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风云(二)
刘少奇挨批 林彪外逃
王先金 编著
第二章 红色风暴 (17)
陶铸、李雪峰“文革”初期受重用
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和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在“文革”初期受到重用。陶铸调任中宣部长、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当选政治局常委，排名紧随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之后，位居第四。李雪峰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当选政治局候补委员。
当时，毛泽东为什么选择他们取代被打倒的陆定一、彭真，委以要职？主要原因就是看中了他们和刘少奇的某些分歧，想把他们当作同盟。
1964年，刘少奇在“四清”运动中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思路，提出以县为单位，派工作团集中优势力量进行“四清”。中南、西南、华东都支持，但华北李雪峰有不同意见。毛泽东知道后，对李雪峰等人说：你们南北开战吧!毛泽东在8月底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又提到华北局的看法：派一万多人的工作队下去，倾盆大雨，是不是径流太大？但是，当时中央还是按照刘少奇的部署，按县派工作团。
有人说，按照桃园经验的看法，也就是刘少奇的看法，把农村看成一团漆黑。工作组先入为主，所以看见村干部就不顺眼，总以为是四不清干部。工作组可以任意隔离审查(等于逮捕)干部；可以随时审问(等于私设公堂)；即便逼死了人，也不负任何法律责任……刘少奇在四清问题上的做法，在党内已有不少异议。
李雪峰的担心有道理。他与刘少奇之间虽然是工作中的分歧，却被毛泽东看在眼里。
陶铸在四清问题上和刘少奇没有分歧，但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提出三年困难时期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后陶铸反对。军队和地方一些人鼓动林彪出来讲话，维护毛泽东的威信。这些人中有陶铸、罗瑞卿、刘亚楼等。
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主要目标是要打倒刘少奇。李雪峰、陶铸在不同时段、不同问题上与刘少奇有分歧，于是文革初期都成了毛泽东重用的对象。不过，随着文革的深入，整人越来越多，治国理政的方式越来越离谱，先是陶铸跟不上了，1967年1月，他被打倒，成了和刘少奇、邓小平并称的“刘邓陶”之一。李雪峰在北京、天津、河北又干了三年，到1970年的九届二中全会，他成了阶下囚。
“文革”初期的一付对联
文化大革命初期，受极左思想影响的一部分中学红卫兵，出于对“阶级关系新变动论”的革命义愤，也由于思想方法的片面性和“自来红”的优越感，产生了唯成份论的倾向，提出了一付对联：
老子革命儿好汉，
老子反动儿混蛋。
横批是：基本如此。
1966年8月12日，谭力夫写了《从对联谈起》的大字报，在肯定必须坚持阶级路线的前提下，指出了这副对联立论的幼稚和偏颇，建议补充一付对联：
老子革命儿接班，
老子反动儿背叛。
横批是：应该如此。
谭力夫认为第一联说明了过去，是有成分论；第二联是指明了未来，不唯成分论。两联加在一起就比较全面了。
在1966年10月16日的中央工作组会议上，时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陈伯达把谭力夫这个青年学生拉出来祭刀。他把一句地主资产阶级的话“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强加到谭力夫头上，造成了一种社会误解，似乎“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的对联也是谭力夫发明的，从而给他扣上了一顶“反动血统论”的帽子。
“老子革命儿好汉……”这付对联和“龙生龙，凤生凤……”的话，当时在全国传播得很广，几乎是家谕户晓了。
1967年3月，江青、陈伯达一伙以“刘少奇是后台”、“宣扬反动血统论”和“可能与炮打中央文革的‘十二月黑风’”等罪名，将谭力夫投入了监狱。
《毛主席语录》与《刘主席语录》
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人几乎每个人身上都带着一本《毛主席语录》，天天要高举并诵读，同时用以声讨、批判“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可是鲜为人知的是，1967年至1968年在香港以至东西方很多国家都广为流传一本与《毛主席语录》开本、封面、版式大体一模一样的《刘主席语录》，其中收录了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的一系列重要言论。
