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文化决定论者”眼中的埃及革命
文/范海辛
突尼斯与埃及革命爆发以来，国人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为专制独裁者垮台而欢欣鼓舞的，有为穆斯林兄弟会上台而忧心忡忡的。本人站在文化决定论的立场，谈谈自己的一些看法。
埃及以及中东的局势会走向何方？是新一轮的民主浪潮，还是伊斯兰思潮的复兴？这是世人普遍关心的问题。作为一位文化决定论的拥护者，如果不能就中东局势的走向问题旗帜鲜明地亮出自己的观点，那么这个文化决定论就不配称为科学，还是扔进垃圾堆好。因为科学必须具有根据已知、预测未知的功能，或说，文化决定论必须在历史演变的现实中接受证伪。
所谓决定论，是一种认为历史发展具有客观规律的学说。马克思主义就是一种决定论，又称“经济决定论”或“历史决定论”，认为历史发展有着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的规律。这种历史观已经或局部被历史证伪——东方亚细亚社会并不遵守五阶段论、计划经济彻底垮台等等。
文化决定论与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不同，它认为在历史的发展中，起决定作用的不是物质或经济的因素，而是观念的因素。物质不是决定观念，只是制约着观念。在大致相同的物质条件的制约下，可以有多种完全不同的观念产生。这些不同的观念产生犹如生物基因的变异，完全是偶然的、随机的、无目的的，能取得好效果的观念会形成文化，不同文化间的冲突竞争，犹如生物界的竞争一样，遵循适者生存的规律。文化的传播、冲突、竞争，也具有客观的规律，研究这些规律，就能根据已知、预测未知。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文化决定论就是历史唯心主义。反对文化决定论的，除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经济决定论）之外，还有非决定论与制度决定论。非决定论又称选择论，其代表人物是卡尔. 波普尔。非决定论理论尚不成熟，其最大硬伤是难以逻辑自洽，因而在理论界赞同的不多，也很难推广。
对文化决定论构成挑战的，是另一种决定论，又称“制度决定论”。什么是制度决定论？这是一种由马克思主义唯物的经济决定论向唯心的文化决定论转型的理论，它认为，制度决定文化，决定社会发展的一切。从这一点来说，制度决定论具有文化决定论的色彩，因为制度是广义文化中的一个构成因素；拿它与经济决定论比较，又具有唯心主义的色彩。但何者决定制度？在制度决定论看来，那当然是人的现实利益，从这一点来说，制度决定论又与经济决定论撇不清关系。过去，持有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只要一变成公有制，社会一切弊病即可消除，现在他们又认为，只要一民主，社会立马就能前进。
在当前中东局势的走向上，文化决定论认为，穆斯林兄弟会最后会掌握实权；制度决定论者认为，一个民主的埃及会令以色列更安全，埃及革命会走上土耳其凯末尔的道路。
制度决定论认为，埃及革命的发生，不是外交政策，而是专制腐败的对内政策。只要改专制为民主，埃及社会内部的情况就会大为好转，一个稳定繁荣的埃及只会使以色列更安全。因为穆巴拉克的对外政策确实使埃及获得了好处，这是大多数埃及人都能意识到的，这次要改变的只是不合理的对内政策。这次埃及的内政变化，与宗教文化因素关系不大，主要是政治与经济的因素。因此，穆斯林兄弟会难以左右政局。而且埃及现实的因素摆在那里，穆斯林兄弟会也难以对抗大部分国民的选择。
我作为文化决定论者，很难同意上述似是而非的解释。
埃及是一个尚未实现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其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也许比中国还要落后。如果上述解释是发生在欧洲的一个国家，那么得出的结论是有说服力的，但是在埃及这样的国家，这种解释根本站不住脚。
埃及这次民变的发生确实是由内部因素引起，但是如果实现一人一票的直选制，以巴拉迪为首的亲西方民主派很可能难以上台，即使上台，也难以控制议会。因为居埃及政坛强势者，非穆斯林兄弟会莫属。这就象在中国，如果一人一票直选总统与议员，得多数票的一定是毛左派。
