    12月21日，毛泽东到达杭州。他在同陈伯达等人谈论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哲学问题和教育问题时说：

    “一些知识分子，什么吴晗啦，翦伯赞啦，越来越不行了。

    戚本禹的文章（指批判翦伯赞等历史观的《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点了名，对戏剧界、史学界、哲学界震动很大，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这几年，青年有进步，就是一些老教授没办法。吴晗老当市长，不如下去当个县长好。”

毛泽东的公开介入，立即使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带上更为浓重的政治色彩。

毛泽东与斯诺的一段对话

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接见了他的老朋友斯诺，他们有一段涉及《海瑞罢官》的对话：

斯诺：前两年我到远东来，见到一些学者，中国问题专家，总是问他们中间是否有任何人曾经写过关于《海瑞罢官》一文的分析文章，并指出过该文的双重含义。

我没有发现其中有任何一个人当时曾经看出这篇文章有什么意义。因此他们就没有能够预见到要进行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们也没有能够理解它。

毛主席：就是关于《海瑞罢官》那篇文章击中了我们的敌人的要害。那个时候在北京组织不出文章，说吴晗是个历史学家，碰不得!找了第一个人，不敢写；找了第二个人，也不敢写；又找了第三个人，也是不敢写。后头在上海组织了一个班子，写作班子，以姚文元为首。文章出来了，北京不登。我那时在上海，我说：出小册子，看他们怎么办!北京只有一家登了——《解放军报》。《人民日报》《北京日报》不登。后头全国各地、各省、市都转载了，只有一个省没有登，就是我那个省——湖南。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

 

《海瑞罢官》的批判文章发表不久后，又开展了对历史学家翦伯赞的批判。

1966年3月，在当时红旗杂志社历史组组长戚本禹的组织下，由红旗杂志社和历史研究所、哲学研究所的七八个人讨论并撰写批判翦伯赞历史观点的文章。那篇署名戚本禹、林杰、阎长贵的《翦伯赞同志的历史观点应当批判》的文章，发表在1966年3月24日出版的《红旗》第4期上，文章仿佛也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但戚本禹觉得这篇文章上纲不够，还称翦伯赞为“同志”，就指示阎长贵再写一篇上纲更高的批判翦伯赞的文章。这就是那篇主要由阎长贵起草，经关锋和戚本禹改定，发表时仍然署名戚本禹、林杰、阎长贵的《反共知识分子翦伯赞的真面目》的文章，发表于1966年12月13日出版的《红旗》第15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