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的移民
中国作为一个国家早熟的社会，国家所推进的移民有很长的历史。几乎每个朝代都会发生大规模的移民。至今耳熟能详如明朝初年向华北地区的大规模移民，从而留下了大槐树的故事；清朝末开开放东北地区，有大量的移民进入到了东北地区和原来蒙古族游牧的区域。从所有这些移民中我们都可以看到，移民总是从人口稠密地区向人口稀疏的地方迁徙，吸引移民的是土地；国家通过移民可以达到充实边疆和增加税负的双重目的。
但是这本书中所讨论的生态移民却与上述移民有着很大不同，首先移民的条件不同了，如果说历史上因为有大量可供开垦的土地吸引了移民，生态移民却是在人口密度增加，可供开垦的土地有限情况下的移民，因此移民往往是向人口更加稠密地区，而非人口稀少的地方迁移；其次，如果说当年的移民是为了增加政府财政收入和加速边远地区的开发，生态移民则是国家花费了巨额费用，以生态保护，或者说是减少开发为目的的移民；更重要的一点是，原来的移民很少许诺要改善移民的生活，而生态移民却承诺要大幅度改善移民的生活。在这些不同的背后，一个最重要区别是于国家在移民中所起的作用不同。
生态移民在某种程度上有些像是斯科特所分析的国家实施的人口集中的规划。在斯科特的分析中，国家总是在不断将人口集中起来，集中定居是国家管理人民的重要手段。国家与人口的流动天然是对立，比如东南亚的游耕民族总是在逃避国家，而国家为了扩充国家的力量就要不断地将游耕民族定居下来。国家之所以要将游动的民族定居下来，是便于管理，而管理的目的在于便于国家征收徭役。但是现代国家不同与传统国家，人口的集中经常不是增加徭役，而是要花费大量的资金。在使鹿鄂温克定居的过程中，中央政府支付了大量的费用，如果从政府的财政收入角度来看，移民是一个财政支出，而非财政收入的过程，这与古典国家的人口集中有着本质的区别。
如果说花费大量资金实施移民工程的目的不在于财政上的收入，那么其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呢？作者在这本书中做了解释。
作者提到，在生态移民工程开始之前，从敖乡到根河市都面临着财政困难，敖乡的办公楼甚至都已经开裂。因此利用敖乡的民族特点，争取更多的项目资金，无疑是解释项目起源的一个重要原因。生态移民多发生在中西部欠发达省份，往往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财政收入有限，大部分依靠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来维持政府工作的运行。在2000年以后，直接的农牧业税停止征收，除了有限的地方财政收入和中央政府补贴以外，来自于中央政府的项目资金支持越来越成为地方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因此跑项目已经成为地方政府重要的工作。在这里，抽象的国家已经被具体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所代替，随着财政收入向上级政府的集中，基层政府越来越依赖上级政府所支持的项目。有学者谈论的这种“项目经济”可能在某种角度上可以说是“项目政治”，因为在项目的申报和批准过程中，有着复杂的政治过程，但是不管这种过程如何复杂，地方政府热衷于项目不仅仅是因为项目可以带来经济利益，而且可以带来政绩。如果解读地方政府的实践，我们可以看出非常清楚的这种项目政治的痕迹。
如果说生态移民是一种“项目政治”的结果，起源于地方政府需要上级政府的资金支持以表现自己的政绩，那么这些项目被不断复制，并且经常很容易得到中央政府的支持，或者说这些项目很容易被批准，那么就不仅仅是“项目政治”所能解释的。
现代国家与古典国家不同之处在于，现代国家要给国民提供福利。当坦桑尼亚的尼雷尔把散居的农民集中在一起的时候，是因为集中的居住和劳动才可能享受到国家提供的社会福利。事实上，现代的教育、医疗等社会服务都是从城市中学习的，适合服务于集中居住的人口，国家在提供社会服务的时候，倾向于提供给集中居住的居民。在这里我们看到，作为现代国家移民策略的一种，生态移民与大多数移民项目一样，其本质是将游动的人口集中定居下来。我们可以看到，随着集中定居，医疗和教育都得到了改善。
社会服务并非一定与定居相伴随，在人民公社时期，适合游牧的一些社会服务方式被创造出来，并且得到游牧民族的欢迎。比如乌兰牧骑、马背小学，以及游动的医疗服务。但是这种服务方式在人民公社解体以后都相继消失了。这些之所以消失，不仅仅是制度变迁的结果，而是国家的预期发生了变化。最典型的是教育制度，如果说原有的教育制度是为了培养新牧民，那么马背小学无疑有着很多优越性，但是如果是为了把学生培养成产业工人或服务业的劳动力，马背小学就不能满足需要了，就需要集中的办学来提供城市的生存技能。所以国家将学校、医院都集中起来，为了能够适应学校和医院的集中，人口也就需要集中起来。