现行的西方民主制度，是西方文化演变的结果。中国与阿拉伯文化，皆难以产生、接受这种制度。东亚日本、韩国、台湾能顺利转型，一是由于儒家文化在理性上相对而言最接近西方文化，其次则由于美国强大的外部影响与压力。如果没有美国的影响与压力，很难想象蒋经国会放弃独裁。
现代化的转型是文化观念的转型，这是非常困难、非常痛苦的。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1）价值观念；2）思想方法；3）道德标准；4）审美取向。西方从中世纪的封建专制转向近现代民主，也经历了长达几百年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与启蒙运动。按马克斯. 韦伯的说法，这一过程就是“祛魅”（deenchanted）。中国没有脱毛化、伊斯兰国家没有政教分离这种“去魅”过程，在这种情况下的民主，只能是伊朗化与民粹化。
埃及现在的情况是，居住在开罗这样的大城市的居民，在全国只占少数，52%左右的人民居住在农村。埃及人均GDP高于中国，但教育普及只达小学，初中教育尚未普及。埃及的世俗化水平虽然在阿拉伯国家中较高，但落后于土耳其。在这种情况下激进的民主化，势必导致埃及最大的政治组织穆斯林兄弟会的上台。
穆斯林兄弟会是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宗教性政治组织，1928年由埃及人哈桑·班纳于埃及伊斯梅利亚创建，1929年正式成立，最初,他以自己的名字命名为“班纳运动”，后改为“穆斯林兄弟会”。
哈桑·班纳认为：穆斯林兄弟会是一个现代主义的运动，是逊尼派穆斯林的道路，苏菲主义（又称苏菲派Sufeiyah，10-11世纪伊斯兰教中出出现的一种神秘主义和禁欲主义的派别）的真理,政治的团体,体育的组织,科学与文化的协会,经济的公司，社会的理想。该组织的宗旨是以《古兰经》为基础，恢复伊斯兰原始教义，建立伊斯兰国家，实行伊斯兰法。他们把要求独立、解放、民主和建立法制的斗争，看作“堕落的运动”。号召穆斯林兄弟抵制西方思想的侵袭，消灭等级差别，使人们融为一体，回到早期伊斯兰教生活中去，并为保卫穆斯林的祖国而战斗和工作。在叙利亚、伊拉克、苏丹、沙特阿拉伯、摩洛哥、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等国建立分会以及学校、清真寺和商业公司。班纳声称，他们的目的是双重的，既要改造灵魂，又要改造社会。1939年召开的第五次代表大会肯定了班纳的这一主张。1982年后，兄弟会放弃暴力活动，与激进的伊斯兰组织保持距离，间接参加议会政治，向合法的政党转化。
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引起世人注意是1981年刺杀埃及总统萨达特的行为。当时西方认为穆斯林兄弟会之所以要这样做，目的是为了阻止萨达特摆脱其他阿拉伯国家单独与以色列媾和。实际反对萨达特的外交政策只是兄弟会的一个次要目标，他们的主要目的是报复萨达特对兄弟会的严厉镇压以及阻止其对内的“改革开放”政策。
萨达特的前任纳赛尔总统，基本推行的是模仿苏联的社会主义政策。到了萨达特上台后，他在1974年就积极推进类似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其名称为“经济开放”政策。主要举措是积极争取外援，大力引进外资，设立自由贸易区和经济特区，发展私营经济，促进国营企业。1974～1982年，经济年增长率达8%。萨达特的这一激进的经济政策引来国内保守派与穆斯林兄弟会的激烈反抗。其激烈程度，我们想想国内毛派对邓氏路线的仇恨即可得知。
制度决定论认为，经济与现实利益决定人们的观念与行为，传统的宗教文化观念只起着次要的作用。但是在一个未经“去魅”的传统社会里，人们面临着使用何种方法来实现社会正义的问题。如果社会的大部分成员仍然生活于传统的文化观念中，那么他们当然是使用传统的方法来解决所面临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最先进的民主制度也会出现“橘逾淮则枳”的后果。这种情况在20世纪以来反复出现，首先是英国移植其政治制度于印度、香港与新加坡，成功的只有属于儒家文化圈的香港与新加坡。印度很难说是西方政治制度的成功模型。其次还有菲律宾，菲律宾曾经是美国的殖民地，其现行政治制度几乎原封不动来自美国，但由于其缺乏清教文化的支撑，美国的民主选举在菲律宾堕落成为“3G”——枪（gun）、帮派（gang）和金钱（gold）。小布什在伊拉克推行的民主，也可以视作是制度决定论的又一个失败典型。