香港有个司马璐，掌握不少新史料，写了一系列中共党史书。此人1919年出生于江苏泰州，1937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年底到了延安，曾任抗大图书馆主任等职。1939年被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派到西安、重庆等地工作。1943年脱离中共，后加入过中国民主同盟，又自建过中国人民党。1949年底，他只身到香港定居。他在香港自办了自联出版社，先后出版了自己撰写和选编的12部《中共党史暨文献选粹》及《瞿秋白传》等专著。《刘主席语录》就是他编写的。
司马璐在香港读到《毛主席语录》后，据他的长期研究，认为毛、刘二人的思想观点有同有异，毛未必全对，刘未必全错，所以就设想并且动手选编两本书，即《刘少奇选集》和《刘主席语录》，并于1967年6月在香港先后出版，大受海外华人社会欢迎。《刘主席语录》远比《刘少奇选集》更为畅销，面市后供不应求，甚至有人排队抢购，只好一再重印，先后印了五万册左右，并且还被译为英、法、日多种文字出版。日本有多家出版社争购版权。英文版印数最多，法文版印得最美，日文版宣传广告最多，《朝日新闻》、《读卖新闻》、《产经新闻》等各大报刊都登有此书信息。
1968年11月1日，中国大陆公布了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这次中央全会批准了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并且决定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消其党内外一切职务。从此，《刘主席语录》这本小书越来越没有销路，而且在一个夏日的夜晚11点多钟，被冲进自联出版社门市部的香港造反派纵火全部烧毁。
将《毛主席语录》与《刘主席语录》这两本红宝书对照比较一下，两者既有共性又有个性。这两本书都是小型本、红色塑料皮，书名都用烫金字，书前面都各有毛、刘本人正面半身照片，内容都是分编为33个专题。所不同的是《刘主席语录》系64开本，《毛主席语录》原先也是64开本，然而从1967年第五版起，为便于群众随身携带缩小为100开本。《刘主席语录》前面还有一张“刘主席和毛主席合影”及刘少奇的手迹题词：“学习雷锋同志平凡而伟大的共产主义精神。”目录之前刊有刘少奇简历，录自香港《大公报》1959年5月11日所刊资料；书后附有自编的刘少奇生平事略。两书重要的区别是《毛主席语录》扉页上印的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刘主席语录》扉页上印的则是“全中国的爱国者，团结起来”。《毛主席语录》在“文革”期间出版的版本上都印有“最高指示”四个烫金大字，《刘主席语录》在第一页上也印有“最高指示”，印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九条、四十条、四十一条、四十五条，其内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产生、职权、地位和行使职权的期限。
这两本语录所选的内容，有同有异。相同或近似者，如两本书都讲要重视共产党的建设，党内要有民主，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然而其所选重点确实是大有迥异。毛书十分强调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思想斗争、革命英雄主义等，刘书则侧重讲和平、反对斗争扩大化、崇尚个人思想修养、重视物质利益等。
《毛主席语录》由《解放军报》编辑部选编，初版于1964年5月1日。随后又五次修订，出过六个版本，由于受当时“左”的思想影响，所选编不免越来越具有片面性；《刘主席语录》所选显然更加切实、更加深刻。由于当时没有收录刘少奇尚未公开发表的言论，所以选的也不全面、不充分。但也不乏精辟的言论。例如《刘主席语录》第7页上有这样一段话：“不择手段地对付党内的同志，处理党内问题……有这种意识的人，在党内越是想抬高自己，并且用打击别人，损害别人的方法达到抬高自己的目的……总而言之，他邪气十足，毫不正派。说这样的人能够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反映无产阶级的思想，那不完全是笑话吗？”（《论共产党员的修养》1962年版）
《刘主席语录》第26页上有这样一段话：“党内的家长制。个别的领导者及领导机关，在这种党内斗争方式之下，压迫着许多党员不敢说话，不敢批评，在党内形成个人或少数人的独断。”（《论党内斗争》1941年7月2日）第27页上有一大段话讲得更为透彻：“片面地强调党内的集中制与党内斗争，强调一切不妥协，强调机械的纪律，而废弃党内民主、党内和睦与对于问题的认真讨论和批评以及党员的自觉性、自动性等。他们在党内实行命令主义，遇事武断，实行家长式的统治，实行‘愚民政策’，提倡党员的盲目服从，实行无情打击的党内斗争与惩办主义，大批处罚、开除与清洗党员，造成党员机械的纪律与封建的秩序，使党内生活死气沉沉。他们这样，虽然也可以造成党内某种一时的统一现象，但这种统一，是虚伪的、表面形式的、机械的统一……很明白，这种路线要毁灭我们的党，要使我们党变成狭隘的无生气的宗派主义小团体。”（《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1945年6月）
