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该在八年前读到这段文字。那时，我曾用数学符号刻画中国经济。我一直认为这才是市场分割背后的秘密：

　　“东南沿海与中西部地区的关系会不会发展到如同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之间的关系。正因为有这一大忧虑，故中西部采取‘追赶’与‘效仿’战略：你发展乡镇企业，我也发展乡镇企业；你引进外资，我也引进；你搞开发区，我也搞开发区。同时封锁市场，保护本地工业。然而，内地政治—经济建设中的诸多问题，恰恰是由‘效仿’与‘追赶’发展战略引起的：为了推行乡村企业，为了开发旅游区，为了招商引资，为了城镇标准化建设，总之为了‘追赶’，使得内地不少县乡处于严重的负债经营之中。”（曹锦清，2000，《黄河边的中国——一个学者对乡村社会的观察与思考》，上海文艺出版社，第310页。）

　　现在看来，我们的数学只是将这个故事形式化了，但我们曾经无知地认为自己第一个讲这样的故事（陆铭、陈钊、严冀，2004，《收益递增、发展战略与区域经济的分割》，《经济研究》，第1期，54-63页。）：

　　区域经济的同构、分割以及地方保护主义本质上是地区之间不进行分工的现象，那么，市场化改革以来这些现象为什么会在中国持续地存在？本文认为，恰恰是因为市场化改革改变了地区间分配分工收益的方式，使得落后地区在分工收益中的所得份额相对缩小，于是就使得落后地区的地方政府有激励独立自主地发展一些在短期内并无比较优势的高技术产业，以期提高自身在未来分享分工收益的谈判中的地位(威胁点)。而这种地方政府的理性行为所导致的结果恰恰是一轮又一轮的重复建设。在上一世纪80和90年代出现的两轮重复建设分别是以家用电器和汽车为代表的，而2000年以来的“第三次重复建设”则主要表现为各地都在争着上一些开发区，很多地方将建设电子信息、新材料和生物医药工程作为自己的战略，而这又为新一轮区域经济的分割埋下了隐患。[1]

　　地方政府在发展经济中的“独立自主”倾向必然导致市场的分割或者“非一体化”。Young(2000)的论文发现，近20年来大部分的省份无论在GDP的结构、制造业的产出结构或是重要产品的资本边际产出等方面都存在着收敛的趋势，他认为是中国的分权化导致了地方官员控制下的“零碎分割的区域市场”。Naughton(1999)对这种观点提出了两点置疑：首先，中国各地方生产结构的趋同可能是快速的工业化进程本身造成的；第二，区域生产结构的变化有可能意味着中国正在逐步摆脱原有的不合理的区域分工。通过直接比较1987年和1992年中国省际工业品的贸易流量，Naughton发现这个量不仅有了明显增长，而且制造业内部各行业间的贸易占据了主导地位，表现出中国市场一体化的进程。许心鹏(Xu, 2002)主张用商业周期模型来综合地检验中国省际市场的一体化程度。他的研究表明，虽然在短期内各省的影响可以解释35%的省际真实产出的变动，但是在长期内部门特定的影响成为产出波动的主要因素，这意味着，中国区域市场一体化尽管还不充分，但正朝着有利的方向发展。Batisse(2002)的实证研究支持了短期存在较强的省际影响。同时她还发现，在中国的工业中多样化的格局更有利于地区工业的发展，而专业化的发展模式却对地区的工业增长有着负面的作用。

　　与此同时，认为中国市场存在“非一体化”倾向的声音仍然不绝于耳。Poncet(2002)测算了中国国内市场间的“边界效应”，结果表明，在1987年到1997年期间，中国国内的省际边界效应上升了，中国省际之间的市场一体化水平已经低于欧盟国家之间的一体化水平。她认为，中国国内市场的分割根源于自给自足的倾向(尤其是在内地省份)。郑毓盛和李崇高(2003)的研究将中国宏观技术效率分解为省内的技术效率、产出结构的配置效率及省际要素配置效率，他们发现，自改革以来省内技术效率已经有所提高，而产出结构的配置效率和省际要素配置效率却有所恶化，这也为地方分割的负面影响提供了证据。Bai et al. (2002)的实证研究表明地方保护主义明显存在，但是从长期来看，区域专业化的趋势经历了短暂的逆转后，在最近几年有了长足的发展。[2]

　　那么，市场分割的根源是什么？一种较为直观的解释是地方政府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和保护本地劳动力的就业，但这种解释不可能说明问题的全部甚至主要部分，原因有两点：第一，暂时的保护的确可以增加财政收入和保护就业，但是，如果这些企业是没有“自生能力”的，那么对其进行保护的代价在市场机制下将越来越大，从而不可能使得地方政府对其进行持久的保护。第二，在现实中，地方的保护主义或重复建设并不一定表现为对已有企业的保护，而往往表现为对一些新兴的或成长中的产业的保护，这些产业在发展的初期可能需要政府进行大量的投入，还不能为地方创造收入甚至就业。另一种替代的直观解释是，地方政府是出于政绩的考虑而采取保护主义的措施的。但是从实证结果来看，如果地区的经济发展偏离了其比较优势，那么，其经济增长将受到负面的影响(林毅夫、刘培林，2003)。既然如此，为什么地方政府还是那样热衷于对一些产业采取扶持性的政策呢？第三种相关的解释是将中国放在一个国际经济的环境里来看问题。由于中国越来越多地融入了全球经济，如果相对于全球经济而言，中国各地区具有相同或相近的比较优势，那么，各地区之间的产业结构趋同就成了合理的现象。这虽然能够解释地区间的产业同构和地区间贸易的下降(Poncet, 2002)，却无法解释为什么地方政府要采取保护主义的政策。此外，我们很难相信，在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地区间在技术、资源、发展水平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的国家，各地区之间的比较优势在全球环境下是相同或相近的。

　　本文将从理论上考察在收益递增条件下产生重复建设和区域经济分割的根源，我们认为，改革以来财政的分权和地方政府的发展战略是导致地方保护主义的深层次原因。由于较发达地区在高技术产业拥有比较优势，且通常具有较快的技术进步速度，所以往往在贸易收益分配的谈判中占据了较大的份额。而落后地区如果选择暂时不加入分工体系，它将失去当期分工的收益，同时却将提高自己在未来分配分工收益的谈判中的地位，甚至可能实现对发达地区的赶超。落后地区的战略性行为虽然在一定条件下对于其自身是有利的，但却造成了社会总产出减少和资源配置效率的损失。我们还发现，中央政府向落后地区的财政转移就可以促使其加入分工体系，放弃违背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这时，财政转移就兼有了改善收入分配和资源配置效率两种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