唤醒公民道义的力量
——捷克七七宪章人权运动纪念
陈敏昭
（三门峡行政学院社会管理教研部 472000）
捷克和斯洛伐克是东欧两个美丽富饶的国家（原是一个统一共和国，后分裂），那里的人民勤劳朴实，诚恳友善，有着深厚的欧洲文化积淀，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前后始终走在历史的前列，并且诞生了思想家斯宾诺莎和现代政治哲学大家洛克等。然而又是多灾多难的：二战中被德国纳粹所侵占，饱受蹂躏；1945年被苏联红军所解放，但是解放者又成了新的占领者和专制者，被强行推广斯大林式集权专制模式；1968年再次遭受华约组织的军队入侵，主权被架空，公民的自由和权利被剥夺。
捷克和斯洛伐克是最初签署国际人权公约的国家之一，是人权运动最深入并产生巨大影响的东欧国家，1977年剧作家哈维尔和其代表的《七七宪章》运动，促进了捷克的公民意识的觉醒和有条不紊的抗争行动，并最终导致了专制政府的垮台。
1977年1月，241位捷克斯洛伐克的知识分子及其他界阶层的人士签署并发布了要求保护基本人权的宣言，这个宣言就是通称的《七七宪章》，为了维护《七七宪章》所主张的人权原则，宪章的签署人前赴后继地同专制统治挑战了十几年，直至一九八七年捷克前政府的垮台，这就是著名的七七宪章人权运动。
《七七宪章》人权运动是在什么背景下产生的呢？1968年《华沙条约组织》的军队入侵捷克，扑灭了捷克人民追求民主、自由的“布拉格之春”。在稍后的数年中，专制统治日益强化，人民被剥夺了几乎一切政治权利和言论表达的自由。与此同时，许多曾参加争取自由运动的人士，而对严酷的现实，也开始退却，很多人感到政治是一种欺骗，反对任何的意识形态。在道德上，整个社会也走向腐败，人们自私自利，恐惧当权者的权势，表面上假作忠诚，而内心里什么也不相信，在严酷的政治环境中仅求自保。
这种沉闷的状况在七十年代中期渐渐出现转机，人们开始从挫折的震撼中恢复理智。许多人开始认识到仅仅被动地应付并不能改善现状，而期望执政者来主动放弃政治上的压制是毫无希望的。要求改变现状的最初动力来自青年，他们对六十年代未的入侵并没有深刻的记忆，他们的中间，涌现了一批追求现代艺术，音乐的，并力图表现自我存在的现代青年，他们的举止行为，不断地和当政者政治思想上的控制发生冲突。其中一个典型的事件是一九七六年发生的有关一群捷克青年音乐家的审判，这些青年音乐家由于自由地表达了他们内在的个人情绪而遭到政府的指控。这个案件引起了许多社会阶层的关注，人们打破沉默，不约而同地起而声援这些青年追求自由表达的权利，抗议政府的严密思想控制，通过这些呼吁和行动，人们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和个人自由被压抑的可悲状况。
另一个方面，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东西方关系逐渐由冷战走向缓和，与西方的文化艺术交流逐渐扩大、深入，其中一些重大的政治事件如赫尔辛基协定于一九七六年签署（捷克也是签署国之一）。其中有明确的有关保障人权和自由的条款。当时的美国总统卡特先生积极推动人权外交，力图把许多东欧和苏联的人权问题作为国际会议谈判的一个重要内容。从而引起了广泛的国际关注，这些国际形势的变化鼓舞了捷克人民争取自由、人权的信息和勇气。
《七七宪章》的诞生产生了巨大影响。影响之一是唤起公民意识，《七七宪章》中表达了一个重要的观点：虽然当权者首先应对国家的人权状况负责，但是每一个公民──如果他或她认为自己是一个真正的公民的话——也有一份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个责任是双重的，即对历史负责——作为一个公民，你曾做了什么？和对改善现状负责——你现在能做什么和将实际做什么？这种责任是道义上的：首先我们应该说真话，拒绝谎言，恢复做人的尊严。自己的良心应该是行事的根据，做你真正认为正确的事。专制统治实质上就是谎言和虚伪的统治。在这种统治下，人们的心灵已被严重歪曲，打破这种统治第一步很简单，即主动把已扭曲的心灵改正过来，从自己的心里开始唾弃这种精神上的压抑。许多宪章签署者的公开认可表示了自己良心的诚实，说出了自己心里想说的话。签署宪章的效果之一是卸下了心理歪曲变态的重负。要人们全力以赴地改造一个社会可能很难，但是从自己开始，对自己的良心负责却是立即可行的。《七七宪章》的力量，也是基于这种心灵上道义上的力量。
