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多少决策是靠拍脑袋拍出来的？

读完财经评论员叶檀写的：《请国家统计局公开CPI权重以解民惑》之后，感觉到叶檀说了也是白说，如果国家统计局公开CPI权重有可能会引来更大的疑惑。大凡这种决策都属于拍脑袋拍出来的，没有章法可循。如果有章法可循，章法又是公开的，经济学者，包括一般公民只要懂得一些规程就能看出这次调整CPI权重是违规了。如果没有恩格尔系数，以及恩格尔系数的构成，就调整CPI权重一定是缺乏依据。国家统计局可以回应说：“你怎么知道没有？”但是国家统计局从来就不公布恩格尔系数以及构成，所以既不能公开，更不能让公众知道更多，只能自言自语，自圆其说。

国家统计局是国务院下属一个机构，统计有《统计法》。《统计法》第十七条　明文规定：“国家制定统一的统计标准，保障统计调查采用的指标涵义、计算方法、分类目录、调查表式和统计编码等的标准化。”并且明确：“国家统计标准由国家统计局制定，或者由国家统计局和国务院标准化主管部门共同制定。”

标准化的定义是：为在一定的范围内获得最佳秩序，对实际的或潜在的问题制定共同的和重复使用的规则的活动，称为标准化。

标准化是一种强制性的规范。国家所有统计项目都应该有明确的国家标准，即便是有争议的CPI的权数变更应当有标准，国内各个机构也可以依照标准调查测算，尽管最终以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为准，但这样就可以获得最佳秩序和最高的工作效率。

如果说“人们对诚信的渴求、市场经济对准确的经济数据的要求，两股呐喊合流，使国家统计局一次次站在风口浪尖。”是因为国家统计局在拍脑袋决策，站在风口浪尖就很正常了，除非人们都麻木不仁，不会思考也不愿意思考了，这种结果比国家统计局站在“风口浪尖”更糟糕。

笔者观点，国家经济政策以及宏观许多决策主要依据统计数据，如果统计方法的随意性过大，并且带有过多的长官意志，例如拍脑袋决策，那么国家宏观决策很容易失误。

为了说明这个观点，笔者举一个例子：楼市调控“京十五条”已经开始施行，楼市调控总是不尽人意，原因就是统计数据没有跟上，或者说统计根本就没有提供必要的调控依据。譬如长时间把住房的投资性需求和投机性需求混为一谈，并不清楚非居住性的需求在整个市场的比例，那么所有的决策都会是想当然的。

“京十五条”也是这样的产物，别的就不赘述，就说“外地户籍购房须有5年纳税证明”就带有明显的拍脑袋倾向，这一条很可能就会限制持有外地户籍人口在北京发展，从投资者到打工者都一样，看起来公平了。但却是“按下个葫芦浮起个瓢”，这样一来，北京房价有可能回落了，而租房价格立即就会大幅波动，对于有钱的人讲，即便翻翻也不是大事情，普通的就业者就会遇到麻烦。

最大的麻烦还在于北京本身，北京还离不开这些低端收入的打工的者，如果租房价格大幅上涨导致低端劳动力短缺，北京未来后果同样是不堪设想。

问题竟出在什么地方？很简单，这种决策就没有数据支持，北京市统计局如果掌握在北京工作不持有北京户籍但又没有住房的人口总数，这时候决策就有了依据。房子建了是给人居住的，“一刀切”总是很糟糕，会把急需住房的人也切了出去，在北京投资要买住房被“一刀切”了，就连给员工买集体宿舍也会被“一刀切”了，难道不糟糕？

潘石屹认为：“我想不光是在打压房价，而是要缓解北京市政府这几年提出来的北京人口和环境资源的基本矛盾。”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个政策是“头疼医脚”，只要北京坚持高GDP增长的经济发展方式，那么人口增加不会因为这“一刀切”而见效。

我关注北京人口增长已经许多年了，各种数据总是打架，莫衷一是，有的时候总人口人包括非户籍人口，有时候就把非户籍人口剔出去，有时候又和流动人口混淆，很难得有权威的、可靠的人口数据。随意性都在于各取所需了，数据也就有了可塑性。

调控是行政手段，特别是经济政策要符合经济规律，是有目标的行政手段而绝非是行政打压，依靠行政力量对经济问题进行打压之后不是“按下个葫芦浮起个瓢”，就是遭到经济反弹的报复，这种教训我想实在是太多了。

笔者观察中国社会转型中，拍脑袋决策是一个致命伤，许多政策不对路原因就是拍脑袋拍出来的，而拍脑袋往往不是没有数据支持，就是数据不实。而数据不真实往往又源于数据统计也在拍脑袋，如是而已。

二〇一一年二月十八日星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