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富先老”皆因过度使用人口红利

    在日前于北京召开的“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上，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发表谈话表示，中国人口变化的一个特点是“未富先老”，这将成为我国“十二五”期间最重要的挑战。

    中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已经成为一个令全世界瞩目的大国，特别是2010年国内GDP首次超过日本，摘取全球第二的桂冠，更显示出中国的经济发展的成就。但是，就在这一片“莺歌燕舞”的大好形势之下，却出现了“未富先老”的问题，这未免令人感到尴尬。人生步入老年，劳动能力、创造能力都不能与年轻时相比，因此他们在步入老年以后需要依赖年轻时积累的财富来安度晚年，但是，如果有相当数量的社会成员未能在年轻时完成这种积累，养老就会成为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从而对社会经济的后续发展造成难以解脱的拖累。

    “未富先老”问题为什么会形成？要回答这个问题，还得从这些已经步入老年阶段的人群的人生经历说起。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每一个人都像螺丝钉一样被安置在某一个岗位，他们的养老问题，也由计划之手来统筹安排。这种体制虽然保持了社会的超级稳定，但由于扼杀了人的创造性，导致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低下，人们所享受到的是低工资、低福利，人生的价值无从体现。改革开放打破了这种僵化的体制，使人的创造性得以充分发挥，中国社会也因此出现了先富起来的群体。但是，对于整个社会来说，芸芸众生毕竟占据了社会成员的绝大多数，他们在一轮轮的改革中成为牺牲者，未能跟随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同步富裕，当他们进入老年后，养老问题便随之而成为发展中的中国必须直面的问题。

    通过这样一个过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在既往30多年的改革中，政府偏重于追求经济发展，而未能顾及让社会成员分享改革的成果。在这方面的一个突出表现是我们曾经过度地利用人口红利。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其劳动力的价格十分低廉，使资本在与劳动者的博弈中始终占有强势地位，这种格局造成了我国在吸收外资以及民间投资方面产生了比较优势，成为一种特殊的吸引力。与此同时，政府为了拉升GDP的需要，也对资方推出了一系列倾斜政策，并压制劳动者的权利伸张，导致社会失去公共平台。更为严重的是，由于社会公共政策的空缺，大量异地劳动者在为当地经济作出贡献的同时，却不能同时享受当地的社会福利。中国特有的这种人口红利使中国经济坐上了快速发展的列车，资方也在这种GDP不断推高的过程中得到了他们的超额利益，但与之相对的则是劳动者的应得利益被不同程度地缩水。这种制度路径曾经被吹捧为“中国模式”，但是今天，它留下的问题却正在泛滥出来，“未富先老”便是其中一个具有典型性的问题。

    “未富先老”问题的出现，证明依赖人口红利来换取经济发展的“中国模式”已经走到头了，中国未来面临的艰巨任务就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要从以往那种以GDP为核心的增长路径改变为以社会成员全面发展为核心的增长目标。一方面，政府应转建立起能够让劳动者与资方展开真正的利益博弈的平台，让劳动者收入能够跟上社会经济的发展步伐；另一方面，政府应该意识到，中国已经步入老龄化社会，而且这个趋势将越来越突出，面对大量无法自行解决养老问题的人群，政府必须承担起责任，这种责任担当其实也是对以往失误的一种补正。而要做到这些，需要政府转变职能，摆脱GDP崇拜，摆脱对资方的过度倾斜，同时有必要将更多的财政资金投入到社会福利，特别是养老工程的建设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