唤起公民意识的第一步是使他们认识到自己的权利。这些权利是宪法和国际公约等所赋予所有人，并在理论上是不可剥夺的——虽然在现实中却被当权者屡屡侵犯。其次是让人们有机会实际上行使这些权利，即号召人们不再像奴隶和无知者一样受人摆弄，人们有说出真话、维持人格尊严、在道义上表态的自由。向政府和当权者致函或抗议，或公开发表声明表明真实立场，这种运作的本身就是一种公民意识的训练，是在行使公民权。我们一次又一次地疾呼，事实真相，批评政府，就是一次又一次地提醒人们，我们是公民，我们有权自由表达自己的意见，我们对公共事务和当权者一样有一份责任。虽然执政者一再置之不理，并横加打击，但旁观者并不会永远无动于衷。这样的运作方式实质上在推动一种“社会民主大辩论”，在此过程中，公民意识渐渐得到加强，当权者可能的违法乱纪会遭到巨大的公众的道义上的压力。
从另外一方向看，这一部分人持之以恒地这样做，则给更多的人树立了一种模式，提醒大家同样可以这样做，大家同样可以起来维护自己的尊严，道出事实的真相，政府虽然没有改变，公民意识却在变化。有人指责宪章运动非政治化，无远大目标，正好忽视了现实政治必须首先建立在健全的公民意识上。没有自由的、有自尊的公民，便没有民主的政治。政府的形式、法律体系、社会结构等等都是可以变化的，但是公民必须承担起社会责任这一点却是任何健康社会的最基本的条件。所以，七七宪章运动所致力于的正是奠定民主社会的基石。
《七七宪章》运动有着特殊的形式和运作方式。它不是一个组织，没有常设机构和常规的会员制度，也没有法定的领导人，它的大部分活动由指定的“发言人”来代表，这种形式不仅是完全公开的，而且可以容纳任何人：只要他自愿赞同宣言中的观点，签暑宣言，他就成为七七宪章的一分子。七七宪章的创始人们并不积极谋求众多的支持者和签名者，而是希望从一部分人开始，以他们道德上的原则和不屈的人格来为社会树立一种道义上的立场或社会良心，一旦你的心灵深处和这些准则吻合时，你即可以自愿加入或不加入。宪章的签暑者包括持有不同社会背景和政治观点的各界人士，作家、大学教授、前政治家、共产党人、天主教和基督教徒、青年艺术家和佛教徒等等，他们处于对基本自由人权的关切和对社会事务的不可推卸的责任感，共同签署了“七七宪章”。其中剧作家哈维尔、前共产党人外交部长哈杰克和著名哲学家巴多卡教授这三人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七七宪章》的运动者对拒绝签名，甚至反对他们的人并无特别的怨言。更为重要的是，七七宪章并不带有任何政治色彩，它没有自己的政治纲领，其目的绝不是要成为一个政治上的反对派，提出解决政治危机的办法。虽然参加签署宣言的人不乏整体，和它希图解决的问题，都是非政治性的。与此相对照的是《七七宪章》最为侧重的是基本人权，特别是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它关心过问的是一宗宗政府侵犯人权的具体案例，它采取的并不是政治的立场，而是人性的道义的立场，它诉诸的手段并不违反现存的法律，相反地，是试图维护法律的尊严，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督促政府履行法律、恪守义务和责任。在某些法律条文违反人权的情况下，要求修改法律。