国家将人口集中起来也不仅仅是提供社会服务，也是便于国家的管理。从生态移民这个用词中可以看出来。现代国家在处理复杂事物中，总希望通过简单地分类进行管理。当国家强调生态建设的时候，会将人群简单地分成环境的破坏者和环境的保护者。因为国家承担了保护的责任，因此与国家行动相一致的机构或人员往往被标以环境的保护者，如保护区、林业工作人员等等，尽管实际上这些机构或个人也在从事着各种各样有悖环境保护活动，但因为他们被赋予了环境保护的角色，因而自然就成为环境保护者。与之相反的当地人就经常被赋予了环境破坏者的角色，不管实际上他们是否真正破坏了环境。生态移民正是这种国家意识形态的产物。生活在森林中的鄂温克人被认为破坏了环境，主要不是因为他们真正破坏了森林，而是他们的生存方式与国家对森林的管理格格不入，国家不知道如何管理那样一批生活在森林中、完全依靠森林维持生存的人。国家希望清晰地管理森林，一旦强调森林的经济价值，森林就被允许开发；一旦强调森林的保护，就不要有人为的干扰。面对生活在林区的鄂温克人，国家无所适从，因此简单地办法是将他们迁徙出来。只有将他们迁移出来，国家才知道如何保护森林。将当地居民从一些敏感的地方搬迁出来，是国家投入保护行动的前提，就像只有将一块地方清理干净才能植树一样。
国家的逻辑是将人口重新安置以适应国家的管理需要，大规模的重新安置人口就成为国家管理的重要步骤，不仅仅传统国家为了征收赋税会大规模地集中人口，现代国家为了实现国家的管理，也必须如此。包括中央政府和基层政府在内的国家，都成为了移民的拥趸者。 不管是国家要保护环境或者要改善鄂温克人的生活，除了移民以外，国家很少有如此见效的手段。
现代化的移民
在国家的理解中，移民是为了造福被安置的人口，是为了移民的现代化。现代化无疑是一个很好的愿景，被发展主义所左右的政府往往希望通过规划来加速现代化的过程，在这个背景下，那些与现代化不一致的特征都会被定义为落后或传统，需要在现代化过程中被逐步消灭的。在鄂温克的生态移民中可以清楚看到这种现代化的影响。
决策者经常以一种悲悯的心态看着那些所谓传统生活，因为他们没有现代化的房屋，没有现代的电器，居住在山林之中，那里没有卫生设施，在现代人的眼里，是没有文明和文化的。与山林里的生活相比较，定居点上的生活无疑是更舒适。所以在现代生态移民中都包含了增进移民福祉，促进现代化的意义。谢元媛的书中的大量篇幅是在描述一个与这种愿景不同的移民结局。这里涉及到了三个与社会变迁相关的问题，第一个是如何理解鄂温克山上的生活，山上的生活如此落后和艰苦，需要被迅速改变吗？其次，作者展示更多的是在规划变迁中，人们的不适应。尽管外界赋予了当地人以新的生活，但是在进入新生活的过程中，当地人出现了一系列的不适应。第三，现代生活真是一切人所需要的吗？
毫无疑问，作为最初完全没有当地生活经验的作者，首先看到的是山上生活的落后和不方便。作者详细地讲述了第一次上山以后，是如何几乎逃跑回到了山下。这种经验几乎是所有进入一个少数民族文化中的人首先感受到的，这种感受也往往构成了决策的基础。如果外来人进入本来就被认为是落后的文化，这种文化带给他许多不舒适，而且这个人又恰恰有着某种权力，不管是掌握了资金、行政或知识权力，他们都会倾向于以发展的名义改变这种状况。但是随着作者深入地调查，逐渐感受到了地方文化的魅力。作者由衷地赞美传统生活方式中蕴含的生态智慧，赞美当地人对环境和动物的了解。在作者笔下，山上的生活不再是一个停顿和落后的世界。如何看待世界取决于从什么角度去看，作者正是逐渐地进入了当地人的内心世界，从他们的角度来观察他们所生活的世界和文化，就逐渐看到这种生活中的美好。
在决策者看来，把鄂温克的养鹿人搬迁到山下无疑是现代化的过程。但是作者却同许多鄂温克人一样，感受到了痛苦，这种痛苦是极其强烈的。比如他们到了新的地方却没有新的就业渠道，许多人仅仅依靠国家的补贴生活；驯鹿开始大量死亡，这种无望的生活也造成了人们心态的变化，各种矛盾开始增加。许多民族原有的东西与山下的生活相冲突。可能最令人心痛的是他们无所事事的酗酒。在作者的描述中，我们仿佛看到一群没有归属感的人群在酗酒和抱怨中生存的图景。尽管房子可能很新，也应该比山上的撮罗子舒服，但是在这空的框架下，却是一片空白，没有就业、没有生活。
如果说一些人会适应现代生活，他们会找到新的就业，但是这能成为移民的理由吗？他们那种简单的生活方式，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的生计，不需要保留吗？现代化有着某种霸权，似乎除了现代化以外，其他的都应该消亡，或者进入历史博物馆。我们不能不说这是国家推动现代化的一个错觉。
