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崛起中的四个意象

　　现在太多的目光集中在“经济中国”和“政治中国”，但是如果你不理解之前的“历史和文化的中国”以及“革命和社会主义的中国”，你就很难理解中国的崛起。

　　价值中国：现在“中国崛起”、“中国转型”、“中国模式”似乎都成为了学界讨论的热点，您有个观点是“在中国崛起的发展进程中，中国的转型及其与世界之间的关系都可以通过“中国意象”予以概念化阐释”。您对“中国意象”的理解是什么？

　　李形：我想用分析“中国崛起和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当中的框架去解释这个现象，也就是说，中国发展和资本主义到底是什么关系。现在太多的目光集中在“经济中国”和“政治中国”，中国的经济增长多好多快，中国成为世界的经济发动机，然后中国现在越来越自信，民族主义越来越上升，共产党领导有他出色的地方，但实际上人权不好等等，统统在讲政治经济。我现在要让大家理解政治经济是现在的概念，是改革开放之后所出现的经济腾飞和政治自信。但是如果你不理解之前的历史和文化的中国，以及革命和社会主义的中国，你就很难理解政治和经济的中国，这种理解是不全面的。

　　价值中国：在您分析中国意象时提到“历史的、革命的、经济的、政治的中国”这四个意象，不能把它们割裂开来看？

　　李形：对，虽然是不同时期引发的问题，但是，在分析任何问题时，都必须把这四个中国联系起来看。因为历史的中国和将来的经济中国都是产物连贯在一起的辩证关系；欧洲的辩证就不一样，它是线性经济，强调因果关系。从“阴阳”就可以看出，中国的辩证关系跟欧洲的辩证关系很不一样。

　　在世界体系和中国发展的过程中，“历史和革命的中国”也是这发展中的一部分，不能单独只讨论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怎么样。中国从鸦片战争开始就已经进入世界体系了，只不过是被迫进入的，失败后，开始有一大批的中国知识分子在研究怎么样挽救中国，包括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等，后来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这些人在思索、研究。然后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建设了[w1] 社会主义。但是，当时社会主义是被资本主义世界抹杀的。革命成功之后，当时的中国是不被资本主义体系接受，因此毛泽东先生才开始社会主义改造运动，把中国的很多资本主义现象以及和资本主义体系的联系都从骨子里砍掉，邓小平后来才把中国经济的能量释放出来了。但是你要知道，中国改革开放前十年经济增长是由乡镇企业带动的，它是毛泽东建立的，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文革时候让知识分子下乡，因为农村还落后，毛泽东不希望城市前进了，他希望两者同时发展，要帮助农村，这里面也包含了政治的因素，我尽量避开这一点。但作为有良知的学者应该把真实的观点写出来。

　　价值中国：在“经济的中国”这个阶段，“中国威胁论”开始成为世界性的话题。您认为是什么让西方觉得中国会对世界构成威胁？

　　李形：在经济的中国这个阶段，中国经历了从毛泽东思想到邓小平理论的转变，这个转变对社会的影响很大。虽然毛泽东时代那么穷，但是他建立起了全民的福利体系，老百姓的地位得到了承认。现在为什么很多老百姓抱怨，对国家不满意，还是因为福利，中央也承认福利问题没处理好，教育、福利、住房是三个大败笔。

　　要搞清楚，我们国家是改革开放而不是重建，改革开放就是要改革掉体制内不合理的地方，爆发出能量。乡镇企业一开始是我们国家发展的经济增长点，我们加入到世界经济中去发展加工业，走的是出口型的经济道路，它的好坏又是辩证的，可以用建构结构来分析这个问题：建构的地方，我们有现成的市场，产品是供国外消费的，只需要利用廉价劳动力加工，不用为市场考虑，市场在国外有，但是赚很少的钱。弊端在于没有创新，加工产业也不需要创新；而且也不需要对工人进行培训，所以我们工人的素质很低下，非常令人痛心。这是就改革30年出口导向的经济模式，有弊有利。

