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声大师马三立有个相声小段，听了再听，仍然捧腹：年底，某工厂三位领导坐在一起构思“年终总结”，既不查阅任何资料，也不邀会计参加，一切数字全由三人凭空捏凑：出勤率嘛，算98%吧……福利嘛，比去年增加了66%，不，68%……退休职工今年没送月饼——干嘛年年送啊，不是去年送过了吗？今年就写送了300斤吧……至于产值利润的增长，写90%？不，不，写47%吧……
讽刺当然是有所夸张的，不过现实中没有这样的事，马老也不会凭空捏造——一次在酒桌上，一个县里负责统计工作的年轻干部传授“经验”，说同一份报表要预备两个数字不同的版本，分别放在左右两只抽屉里。上面要成绩，就把左边抽屉的报表交上去；要发放扶贫款，就把右边的表交上去……我看他表情认真，不像是酒后玩笑。
其实这样的事并不鲜见。记得去年2月，统计局发布统计公报，称中国70个大中城市的房屋销售价格一年内仅涨了1.5%。我的第一反映就想到了马老的那段相声，那段的题目叫《学说瞎话》——我当然不是说统计局说瞎话，因为明显是出现了技术问题，与人品无关（前统计局长语）。
我百思不解：我们这种编数字的“习惯”起于何时、源于何事？难道我们这个民族天生是个不诚实的民族吗？
一次我收拾父亲留下的一些老戏本，那张包裹戏本的旧报纸引起我的兴趣。报纸只有半张，已经泛黄，正反两面分别是第五版和第六版，由于撕去一角，具体日期不见了，但从内容推测，这应当是1958年2月份某天的《北京日报》。
第五版的通栏标题是：《○进声来自四面八方——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的发言》。（画圈处疑为 “跃”字。我查了一下，那次大会是 1958年2月1日至11日召开的）。
内容是人大代表的发言稿，这里既有大名鼎鼎的官员、学者，也有来自基层的普通干部。例如头条位置是北京市副市长吴晗的发言，题为《前人不敢梦想的伟大事业》（吴先生当然也“不敢梦想”，八年以后，自己因一部《海瑞罢官》而身陷囹圄，继而下世）。此文下方是医疗界代表林巧稚、诸福棠的发言，题目是《消灭疾病保证人民的健康》。
北京黄土岗农业社主任殷维臣来自基层，他的发言是《跨黄河过长江争取亩产一千斤》——时值58年初春，“大跃进”的号角已经吹响，但还没达到“劲吹”的程度。因此跟几个月后“亩产万斤”“十万斤”、小孩儿在谷穗上翻跟头的“牛皮”相比，殷社长的口号还算靠谱，尽管也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吹牛”（那时还不兴施化肥，北方亩产五六百斤已经了不起了）。
最令我感兴趣的是排在该版右上角的作家老舍的发言，题目是《打倒洋八股，树立新文风》。这篇发言稿长约两三千字，占了整版五分之一的样子。说是谈“文风”，却是从前一年（1957）的“反右斗争”谈起，上来就说：
去年，在作家里出现了一批右派分子，既是一批，就不在少数；比例越高就越不光荣，请原谅我不详举数字了吧。
值得一说的倒是我们并没有随便放过一个右派分子。斗争十分激烈，光是批判丁玲等人的大会就开过二十七次之多。右派分子低了头，所有的作家都受到了教育，提高了觉悟。
老舍的话高度凝练，但从中已能见识这场斗争的“激烈”程度：丁玲等人的批判会竟开了二十七次之多，这对今天刚挨一句批评就闹着离家出走的年轻人来说，是不可想象的！当然，这还没完，因为“今年，我们还要更深入地进行这种批判……继续批判、再批判，是今年各文学刊物的重要任务之一！”
老舍宅心仁厚，在发言中也只点了丁玲、冯雪峰、刘绍棠三个文化界“右派”的名字（这三人后来都得到改正，证明是批错了，被“扩大化”了，白白挨了二十七场批判；但对他们而言，这还只是苦难的开始）。
不过对他们的猛烈批判，显然已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因为老舍接下来就报告了作家们的动态：大家纷纷要上山下乡，按老舍的话说：“各处的作家协会已不再是作家之家，代替它的是农村，是工厂，是部队。”——应当指出，部分作家不是一般的“上山下乡”，而是下去“安家落户”，不知这里是否带有惩戒的性质？
