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风云(二)

          刘少奇挨批 林彪外逃

                          王先金 编著

 

               第二章  红色风暴 (12)

 

                  康生策划“第一张大字报”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毛泽东在外地未出席会议。会上，首先由康生传达毛泽东关于批判彭真和陆定一、要解散中央宣传部和北京市委的一系列意见，介绍中共中央通知的起草情况。16日，通过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中共中央通知》即《五．一六通知》。从此，“左”倾指导方针在党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林彪、康生、陈伯达、江青、张春桥之流，成了中国政坛上最活跃的人物。

还在《五．一六通知》通过的前几天，中央理论小组组长的康生就急急忙忙地组织了一个调查组，由其妻子曹轶欧（理论小组办公室主任，即康办主任）为组长，高教部副部长刘仰峤为副组长或“负责人之一”，还有马列主义研究院的张恩慈等人组成调查组。                                   康  生

    在调查组人员基本到齐后，康生召集他们到钓鱼台开会，向他们透露了《中共中央通知》的内容，让他们在调查中分辩真批判或假批判，他说“按《二月提纲》批判就是假批判”。接着，康生讲了北大问题，北京市委大学部宋硕的问题，北京市委的问题。

    另一次在康生家中，曹轶欧对刘仰峤讲：“调查组是在康生直接领导下进行工作的。这次调查重点是北京大学，要从搞北大开始，往上揭发陆平、宋硕、市委。”康生在一次讲话中明确地说：“派这个调查组的目的是调查彭真在学校搞了哪些阴谋……”

    调查小组于5月14日到北大。他们的分工是：曹轶欧指挥全组，独来独往于西颐宾馆与钓鱼台（康生办公处）之间，她主要找北大干部到西颐宾馆个别谈话。刘仰峰有时陪曹轶欧听北大干部汇报。一人搞内勤，分管内部文件资料。张恩慈等四人跑外勤。除张恩慈外，其他二三人每天到市委大楼摘抄内部大字报，回来抄清楚交曹轶欧，她说是为了给康生看的。康生很重视每天摘抄的大字报，他说：“你们到北京市委抄的大字报很有用处，帮助中央，很有好处。”

曹轶欧找聂元梓等人到西颐宾馆个别谈话，动员他们往上揭，明确地说要他们揭发陆平、宋硕、市委。         曹 轶 欧

    第一次是曹轶欧直接和陈守一相约，由张恩慈陪曹登门拜访。曹轶欧说：“北大学术批判方向错了，是宋硕、陆平、彭佩云他们搞的，需要揭发。”陈守一说：“如有问题，陆平虽有责任，但我是直接负责，北大的学术批判党委常委分工由我管。”曹轶欧说：“这不是你的问题！你应该勇于出来揭发批判陆平和市委领导，只要揭发，你什么责任也没有的。”陈说：“我不能这样看问题。”曹轶欧说：“你好好想一想，下次再谈。”

过了几天，曹轶欧又来电话，约陈守一到西颐宾馆谈话，刘仰峤在场。曹问陈：“你考虑得怎么样了？”陈守一请她指出北大错在什么地方，她说：“学术批判不得力，你不负责，如果你出来揭发，你更是什么责任都没有的。”接着，她又问：“聂元梓怎么样？你对她印象如何？”陈讲了看法后，曹轶欧说：“你们应该揭发陆平、宋硕。最好你领头，你可以和聂元梓等人共同来搞。”

    5月25日上午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下午2时许，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等七人就在北京大学学生食堂的东墙上贴出大字报，题目是《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这是1957年反右斗争以后第一次在北大出现大字报，一下子就引起轰动。这张大字报，就是后来被称为全国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

    其实，这张大字报的主谋是康生、曹轶欧，串连是张恩慈，执笔是杨克明，聂元梓列为第一名是因为她是总支书记。      　 晚年聂元梓

    聂元梓，河南滑县人，1921年生，1938年加入共产党，1963年调入北京大学，1964年任哲学系党总支书记，是行政十二级干部。

    在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贴出以前，周恩来总理明确指示过：北大有几十个国家的留学生，搞运动一定要慎重，一定要注意内外有别。大字报贴出受到了北大广大学生和教职员工的普遍反对，好几百人质问聂元梓为什么要这样干。当晚，李雪峰到北大讲话，指出，党有党纪，国有国法，要遵守纪律，内外有别。