社会学经常讲社会变迁，而人类学则讲文化变迁，事实上鄂温克人已经不是一个封闭的社会系统，变迁早已经发生。比如在作者的笔下，一些年轻的鄂温克人已经不想回到山上去，他们不适应山上的生活。即使在生态移民以后，一些老年人还坚守在山上，他们更喜欢在山上饲养驯鹿，但是年轻人所向往的生活已经不是养鹿，而是成为干部，工作比较随意，同时又有比较高的工资。但是即使在这种向往中，也同样可以看到民族文化的痕迹，因为他们很羡慕成为干部的鄂温克人可以有枪。枪曾经是鄂温克人生活的一部分，是他们打猎的工具，只是后来被收走了。所以他们尽管羡慕干部的工作和工资，但更羡慕干部可以有枪。
我们如果回头仔细看看，会发现现代化/发展可能是西方社会给发展中国家制造的一个陷阱。西方的学者在向发展中国家阐述其现代化的过程时候，将其工业化、城市化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向发展中国家灌输，但是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发展过程中的多样性和选择性。在这样一个所谓发展的图景下，发展中国家举全国之力，借助国家的力量，试图用比西方更快的速度达到发达的水平。
在中国，我们曾经炫耀许多少数民族从原始社会直接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中间跨越了许多发展阶段。在20世纪8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以后，跨越式发展曾经成为许多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追求的目标。但是在跨越式发展中，我们除了看到迅速发展的基础设施以外，对当地人的感受却关注不够。快速的发展撕裂了传统，在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人的感受。简单的移民并不能完成迅速的社会转型，转型是痛苦的，而迅速的转型就更加痛苦。但是反过来说，如果没有这些痛苦，通过移民使人们进入一种现代生活也并不具有天然的合理性。
发展是一个多面体，在对待发展问题上往往会形成两种截然对立的意识形态，一种将发展看作是天然进步的，任何社会都会经历大致相同的过程，达到一个类似的阶段。受到这种社会进化论的影响，许多国家或地区都在试图按照同样的发展道路，加速追上发达国家和地区。在这种语境下，少数民族的文化经常被看作是落后和需要加速改进的。集中定居被看作是社会进步的体现。与之相反，另外的思路则是对传统社会和文化大加赞扬，对现代化的所有东西都进行批判，在他们看来，现代化过程是一个礼崩乐坏的过程，现代化带来了诸多社会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要回到传统社会。
在《生态移民政策与地方政府实践》一书中，作者给我们展现了一幅复杂的现代化画卷。有他们对民族传统的眷恋、有对新生活的向往、有现代国家的介入、也有当地人对国家政策的利用。现代科学，包括社会科学，都是希望做出简单的归因，在复杂的事物中寻找主要矛盾。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事情的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各个现象之间有着微妙的关系，产生着复杂的互动，简单地还原这幅图景几乎是不可能。
作者在完成博士论文以后，在北大校长办公室工作了几年，又到国外进修一年，这给作者机会使她可以有不同的观察视角，来重新思考这些问题。对事情有了更多的领悟可能对写作本身是个困难，因为判断不能再简单，语言不能再锋利，甚至可能会觉得不够清晰。但是我想，现在作者可以在一个更高的点上来观察生态移民了。
也许是巧合，在我阅读这本书的时候，出版社约我重新修订《国家的视角》，这逼得我不得不重新阅读这本大厚书。有意思的是，当我重新阅读的时候，给我的震撼并没有原来那样强烈，我隐隐约约觉得，当作者批评国家简单化的时候，作者也带有某种程度的简单化。在回到《生态移民》一书的时候，感受就有些不同了。作者似乎不是在简单地批评生态移民，而是试图将这个时间放到一个复杂的图景中去描述。所以，这本书的最重要的可能不在其结论，而在于对其复杂因素的揭示，提示我们用更包容的心态去对待有关人的问题的理解吧。
随着国家财力的增强好和对西部环境的关注，生态移民被更加频繁地使用。阅读这本书也许可以使决策者在作出生态移民决策时候更谨慎一点，想问题更复杂一点，而且给当地人的选择空间更大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