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美国学者凭借《红色资本主义》一书对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等诸方面的深刻研究与理解，开拓了中国问题研究的全新领域，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卷入这个迷人的研究课题。此书认为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得益于“红色资本主义”的全面扩张，私人资本也发挥了很大作用，特别是外资（FDI）与民营资本成就了“红色资本主义”不断扩张的坚强动力。我个人认为，中国经济崛起的特征除了“红色资本主义”之外，还有一个被很多人所忽视的特征，那就是“底层忍耐主义”所构建的大规模的社会资本，为中国社会的稳定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平台。不过，这种“底层忍耐主义”正在逐步瓦解，一系列的民怨事件所表征出来的正是这个政权溃败的有力迹象。

　　正如卡尔•沃特(Carl Walter)和侯伟(Fraser Howie)在《红色资本主义》书中所探讨的那样，私人资本与红色资本相互竞争，结果成就了一个看似比较稳定的经济发展格局。这个格局一方面为私人提供了更多的福利，生活水平得到了较大的提升；另一方面，国有部门以及相关既得利益者可以在产权改制期以合法的手段快速地窃取国家的公共财富，中饱私囊，造就了一批数量庞大的权贵们。但不幸的是，随着红色资本的竞争优势越来越比私人资本强悍，改革的动力就越来越弱。这种不断衰减的改革动力，正在变成一股傲慢固执强大的“反市场浪潮”，其中很多底层的人们也卷入了这股浪潮，企图回归到毛时期的那种“绝对平均主义”时代。

　　不过，我想提醒西方的学者在研究中国问题的时候，必须摒弃某种自以为是的假设或者预设，那就是中国政府是个有野心使自己成为世界大国的机构。但是按照我本人在中国的经历和对这个国家的观察，中国政府最希望的理想是想把中国弄成在经济上像美国强大，政治上像朝鲜那样集权的国家，也就是经济与政治分离的国家。虽然中国政府也经常提到什么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之类的话，但他们似乎想找到第三条道路，来证明自己的伟大与远见，“中国模式”的大力宣传就是这样一种心态。这也许是任何威权国家所愿意付出的努力，可是这种努力是建立在大众的痛苦之上的。这是一种罪恶的努力。

　　如果作者真要说中国是个大国，也是可以说得过去的，那仅仅是政治集权的大国，其他方面的大国是我们很多中国人所不会同意的。无论在经济、社会、文化、金融、娱乐等方面，中国都称不算大国。从经济方面来说，虽然中国的GDP已经超越日本，成为第二大经济体，但人均GDP却少得可怜，更何况那些GDP还是带血的；从社会方面来说，中国是典型的“强政府、弱社会与官高层、民底层”的畸形社会，很多社会冲突就是源于公民社会的缺失，大家有兴趣可以看看熊培云的《重新发现社会》一书，里面对中国社会的变迁有非常精辟的解释；从文化方面来说，中国的文化趋向于物质化与快餐性的消费，对精神性的文化比较排斥，道理非常简单，因为中国的政治不允许具有深刻精神性的文化存在，精神性的文化会很容易颠覆某种刻意灌输的意识形态；从金融方面来说，中国的金融一直处于金融抑制状态，中国的家庭文化和宗族制度就起到了社会保障与个人保险的作用，每个人的生活不确定性在家庭内部或者宗族里面消解。正是这种中国特别的家庭与宗族文化对中国的金融起到了很大的抑制作用，而且中国政府在可以不开放民间金融的同时，很多中国人转而求助自己的家庭或者宗族，而不会去要求政府开放民间金融为自己提供实实在在的金融服务。这也就是中国政府可以不太担心国有金融不怎么为民间服务可能带来严重的政治后果的原因之一；从娱乐方面来看，中国的娱乐正在大张旗鼓地鼓吹金钱、权力与性这三方面结合可能带来的巨大物质享受与肉体快活的功能，讽刺性、幽默性与针砭时弊的娱乐功能基本在主流媒体消失，只有网络和微博才是真正的娱乐场所，大家看看那些火爆的相亲类节目和那些恶俗的不能再恶俗的节目，就知道中国人的娱乐堕落到什么程度。

　　其实身为一个中国人，我们只要仔细观察这个社会，就会发现很多问题，只是我们有时像一只盼望看见外面丰富世界的青蛙一样，很难跳出那个陷阱。不是我们不想跳出来，是有人不让我们跳出来，故意设置很多障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西方的学者在给我们提供他们研究中国问题的思路时，虽然有这样那样的缺陷，但也不失为我们这些想跳出来的青蛙提供了另一种观察中国社会的镜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