《七七宪章》运动的大事记中所记录的活动，大部分是由“发言人”所签署的声明和公开信件。这些文件主要是针对具体的违反人权的案例向当政者及关心的人士的呼吁。这个不屈不挠的声音，虽经常由于“发言人”的入狱而中断，但从来没有中止，新的“发言人”立即取代被捕的发言人，继续保护人权的呐喊。由于捷克是联合国的正式成员，故《世界人权宣言》中各项条款在捷克自然生效，特别有利的是，捷克政府于七六年正式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对前一公约前捷克政府没有接受第四十一条，即接受国际监督的条例）。因此宣言中多次引用这两个条约中的条款，指出捷克实际上存在着的大量违反这公约即违法的案例，要求捷克政府不仅要在纸面上，而是要在实际操作中，遵守这些具有法律效力的国际公约。《七七宪章》运动采纳国际人权标准来监督政府所做所为的运作方式，很显然地使不断违反人权的执政者及其机构始终处于一个披告的地位上。
附：《七七宪章》的三位发起人和发言人简介
瓦克拉夫·哈维尔（Vaclav Havel，1936年10月6日-）：著名的剧作家和散文作家。由于他的父母在共产党政权建立之前是所谓的“资产者”，他在六十年代前无法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直至六十年代中期，他已相当成名之后，才获得机会进入布拉格戏剧学院学习和研究，并于一九六七年完成学业。其时，他的许多剧作已上演，享有“荒谬剧”大师的盛名。他也是著名的社会批评家，在“布拉格之春”发生时，他公开抨击文字控制，支持改革。在苏联军队于六八年入侵捷克，“布拉格之春”被镇压后，他的名字上了黑名单，他的作品被禁演。他的作品“乞讨者的歌剧”曾偷偷上演，但演出者稍后被审讯和被捕。
由于他是《七七宪章》的发起者和最初的三位发言人之一，他被严密地监视，几乎天天遭到有关当局的盘问和搜查，他被剥夺了作家的一切权利，没有办法找到专业工作，曾经在一家啤酒厂里打杂为生。
七七年一月，《七七宪章》发布后的二个星期，哈维尔被捕，单独监禁了约四个月，五月份被释放后，他继续支持《七七宪章》，但他的发言人一职由他人暂时替代。从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到一九七九年二月，他再次成为《七七宪章》的发言人。他也是著名的“保护非法受害者委员会”的发起人之一。此委员会的宗旨是“贯彻《七七宪章》精神，关注被政府非法关押迫害的人士，记录警政当局的滥用权势和暴力的行为”。一九七七年十月，哈维尔和其他三人因他们将一九四八年前政府司法部长德第拉的自传寄往外国而受审，哈维尔被判刑十四个月，缓期三年执行。从一九七八年九月五日至七九年五月，哈维尔被软禁在家，所有和他接触的人都被照相、记录。他们汽车后窗玻璃和轮胎均被有意破坏，电话线被切断，住房的水和暖气供应也被中断。七九年五月哈维尔由于"保护非法受害者委员会"的活动而被正式被捕起诉，被判刑四年半。在审判期间，他曾有一机会移民国外，但他拒绝离开自己的国家，宁肯坐牢。在坐牢期间，哈维尔受到严酷的对待，每天必须完成远胜于他体力的繁重劳动，最初他可以写日记，但其中内容受到限制，他曾写信给法国共产党领袖，叙述政治犯的境遇，结果被惩罚，失去了接收外来邮件的权利，并承担更繁重的体力劳动。哈维尔最后在狱中患病，染上了肺炎，住进了监狱医院。由于国际社会的压力，于八三年二月初被提前释放。
他获释后，仍是《七七宪章》运动的推动者之一，他的著名论文《无权者的力量》、《对沉默的分析》等在国外公开发表，并在国内秘密流传。虽然不在狱中，哈维尔仍受到严密监视，并常常被有关当局拘留和刁难。从一九六八年起，哈维尔就不敢出国，担心一旦出国，就会被取消公民资格，无法再返回捷克。因为这个原因，他无法出国去接受授予的荣誉学位和奖金，及参加他的作品的首演。他的实际行动，实践了自己的信念：“虽然我无权无势、孤身一人，但我比那些假借民意的当权者更有力量。因为我在用生命去告诉人们真理。”他的道德勇气极大地鼓舞了捷克人民反抗专制的信心，在八九年爆发的东欧民主运动中，哈维尔成为代表人民声音的“公民论坛”组织的发言人，推动捷克一举走向民主社会。哈维尔在九零年被正式选为捷克的总统。