聂元梓上台后专横跋扈，胡作非为，张恩慈为此向曹轶欧反映过聂元梓作的坏事。康生却说：“聂元梓这个人不太好，在延安时我就知道。可是现在，就是混蛋王八蛋，也要支持。”

当天晚上，严密注视各方形势发展的周恩来总理立即派人到北大严肃批评了聂元梓等人。

康生发现他指挥炮制的这第一张大字报即将夭折，十分恐慌，便背着当时在中央一线主持工作的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把大字报稿报给了正在外地的毛泽东，以求侥幸获得支持。

也有人飞快地抄录了大字报全文，送到正在北京市委开会的陆平手中。陆平深为震惊，因为康生的老婆曹轶欧插手北大，组织聂元梓等人写这张大字报，不仅他早有所闻，连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总理也察觉到了，并力图阻止。

6月1日，康生的阴谋得逞了，毛泽东同意将大字报向全国广播。

陆平又去北京市委开会。散会时，接到通知：“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今晚广播，明天见报。”陆平为之心头一震。这张诬良发难的大字报，值得向全中国广播？

就这样，一场将中国引向灾难和内乱的“文化大革命”揭开了真正的帷幕。

 

    5月31日，陈伯达亲自到人民日报社，改组人民日报社，撤了吴冷西的社长职务，宣布中央决定派工作组进入人民日报社。这是中央派的第一个工作组，而且由陈伯达宣布，由他领导。

    改组后的第二天，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这篇社论实际将林彪“五一八”讲话公布于众。社论宣布：“一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高潮，正在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社会主义中国兴起。”

    这张大字报的出现，迎合了毛泽东的需要。6月1日中午，毛泽东看到了这张大字报，就打电话给康生、陈伯达，说要广播。毛泽东为什么要支持这张大字报呢？他要天下大乱。当天，他对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写了批语：“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指示在下午4时即从杭州传到了北京。

    6月1日晚8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播放了聂元梓的大字报，毛泽东称赞它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这一下子火就点起来了。

    广播这张大字报不仅使北大师生感到意外，就连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陈毅也感到意外非常。他去询问周恩来，这么大的举动为什么事先不给个通知？周恩来说：“我也是在临近广播前才接到康生的电话，通知今晚中央台向全国广播。”

    6月2日，《人民日报》第一版以《北京大学七同志一张大字报揭穿了一个大阴谋》为题，全文刊登了聂元梓的大字报，并发表由王力、关锋、曹轶欧三人赶写，陈伯达定稿签发的评论员的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文章中说：“你们的‘党’不是真共产党，而是假共产党，是修正主义的‘党’。你们的组织就是反党集团。”

    《人民日报》头版通栏大标题把宋硕、陆平、彭佩云被戴上了“黑帮分子”的帽子，把传达华北局批示污蔑为“三家村黑帮的一个大阴谋”。

    6月2日，康生在北大向师生发表讲演。他说：“大字报一广播，聂元梓就解放了，我也解放了！”9月8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来京串连者时，康生说：“这张大字报不仅是揭开了北大文化大革命的火焰，而是点起了全国文化大革命的火种。”

    由此，各高等院校纷纷效仿北大，揪斗校系领导，冲垮各级组织，全国高校陷于混乱，一发而不可收拾。

 

吴晗、邓拓的冤死，康生难脱罪责。在50年代，邓拓任《人民日报》总编时，曾邀请康生到家里做客，让他鉴赏自己收藏的文物。文革开始后邓拓饮恨自尽，康生打着“破四旧”的幌子抄邓拓的家。他叮瞩打砸抢分子把邓拓家中的善本书、名人字画、古文物全部都搜查出来，名义上叫他们都送往文物管理处保存，自己却偷偷钻那里以鉴别、欣赏为名，“借”回到家里，占为已有。

北大教授赵萝蕤女士的先生陈梦家是20世纪30年代新月派著名诗人。他酷爱收藏古籍、善本、明代家具。陈梦家在文革中因不能忍受残酷迫害而悬梁自尽。红卫兵去抄家，把明代家具、珍稀古籍悉数抄走，运往文物管理处。康生又去那里“借”了陈梦家的藏书拿回家里。康生竟在“借”来的善本书上盖上“康生藏书”的红印章，还在《太平广记》等善本上涂写了不少批语。想不到这位“文革”顾问，竟是个文物大盗。

