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推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为啥这么难？

京华时报昨天说：《教育部称“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是一种忽悠》，这个时候教育部坦诚：“小升初的择校，客观上刺激了学生的课业负担的加重，学生睡眠少、上太多课外班、做各种习题的情况仍然存在，给小学生减负任务仍较重”，特别是“禁止学校收取择校费和治理‘占坑班’”；决心“推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对于公众而言确实有些审视疲劳，再加上“‘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是一种忽悠”公众实在无所适从，是信还是不信？是谁忽悠谁啊？

“起跑线”之说，“择校费”总是解决不了，“负担”越来越重，那一样不是“教育部和有关部门一直反对的”？那一样教育部不是已经反对多少年了，教育部反对都不起作用，那么引领中国教育的航向是谁在起作用？

2005年，也是六年之前的5月，在江苏徐州举行了“中国无差别教育高峰论坛”；10月25日，“全国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研讨会”在安徽铜陵召开。这两个会议是教育部副部长陈小娅受国务委员陈至立委托莅临会议，这是国内最早关于义务教育均衡教育资源的高层研讨会。一年之后人大常委会就修订了《义务教育法》，这部法律修订说明政府不仅是注意到义务教育的重要性，而且是通过修订法律强化教育公平，促成教育资源的均衡。五年之后教育部基础教育一司副司长王定华仔一次坦诚说了这番话，这说明五年之后修订的《义务教育法》的目标并没有能完全兑现。去年“教育部表示，各地要力争经过3到5年的努力，使义务教育阶段择校乱收费不再成为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 并明确要求“各地要制定时间表”；“公平分配优质教育资源”。

又要3到5年的努力，人们只能等待，只能是期盼。

人们必然要问：教育部推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为啥这么难？

昨天现任《中国武警》杂志主编，大校军衔。首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第3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初评评委王久辛写了一段微博，这是引用钱文忠的话：“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恐怕未必应该全然简单地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这是个大问题，我们简单地认为，教育就应该跟着社会发展而发展。在某种程度上，教育是应该跟社会‘对着唱的’。是社会在教育教育还是教育在教育社会？应该是教育在教育社会。”

钱文忠是谁？大概就是那位讲《三字经》的大教授，他说得对吗？

钱文忠的思想与民国期间的“教育救国论”基本一样。“教育救国论”是那个时候一部分知识分子的观点，并不是当时引领中国教育的先驱的观点。不过解放之后对“教育救国论”曾经有过的批判却伤害过大部分教育工作者。

叶圣陶先生在1949年的时候曾写过一篇《“教育生活”——怀念陶行知》，生活教育是从杜威的教育思想演变而来的，陶行知先生在中国发展了这种理念。叶圣陶在这篇短文中说：教育“目标，理解，方法三项是一致的，前一派希望受教育者成为工具，就不能不把他们认作空瓶子，要他们无条件地吞下若干东西。后一派希望受教育者成为人，自然要把培养能力启发智慧作为教育的任务。”

如果我们“希望受教育者成为人”那么今天的教育就不应该是这个样子。

这篇著名的文章中叶圣陶说：“教育原不是孤立的事项，有这么样的中国，就有如现在模样的教育。有人说，要把教育办好了，才可以把中国弄好。这自然见出对于教育的热诚和切望，可是实做起来未必做得通。还是调转来说，要把中国弄好了，才可以脱出前一派教育的窠臼，彻头彻尾地推行后一派的教育。”

中国近代教育先驱者都是反对教育救国论的，他们主张“要把中国弄好了，才可以脱出前一派教育的窠臼，彻头彻尾地推行后一派的教育。”

我父亲与陶行知、叶圣陶是同一个时代的人，他在1934年的一篇文章中说：“教育是不能离开社会而独立前进的，教育宗旨是寄于立国精神，它不能违背一个国家政体与国情。”“其次还有一个错误，是教育者常有，就是教育可以一手把颠危的国家社会挽救过来。”“教育是推进社会的一种手段，而不是推进手段的全部。”

至于教育部推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为啥这么难？我想现在应该有答案了，钱文忠指望“教育在教育社会”并不现实，而是只有“把中国弄好了，才可以脱出前一派教育的窠臼，彻头彻尾地推行后一派的教育。”

当今中国社会的地突出矛盾就是社会腐败严重，政府公信力下降，这是社会问题，这需要通过政治民主的推动解决，社会问题解决不了，政府的公信力解决不了，教育部推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就一定困难重重。

两会即在，反腐败，政治民主，社会公平必定是热议话题，这些问题不解决，彻底解决教育公平，以及教育方向和目标也有一定的困难，而人们的期盼也就在此。

二〇一一年二月二十五日星期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