简·巴多卡（Jan Patocka 1907年6月1日-1977年3月12日）：《七七宪章》的发起人和首届发言人之一，是捷克历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他个人具有强大的人格力量。深信人的尊严，和人的自然权利。作为著名的哲学教授，他吸引了学生和知识分子投入《七七宪章》运动。在《七七宪章》发布后，他受到了当政者的诘难，他逝世于一九七七年三月十二日，享年七十岁。导致他死亡的直接原因之一是他被迫接受警察局长达十一小时的审问，并在他病体难支时，拒绝为他求医。这审讯后第三天，巴多卡就因脑充血瘁然长逝。其时，《七七宪章》才发表了二个多月。
巴多卡一生中只在大学里教了九年书，他的教学生涯第一次由于纳粹在一九三七年的入侵而中断，在共产党执政后，他再次中断教学。在一九六八年，他再次返回大学讲坛，但在一九七一年被强迫退休。他曾是位于巴黎的国际哲学家学院的院士。他的著作在国外流传，但在共产党统治下的捷克被查禁。在"布拉格之春"期间，他得已广泛地发表自己的见解，并为学生举行非正式的讨论班。这些讨论班稍后被称之为"巴多卡大学"，由此可见他的影响力。
在政治恐怖的年代里，巴多卡从来没有对将来的变化失去信心。对于《七七宪章》运动，他曾信心满怀地写道：“在我们的生活中正出现一种新的意识形态的取向，这就是注重基本人权，注重私人生活和政治生涯中的道德因素。《七七宪章》将永不止息地唤起人们根据法律所应有的权利；《七七宪章》也将不时地提醒，不仅我们的人民，而且世界的公众来注意，我们应有的权利。不论这样做会导致怎样的危险，我们都不会中止。”巴多卡的确以生命，实现了自己的诺言。
基瑞·哈杰克（Jiri Hajek 1913年6月6日-）：前共产党人，著名的历史学家和外交官。在一九四八年至一九六八年间，他曾担任共产党和政府机构中的重要职位。在一九六八年苏军入侵捷克时，他作为当时的捷克的外交部长，在联合国会议中严厉谴责苏联在捷克动用武力的行为。
哈杰克先后担任驻英国的大使（1955-1958），驻联联合国大使（1962-1965）和政府的教育部长（1965-1968）及外交部长（1968）。一九六八年九月，他在苏联的要求下，被迫辞去外交部长一职。一九六九年被清洗出中央委员会，一九七零年被开除出党。一九七一年被开除出一个科学院的研究机构，其院士资格于一九七六年被取消。
哈杰克仍然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他同时也是《七七宪章》的发起人和最初的三位发言人之一。在宪章发布后，立即遭到当局的审讯。在哈维尔被捕和巴多卡骤然长逝后，他曾一度成为宪章运动的唯一发言人。和其他宪章签署者一样，他被警察机构严密监视，多次被抄家和被公开攻击。他的一个友人曾对他的处境作了如下的描述：每天清早到深夜，一辆警车和三位侦探始终监视他的一举一动，当他外出散步或跑步时，也总有两位侦探尾随在后。有一次，一个跟着他的便衣警察竟将强烈刺激性的液体喷人他的眼睛，使他原来就患的视网膜出血的疾病更加严重。针对这些侵犯，他向当局不断提出强烈抗议。”在这些困难情况下，他仍坚持《七七宪章》的原则，不断发表有关人权的论文和著作。其中较有影响的为《人权，社会主义和缓和》一书。哈杰克认为：“《七七宪章》运动是致力于引导社会主义国家的当政者在处理他们和人民的关系上全面遵守社会主义的原则。”他信仰的是，“具有人性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应该是民主的和具有人性化的宗旨，只有这样，才能促进社会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