 

 

 

 

 

 

 

                 《人民日报》左右为难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章异乎寻常地向北京市副市长、史学界权威吴晗挑战，并且把学术问题扯到了政治上。

    如何对待这篇文章，使《人民日报》处于两难境地。转载嘛，又不愿做违心事，登不赞成其观点的文章；不转载嘛，文章来势汹汹，来头不小，又怕承担不起责任。只好请示总编辑吴冷西，吴冷西说他要请示中央。

    过后，吴冷西通知编辑部，中央决定不转载，并说，“姚文”是江青和上海市委搞的，目的是要整北京市委，不是中央的意思；文章联系“翻案风”、“单干风”，太勉强；批评《海瑞罢官》涉及《人民日报》发表过的《论海瑞》，那篇文章是经过胡乔木修改的，要慎重。

    吴冷西当时不仅是《人民日报》总编辑，他还同时兼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新华社社长，掌握着舆论大权，而且被认为是最接近中央的“通天”人物，他说的话历来是很具分量的。这一次却不同了，他所传达的“中央决定”，虽然得到了大家的拥护和支持，但并不能稳住大家的情绪，消除大家的疑虑。

    到了11月底，事情突然起了变化。29日夜，吴冷西电告编辑部，说中央决定北京各报转载“姚文”，并排定29日《北京日报》转载，30日《人民日报》转载，12月1日《光明日报》和《解放军报》等其它报纸转载。

    可是，《解放军报》抢在29日提前一天将“姚文”刊出，并在编者按语中指出《海瑞罢官》是株大毒草。这个调子与第二天《人民日报》转载的按语大相径庭。在《海瑞罢官》问题上，两军对垒局面已经形成。

    进入1966年，《人民日报》更加到了无所适从的地步。

 

    1965年12月8日至16日，毛泽东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扩大会议，突然对罗瑞卿进行批判。

    在罗瑞卿受到毫无道理的攻击的同时，毛泽东把他的注意力更加集中到了批《海瑞罢官》的问题上，要以批《海瑞罢官》为突破口，开展一场反对“修正主义”的政治运动。

    2月8日，吴冷西随彭真、陆定一、康生去武汉向毛泽东汇报。汇报后，就地起草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布《二月提纲》的批示。吴冷西很快回到北京，向《人民日报》分管学术批判的副总编辑的有关人员介绍武汉汇报情况。吴冷西说：“毛主席问彭真，吴晗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彭真说，吴晗过去是反蒋的，在反右派斗争中表现也好，就是在三年困难时期，有点不满意。毛主席说，可以不罢吴晗的官。他说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不是靠做一个政治结论就能解决问题的。”吴冷西还说，“批判《海瑞罢官》不是政治问题”。大家听后，犹如吃了定心丸，深深地松了口气。几个月来，对北京的中央和南方的毛泽东是否存在不一致的疑团，开始消除。

    4月1日，吴冷西透露：彭真受到毛主席狠批；毛主席说《二月提纲》是完全错误的。大家听后犹如晴天霹雳，感到不可理解。唯中央之命是从的《人民日报》如何跟着转这一百八十度急转弯？吴冷西很着急，要求赶快抓政治上批吴晗，从“罢官”要害上批《海瑞罢官》的文章。吴冷西还得知以前被五人小组办公室扣压的两篇“左派”文章，《红旗》和《光明日报》很快要发表，他要《人民日报》力争同时发表。

    4月5日，彭真通知吴冷西和另一位副总编辑到他家里开会。彭真心情沉重，情绪不安。他只说他受到了毛主席批评，他已经向毛主席作了检讨，接着就要报纸立即抓从政治上批判吴晗的文章。

    彭真并未透露毛泽东批评他的内容，后来才有一些惊人的消息传到了编辑部。毛泽东在上海与康生的三次谈话，矛头直指彭真。用康生的话说，就是“党的最大威胁来自混进党内的修正主义，来自邓拓、吴晗、廖沫沙一类党内资产阶级代理人，他们是为国际上帝、修、反推波助澜的最危险分子”。紧接着，《二月提纲》被撤消，《五一六通知》即将发表。吴冷西的地位已岌岌可危。

