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复出必须化解情与理的困境

杨于泽

    据中新网2月13日电，曾经“落马”的正部级高官于幼军近日复出，担任国务院南水北调办副主任、党组成员。

    “落马”高官的复出，现在已经不算稀奇，但人们对于幼军的复出还是有点意外。根据公开的报道，于幼军落马是因为其担任深圳市长期间，利用职权为其亲属牟取巨额利润，2008年被中央宣布“留党察看两年”。中央党校反腐专家林喆还在《环球人物》杂志撰文，将于幼军当成“伸手必被捉”的典型。两年过去，他又出来为人民服务了。

    对于受处分官员的复出，已经有人指出，民众不是不宽容，而是感到事情缺乏透明度。官员违纪或严重违纪了，但到底违纪情形如何、严重到什么程度，公众不得而知。他们复出的理由是什么，经过了哪些程序，公众更是稀里糊涂。一个被宣布落马的高官，突然有一天复出，担任党政领导职务了，人们除了接受这一事实，没有别的表达机会。

    至于于幼军，人们从头到尾都是一头雾水。当年说他“为其亲属牟取巨额利润”，他是如何实现为亲属牟利的？巨额利润有多少？没有交待。留党察看两年来，他在干什么？反改正错误了吗？标志是什么？其亲属所得巨额利润是被追缴，还是国家损失已无法挽回？老百姓也一概不知。我们只能从逻辑上推测，既然他复出了，想必是改正了。

    于幼军当年被留党察看两年，按照有关规定，两年后可以恢复党员权利，复出担任一定职务。官员犯错，我们应当允许他改正错误，给出路。很多人也有这样的宽宏大量，但在很大程度上，这主要还是一种官方立场。就很多人的感情来说，对官员就是要零容忍，你违纪，你下台。孙中山先生曾经说，中国“朝多幸进，野有遗贤”。中国有13亿之众，可谓藏龙卧虎，没有前科而有能力的人才多的是，为什么非得让落马官员复出呢？

    在这个问题上，老百姓在官员圈子之外，不了解官场的微妙。在非正式场合流行一种看法：很多被查处的官员，如果涉案金额不巨，就被认为是“清官”；未被查处的官员，反而被疑为大贪巨蠹。如果认真查下来，一名高官只有几十万元的经济问题，或者仅仅是为亲属牟利，恐怕官方也会认为，这是一名好官。话虽如此，但公开讲理是说不过去的。从理上说，没有被揪出的贪官就不是贪官，被揪出来了，即使只贪几万元，也是坐实的贪官。老百姓较真，倒显得比某些官员更符合法治精神。

    这一悖论因所谓“体制缺陷”，变得更复杂。有人正确地指出，官员腐败，既有个人原因，也有体制原因。由于对权力的监督与制约缺失，导致官员容易被金钱美色拉下水，因此体制要对官员落马负一定责任。对违纪官员还是要给出路，否则就不公平，这是落马官员复出的情与理之所在。但既然我们承认体制对贪官落马负有责任，那为什么我们迟迟不改革这种体制？在有些场合，我们甚至还为这种有缺陷的体制辩护，俨然它是一种好东西。

    体制在为官员落马担责，这有落马官员纷纷复出为证，结果就成了，有缺陷的体制与落马的官员我们两样都要了。但老百姓希望，必须在两者间作出选择。如果我们觉得体制已经是一个好体制，那落马官员就没理由复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