党的决议绝非一般文章，是字斟句酌、一字千钧的！例如“极少数”、“严重地扩大化”及“不幸的后果”，都是值得咀嚼的。这个“不幸”，不单是指被错划的五十多万“右派分子”个人及其家庭的不幸，更是国家的不幸，民族的不幸！因为被错划者中，许多人不过是说了几句实话而已。说实话的被赶下台，说瞎话的就要登场了！本来的老实人，也开始学着说瞎话了，“不幸的后果”由此酿成。
有了前车，遂有后辙。我们从黄土岗农业社主任殷维臣的发言里，已经嗅出“说瞎话”的味道来。只是一开始，朴实的农民还不大习惯如此讲话，卯足了劲儿，也只提出亩产千斤的目标，想来还是战战兢兢，心里盘算着秋后如何交账兑现——然而人们很快发现：吹牛是不用上税的，没人事后去甄别真伪、验收成果，你尽管放开胆子，因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非但如此，人们还发现瞎话说得越大，官儿升得越快；而老帅彭德怀不肯跟着瞎说，而是说了两句真话、实话，遂被当场罢官，连同他的盖世功勋也都一笔勾销！（幸而于1978年获平反，结论写进十一届六次全会“决议”中，还历史以公道）
人是需要引导和教育的，从平头百姓到高级官员，概莫能外。我因专业的关系，常读古代小说，发现那些通俗小说尽管语言鄙俚、情节离奇，却总要带上一点教化功能。例如教人诚实，戒除虚妄等等。当然所用方式无非是“因果报应”那一套，什么 “举头三尺有神明” “善有善报”之类。
有人会说：这都是“愚民政策”、“精神鸦片”“奴化教育”！你当然可以这样讲（其实这也不是你自己的想法，不过是鹦鹉学舌而已，能编出这样的词句来，也是需要智慧和水平的）。不过你不能不承认，这对社会风气多少有祛邪扶正的作用。——然而如果你不但不进行正面引导教育，还反其道行之，“奖伪罚真”、鼓励说谎，那么，哪怕你的主观愿望再好，其后果也是灾难性的！
于是乎便出现了紧随其后的“大跃进”神话——全民发烧，由讲瞎话转为说胡话，连“科学泰斗”也来敲边鼓、论证亩产万斤完全可能。接着便是“大炼钢铁”，我们小学校上下课敲的铁磬也被拿去熔化炼钢；我们这帮小学生一下课就跑到城外铁道路基上，拿“吸铁石”吸铁屑，为土高炉“加把铁”。
在农村，则是人民公社大办食堂，吃“大锅饭”，“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可是这一“跑”，就“跑”进了“三年自然灾害”——粮食定量，喝菜粥、吃“双蒸饭”，饿得天一擦黑就上床睡觉，免得过多消耗体能。再后来，直发展到“十年内乱”，全民狂躁，国家主席蒙难……
这一桩桩、一件件，老汉全都“有幸”亲历。而究其根源，都由“说瞎话”而起！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在那些年里被破坏殆尽！——凡此种种，《决议》都有明文阐述，给予明确的否定和批判。
幸而后来粉碎四人帮，拨乱反正，平反一切冤假错案，错划“右派”得到改正，被冤枉的干部得到平反，补发了工资、安排了住房、分配了工作……有形的工作太多，无形的工作则难免被忽视——其实有些恐怕倒是更重要的！
其中最重要的“无形工作”，应当是以最虔诚的态度、最大的努力，以“刮股疗毒”之勇深自反省、彻底割除“虚假得势、诚实遭贬”的病灶！几十年间，这股邪毒已经摧毁了那么多优秀的人才、忠诚的干部，败坏了党风、民风、民族道德——可惜我们急于发展经济、脱贫致富，对这样一件“务虚”工作重视得不够。
如今我们经济发达，国库充盈，部分先富之民携款出游，大有藐视东洋、笑傲欧美之势。然而在追逐财富的过程中，本来未愈的道德病体又遭新创，部分领域的诚信度已降至新低，马三立的相声已变得不那么可笑——这可不是什么好消息。
老汉使用电脑已有二十年历史。当年的电脑黑屏绿字，十分费眼，盯了两年，目力大坏。近年更有老花眼趋势，看远不清，看近不明。对于国家的远景、民生的近忧，我目力不佳，难以省察，两眼只盯住道德诚信这一点，认为任何改革都应建立在健全的人伦道德的基础上——什么时候从上到下都来讲真话，不打官腔，不编数字，不板着面孔撒谎，那便是社会进步之日、民族复兴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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