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还在农历正月，这样时节，报章上总有很多城市思想者的回乡偶书，一次次展现故乡沦陷的苍凉意象。

　　乡愁是一种现代病，崔卫平这样说。对故土的乡愁与焦虑，承载着太多权利、文化与价值的重建梦想。回到乡村的城市人，内心会平添很多苍凉光景；走进城市的乡村亲人，内心更有难以承受之重。

　　他们不说。或是不会说，或是没地方说。

　　最近两年没有回故乡过春节，父母决定正月十四从苏北到重庆来看我们。他们说，你们不回来过大年（除夕），我们就过去一起过小年（元宵节）。语气，很绝决，又透着无奈。

 　　“孩子在哪里，哪里就是家。可是，这个家，会怎样呢？”在《寒色》一文结尾，龙应台这样问。而像我这样从乡村挤进城市的人们，到底又能为父母准备怎样的家？对此，我现在体验到一种深重的挫败感。

　　千里进城，对父母是一次艰难的选择。

　　我父母是农民，一辈子没离开过故乡。八年前，我到省城打工，在故乡城市留存一处新房，每月供给父母足够在城市生活的费用。我天真以为，父母进城会是自然选择。可是，八年来，父母依旧躬耕于田间地头，或是躺于草垛旁抬眼看头，偶尔进城居住，只为方便起早摸黑摆地难的营生。

　　这辈子，不做农民，就做农民工。父亲坚定地说。他快70了，母亲也60多，一身病，舍不得钱治，还放不下手中锄头镰刀。他们的坚持，让我感觉很失望，也很失败。

　　父母田园没有荒芜，我在故乡城市房子已经班驳。我现在是彻底的外省青年。父母进不了城市，我回不了故乡。出不来与回不去的人，内心都有两个家。两处相思，两种乡愁。

　　从他们挺进内心沦陷区的艰难痛苦中，我现在明白，在父母心中，城市更是一种“沦陷”，而且远比城市人心中的故乡沦陷更悲情，而无望。

　　正月十四日下午两点，我在机场接父母。之前我好不容易联系上一位同机而来的乡党充当护送，但仍然无法祛散内心担忧。在经历焦虑煎熬之后，我终于在机场大厅看到他们。

　　父亲头上戴着厚厚帽子，母亲用围巾将整个头层层包裹，只露出疲乏又茫然的双眼。他们身上极其沉厚硕大的棉袄，将整个身体捆得严严实实，在衣着普遍单薄的人群中显得格格不入，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挟带特殊私货的商贩。当然，他们手中蛇皮口袋，又能消解携带贵重品的嫌疑。事实上，那里装着花生、粉丝、霉干菜之类故乡土产品，是他们的爱心。

　　从机场到家，打车不到半小时。但母亲晕车，勉强可坐大巴与公交，根本不能承受“小车”痛苦。于是，我们挤进机场大巴辗转到市区。停站后，母亲蹲在地上，疯狂吐，脸被痛苦扭曲得变型，样子很吓人。我站在街头，内心恐慌，一脸无助。后来他们说，能坐那种三轮魔托车。费尽周折，历时两个多小时，我们回到家。妻子准备的饭菜，凉透了。静静的屋子里，是我们黯然神情，还有母亲痛苦呻吟。

　　“有谁指望孤独或者私密，纽约将赐予他这类古怪的奖赏。”怀特在《这就是纽约》的开头，这样写。现在，我所在的都市，奖赏给父母的，也是孤独与私密的痛苦。舒适居住、丰盛饭菜、精神照顾、繁华美景，一切祛散不了他们的痛苦与茫然。

　　其实，从到这个家的那一刻，他们就想着回故乡的家。父亲偶尔抱怨说，我不应离家那么远；母亲偶然强调说，这是她辈子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来。他们又说，就算他们再活20年，到死，算下来可以跟我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的日子，恐怕也超不过100天。他们还说，我96岁奶奶，已经老到神智不清，肯定活不过今年。

　　这些话，让我伤心。我知道，我们都活在对方精神“沦陷区”，难以找到一片“和平地带”。就在昨天，我与妻子订了下周回故乡的机票，为的是去看奶奶，同时也卖掉在故乡城市空置荒芜八年的房子。故乡沦陷与城市荒芜，证明我当初试图赋予它中间地带的意义不存在。

　　“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龙应台在《目送》又这样写。在城市化的进程中，这世间又有多少回去与归来的人们，不正是在目送中体会无奈与悲情呢？到底又是一种怎样的魔力，让那么多的亲人活在对方精神的“沦陷区”，去面对长久生离与最后死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