刘少奇的确有与毛泽东不同的、符合马列主义的新见解。例如《刘主席语录》最后一页引录了如下两段话：“反对毛主席只是反对个人。和彭德怀有相同观点的，只要不里通外国，就可以翻案。在党的会议上讲的，就不定罪。”（《在中央扩大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1年，见《井冈山》报1967年2月8日）“清华大学有一个学生写了‘拥护党中央，反对毛主席’的标语…现在看来，说这个学生是反革命的结论，材料不充分。”（《在人民大会堂报告》1966年7月29日，见《井冈山》报1967年2月1日）
刘少奇被迫写检讨
刘少奇得到通知，9月份召开北京各工作组领导干部会议，要刘少奇、邓小平在会上检查。所以他现在要做的事就是写检讨。
他努力按照毛泽东在《炮打司令部》中的口径，着重检查在派工作组等问题上的“路线错误、方向错误”。
9月10日前后，检讨终于写成了。刘少奇让秘书把检讨稿送呈毛泽东审阅。
毛泽东很快有了回话。他给刘少奇写了一封短信：
少奇同志：
基本上写得很好，很严肃，特别后半段更好。建议以草案形式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工作组（领导干部）、北京市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各同志讨论一下，提出意见，可能有些收获，然后酌加修改，再作报告，可能稳妥一些，请酌定。 刘 少 奇
刘少奇当然同意毛泽东的意见。
1966年10月9日下午3点，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开幕。
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对刘少奇、邓小平进行了20天的彻底批判。
10月18日，毛泽东第五次接见红卫兵时，造反派第一次公开喊出了“打倒刘少奇”的口号。随之，所谓的薄一波等61名“叛徒集团”的大曝光，刘少奇这个所谓的“叛徒、内奸、工贼”已经成为“全国共诛之，全民共讨之”的头号目标。
10月23日，刘少奇、邓小平在全体会议上分别读了他们的检讨。
第二天晚上，毛泽东主持了一个汇报会。各小组的召集人汇报了对刘少奇、邓小平检讨的讨论情况。然后，毛泽东讲话说把刘、邓的大字报贴到街上不好，要准人家革命，不要不准人家革命。叫学生们把鲁迅的《阿Ｑ正传》看一看。
毛泽东和颜悦色地继续说，刘、邓二人是搞公开的，不稿秘密的。对刘、邓要准许革命，准许改。说我和稀泥，我就是和稀泥，对少奇同志不能一笔抹煞。
11月3日，毛泽东第六次接见全国各地来北京串连的红卫兵群众。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慢慢转过身，同刘少奇亲切交谈。毛泽东特意问了王光美和孩子们的情况。刘少奇一一回答，然后说，现在文化大革命，我也要到群众中锻练锻练。毛泽东说，你年纪大了，就不要去了。
休息的时候，刘少奇迎面碰到邓小平，两人作了简单交谈。
刘少奇、邓小平共事多年。自中共八大以来，他俩一个负责中央政治局的日常工作，一个负责中央书记处的日常工作，工作关系相当密切。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又在工作问题上一起犯了“路线错误”，一起检讨。当时他们谁也没有想到，这次简单交谈，竟是他俩的最后一次谈话。
社会上越来越乱，刘少奇也越来越不安了。
1967年3月，戚本禹写出《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文，经由毛泽东审定，于4月初公开发表。这是一篇打着“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的旗号，实际以篇终的“八问”置刘少奇于死地的“檄文”。“八问”中的首问是：“为什么你要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大肆宣扬活命哲学、投降哲学、叛徒哲学，指使别人自首变节，要他们投降国民党，叛变共产党，公开发表‘反共启事’、宣言‘坚决反共’？”这便是耸动视听的“六十一人自首案”。
周恩来在致毛泽东的信中说：“当时确为少奇同志代表中央所决定，七大、八大又均已审查过，故中央必须承认知道此事。”他还电示中共中央西北局向红卫兵说明：他们揭发的问题，“中央是知道的。如果他们有新的材料，可派代表送来中央查处，不要在大会上公布和追查”。但这无济于事，不但61人被打成“叛徒集团”，刘少奇专案组也于1967年3月正式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