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我不常的没回南昌过春节的一年，而据说，大年初一南昌的温度十八度，这让我很是失落。

多年来，对回乡过年我一向感情复杂。因为过年并不具备什么民俗学的意义，相距几千里，除夕之夜的中国人都同样伸着颈坐在沙发上，一边看电视，一边往嘴里填食，又何必回到家乡去呢，何况在我的家乡还多一个朋友——寒冷，这位不受待见的家伙，每次都让我冻得不行。想到这，我总是兴味索然。

我不明白南方就为何没有暖气，后来才知道不是南方人节省，而是政府的命令。我们已经习惯于被几千里之外素不相识的人或者团体直接或者间接管束，他们规定我们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没有人提出异议，以为理当如此。许多人不断呵气，搓着满是冻疮的手掌，自豪地对我说：“我们祖国真是地大物博啊！”仿佛这是一个很好的理由。

除上述原因之外，更重要的是没有一点激情。父母已经老迈，相对无言；妹妹和弟弟都拖家带口，各有自己的一滩事；祖父母、外公外婆也已经魂归天国，亲戚之间由于各种原因，虽然不视同陌路，也不大会热情来往，至于鸡鸭鱼肉，经常都能吃到，总之，一切再也不会有年少时的趣味了。

年少时，只有过年才能饱餐鱼肉，我曾经一度私下认为，是过年时的丰盛食品给了我一年的营养需要，虽然这毫无道理，但我就是这么想。可见平时热量的匮乏，因此，突然能大啖膏鲜，这种兴奋会让人永生难忘。

法定的春节要从农历正月初一开始，但我并不喜欢时光那么快流到初一，因为这意味着营养供应的终结。我不知道其他南昌人怎样，但在我们家，粱肉只为三天准备：农历二十四、二十九、三十，尤以三十最为丰盛，之后就只有残汤剩羹。所以，每年初一一睁开眼睛，听见外面的拜年声，我就油然有种日薄西山的感觉。

还有一个兴奋之处，就是住在乡下的时候，经常断电，但在过年几天，电量能保持供应。据说是村干部去供电局打通关节，送了厚礼。今天我想起这些记忆，会觉得好奇，成为一个地道的中国人，到底来自哪些因素？一个外国人，能不能理解供电和送礼的关系。

有电的春节那是完全不同的，借助春节联欢晚会，我们可以和党中央国务院，甚至喜马拉雅山上的边防兵们共同分享节日的欢乐，从而由衷感到幸福，不管听来有多荒诞，却是一个十几岁少年的真切感受。

可惜过了初五，电再次悄然遁去，不知道是村干部送的礼物不够多，还是别的什么原因，总之，我们再也不能和党中央和各级部委联欢，这是肯定的。于是全家只好返回本真的庸俗，躲在被窝里打牌。一直打到天黑，点上煤油灯再打。母亲如果不上班，则负责提供一日三餐，从不参与，任劳任怨。但这不是说她很安静，相反她经常和爸爸吵架，大多都是经济的原因，不管是春节还是别的什么吉祥的日子，一度让我觉得家庭无足眷恋。但我知道这并不怪她，她一生勤苦，是我平生认为最可爱的人！最可爱的人。魏巍曾经把这个词用在了和我们毫不相干的人身上，对不起，我现在要收归己有。

有一天出现了一件非常有趣的事。

就算过年，我们家是基本没客人来的，然而大约是某年正月初八那天，来了爸爸的同事，一个乡村女教师。我们正坐在房间里的被窝中打牌，她在屋外大声叫着我爸爸的名字，充满勃勃生气。

爸爸赶忙从床上跳下来，胡乱套上裤子，走到堂屋，接待不速之客。我们也纷纷响应，像鼹鼠一样鱼贯而出。看见爸爸局促地招呼那位乡村女教师落座，然后匆匆返回屋里，从储存瓜子的坛子里抓起两大把瓜子，撒在桌子上，热情招呼女教师享用。他们坐在长凳上有一搭没一搭地寒暄着，说些什么我完全不记得了。只记得我和妹妹、弟弟很主动自觉地一步步趋近，然后一粒一粒地从桌子上拣着瓜子投进口腔，毕竟春节已经接近尾声，别说鱼肉，就连瓜子花生之类的零食也基本告罄，我们不可能抵距它们的诱惑。

女教师没吃几粒，很快告辞，爸爸堆笑着把她送出门，回来阴冷着脸说：“嘎死了，那些瓜子是招呼客人的，你们一点不知道害羞啊……”，但接着他自己也失笑了。现在我回想起这件事，确实感到失礼，只是我实在想不明白，他又哪里学来的这些礼节，几千年来，不都是礼不下庶人的么。

突然想到，如果那时桌子上不仅仅只有两捧盐瓜子，而是充斥着各色水果、糖果、干果、糕点，即使我们坐在一旁陪吃，那一定也不能算失礼罢。贫穷就像定焦镜头，会忽略着一切背景，残忍地将人物的一举一动放大，使他们显得那么手足无措，即使他们实际上是那么的自然。

但那时我和妹妹、弟弟什么也没有说，只是没有廉耻地笑着，因为吃到了肚子里的瓜子才是实实在在的。

过年必须吃得比平时好，在我们意识中，似乎是与生俱来的。到现在才知道它的不对，可是除了这点，节日，确实又有什么可兴奋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