    1966年4月初，《人民日报》送审有关突出政治社论时，康生发话了。他说：以后《人民日报》的社论，要送《解放军报》总编辑唐平铸审阅修改，以免出错。这是前所未有的怪事，党中央的报纸要由军队报纸的总编来修改。

    5月9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一次有几个主要新闻单位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上，“文革”新贵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在更加严厉地批评了《人民日报》之后，说考虑到国际影响，可以不在报上公开检讨。陈伯达还宣布解除吴冷西领导北京各报宣传的大权。人民日报随着吴冷西权力的削弱，地位也愈来愈不稳固了。

    吴冷西之前，主持《人民日报》工作的是邓拓。但是，毛泽东不喜欢邓拓，说“人民日报不听话”。1957年4月10日，毛泽东召见《人民日报》负责人，尖锐地批评邓拓，说：“过去我说你们是书生办报，不是政治家办报。不对，应当说是死人办报。”毛泽东怒火中烧的原因是他在最高国务会上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和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已经月余，《人民日报》仍然“按兵不动”、“无动于衷”。其实邓拓很冤枉，《人民日报》早就作了宣传计划，是胡乔木觉得没的把握，压了下来。两个月后，中央决定吴冷西任总编辑，邓拓任社长，实际上被架空了。不久，邓拓被调往北京市委工作。

    吴冷西的下台已成定局，但他到底犯了什么严重错误，谁也说不清。恐怕仍然是“不听话”。

    唐平铸在人民日报社时间不长，接替他的是鲁瑛，他是陈伯达工作组成员，工作组唯一留在人民日报社掌权直至“四人帮”倒台的就是他。

    1972年底，围绕周恩来敦促人民日报组建班子展开了一场斗争。当时周总理不满意鲁瑛，报社内部不少人批评鲁瑛，认为他政治水平低，业务能力差，担当不起《人民日报》总编辑的重任。不断有人写信告到中央，其中有15人联名写信告到中央，这些人一个都没有逃脱被“四人帮”及其在《人民日报》的代理人打击的命运。1976年10月，“四人帮”垮台，鲁瑛自然也跟着下台了。

 

 

 

 

 

 

 

 

 

 

 

 

 

          外国报纸有关“文革”发动的一则电文

 

    1966年5月3日，新华社播发了《解放军报》的一篇社论，号召人们警惕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该社论的内容和措辞使《纽约时报》记者西默．托平坚信，一场大规模的清洗运动开始了。因此，他以电报的形式发出了一则电讯：“一场广泛的、带有政治目的的文化清剿运动正在中国共产党内部展开。”西默．托平在电讯中介绍了周恩来总理于5月30日在北京讲话的全部内容。周恩来在讲话中说：“一场具有历史意义的社会主义文化革命正在我国兴起。这是一场在思想意识领域内关系到无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谁胜谁负的尖锐、持久的斗争。”在谈及从一切领域里彻底根除资产阶级这一问题时，周恩来说：“这是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向纵深发展的关键问题，是关系到整个大局的问题，是决定我党、我国命运和未来的头等大事。”

    第二天上午，托平惊愕地收到来自纽约海外编辑部的一条非正式消息：因版面有限，他的文章暂不登载。托平在极度焦虑中，赶紧给值班的编辑打电话，告诉值班人员，他的电讯稿预示中国大陆即将有重大事件发生。于是，值班人员立即请示了共产党问题专家、时任副总编的哈里森．索尔兹伯里（《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的作者），使其迅速意识到了该文的重大意义。第二天，这篇稿子便出现在《纽约时报》的头版位置。

    也就在此时，毛泽东主义者开始收集打击北京市的三人“黑帮”。5月9日，他们受到了公开批评。在对此事件的报道中，托平做出了这样的判断北京市长兼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彭真已遭到清洗。自3月29日彭真在北京参加了为日本共产党总书记宫本显治举行的送行仪式后，他的名字就再也没有在报纸上出现过。

    6月3日，彭真被宣布撤职，紧接着北京市委的几名主要官员、北京大学校长陆平以及中央及北京新闻媒体的一些官员也遭到清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