塞缪尔. 亨廷顿提出“文明的冲突”是有一定道理的。当然，各种不同文明最终是可以融合的，但是，一段时期内，不同文明间的冲突也在所难免。
我的观点，在经验可以支撑的预测期内（约10-20年），埃及将始终难以摆脱精英专制与伊斯兰原教旨专制的两极震荡。如土耳其一样，军队是抑制宗教势力的利器，但是军事精英不免会走上独裁腐败的道路。去掉军队精英的专制，必然是神职人员的专制，其后果比军人专制更可怕。解决之道当然是政教分离、宪政民主，但是没有人民的“去魅”，任何制度都无济于事。
埃及以及中东地区的主要矛盾，实际是理性与非理性（或理性不足）的矛盾。这句话怎么理解？我们看到，引发突尼斯与埃及革命的，是专制腐败的制度，这种制度能够在这一地区长期普遍实行，自有一定的合理性，其实质是少数精英对多数大众的非理性统治，而取代这种非理性统治的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复兴，这是多数对少数的非理性统治。这种情形类似于中国历史上一再发生的农民起义，当然，在阿拉伯的历史上，不过是又一轮的折腾而已。
恩格斯在《论原始基督教历史》一文的一个注释中，提到了伊斯兰世界一种类似中国农民起义的宗教起义，现引述如下：
“伊斯兰教世界的宗教起义，特别在非洲，是一种奇特的与此相反的情况。伊斯兰这种宗教适合于东方人，特别适合于阿拉伯人，也就是说，一方面适合于从事贸易和手工业的市民，另一方面也适合于贝都英游牧民族。而这里就存在着周期性冲突的萌芽。市民富有起来了，他们沉湎于奢华的生活，对于遵守‘教律’满不在乎。生活贫困并因此而保持着严峻习俗的贝都英人，则以嫉妒和渴望的眼光来看待那些财富和享受。于是，他们就团结在某个先知，即某个马赫迪的领导下，去处罚背教者，恢复对教义、对真正信仰的尊重，并把背叛者的财富作为奖赏而收归己有。100年之后，他们自然也处于这些背叛者所处的同样地位；这时需要再来一次信仰净化，于是又出现新的马赫迪，戏再从头演起。从非洲的阿尔摩拉维德王朝和阿尔摩哈德王朝对西班牙进行的侵略战争起，直到喀土穆的那位最后的马赫迪非常成功地抗击英国人止，情况就是如此。波斯以及其他伊斯兰教国家的起义，情况也相同或大致相同。所有这些在宗教的外衣下进行的运动都是由经济原因引起的；可是这些运动即使在获得胜利的情况下，也让原有的经济条件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这样，一切又都照旧，冲突就成为周期性的了。”（引文见《马恩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95年6月第二版，P．458，注释1）
这种多数大众与少数精英之间的矛盾，普遍存在于从中国到阿拉伯世界的所有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不是没有照搬或引进西方的制度，但由于精英与大众普遍的理性不昌，因而先进的制度并未带来好的结果，精英与大众之间不断以一种不合理来纠正另一种不合理，所谓的革命、颜色革命，不过是非理性折腾的别称而已。从这个角度，我们就能看清中东局势的大致走向。如果我占有足够多的经验材料，我就能更精确地预测出这次革命的大致结果（巴拉迪派的暂时得势与穆斯林兄弟会的最终得势）。在目前占有经验材料有限的情况下，我无法给出精确的预测，也就是说无法对埃及未来一到二年会如何做出判断，但是依据先验的理性发展规律，我可以说埃及不会如何——不会产生西方合理的宪政民主制度。
埃及要能产生出合理稳定的宪政民主制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其中可行的途径是土耳其的道路。在土耳其脱亚入欧的道路中，军队充当了及其重要的角色——世俗宪法的守护力量，没有军队铁腕，不足以抑制宗教专制势力。埃及民众与精英只有通过痛苦的文化转型，才能最终解决精英专制与宗教专制的折腾。我以为，这一点对于中国来说，也大致如此。
2011-2-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