　　今天我所讲的这些东西，为什么大家感触很深，还是因为市场功利主义太强，社会上很多不好现象大多都是由于市场被扭曲而产生的。由“革命的中国”传导到“经济中国”，对西方来讲，中国为资本主义世界带来了便宜的劳动力，带动了经济的增长，但是，中国开始超越美国成为最大的能源消耗国、污染最大的国家，所以我们经常听到 “中国威胁论”，他们担心共产主义。

　　价值中国：西方眼里的中国威胁主要是来自于哪些方面？

　　李形：除了政治方面，还有中国的经济对西方也是一种威胁，但这两种威胁，很不同的地方在于一个是体系内，一个是体系外。

　　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威胁是体制外威胁，并没有走入资本主义体制内，它只是在意识形态上不一样，阻止共产主义传播。但是经济上就不同了，中国是资本主义体系内的一部分。现在中国成了资本主义经济的一员，是IMF第三大投票国，是非洲最大的投资国，是世界银行最大的贷款国，成了欧洲债务危机的拯救国，人民币现在成了东南亚国家自己的货币了等等，中国现在经济命脉跟国际交织在一起了，如果中国GDP一降，整个世界都动乱，中国已经成了世界体系的一部分。 

　　价值中国：虽然中国在事实上已经成为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一部分，但是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依然没有得到西方的认可，您认为这种矛盾与尴尬是怎么形成的？

　　李形：一开始，邓小平搞改革开放的理念就是不要再谈姓资姓社的问题了，少争论多干实事，进入资本主义体系。当时，资本主义是非常欢迎的。冷战结束了，西方认为苏联垮台了，中国又回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冷战之后有两本著作很有名，一个是89年福山（Francis Fukuyam）写的《历史的终结》，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已经不行了，理念主义可能会成为第一，认为西方的资本主义、民主可能是人类社会的最顶点，想搞共产主义已经不现实了。没想到美国在9·11之后一直走下坡路，现在大家对《历史的终结》已经不屑一顾。还有一本是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在93年写的《文明的冲突》，他反对福山的观点，他认为世界各国在政治理念上不应该再成为劲敌，人们应该回到原点。

　　中国进入到资本主义体系内部之后，就成了体系的一个动力，也可称之为建构结构。中国进入到任何一个体系都不可能百分之百在体系内，因为中国是一个文明国家体系，它具有儒家哲学、文化体制、一党执政的性质，使得中国在进入体系的时候不可能全部西方化。在中国化过程中，最后一个中国，“政治中国”指的就是北京共识，也就是中国模式、中国化。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够对中国化或者北京共识给出一个系统的理论，我们是遇到一个问题解决一个问题，不像欧美有一套价值体系。美国和欧洲是剥削了我们，但它的价值体系非常有一贯性，通过公民社会、民主、人权等体现出来的价值就在那里。西方不认可中国，主要还是因为价值观和理念的不同。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现代性

　　中国进入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却又不能全盘接受它的价值，什么都可以通过实用主义中国化。中国模式对西方带来了冲击，它打破了很多西方经济学家的观点、西方经济学的理论。

　　价值中国：现在“中国模式”这个话题依然被学界热烈地讨论着，但有些学者其实根本不认同中国的发展具有“模式”，您怎样看待“中国模式”这个提法？

　　李形：中国自古以来就没有下定义的传统，没有这种思维。中国的模式还没有真正理论化，到现在还没有真正的中国模式，它必须先借鉴古代的文化思想，我觉得应该把儒家、宗教等等思想运用进来，才能解决政治中国所出现的问题。

　　我认为，中国还没有一个真正理论化的模式，还没有一套成型的体系去解释一些现象，因为没有价值观，还是在摸着石头过河。另外还有一个骑虎难下的道理，任何问题的出现，中央从来不会去找市场经济的根源。任何问题都有个体制问题和功能问题，我们国家把出现的问题归到功能问题，却不愿意谈体制。按照国外的解读，就是中国政府是用经济增长来换取合法性，为什么政府总在提GDP，因为GDP一降，合法性立刻出现问题，这就是我们所指的骑虎难下。虽然一味地追求GDP的增长带来了很大的贫富差距，但是政府没有任何办法去制止，大部分利益都被垄断行业拿去了，所以说民众对国家最不满的就是国营企业。他们用国家的资源在赚钱，但这些资源本该是老百姓的资源，中国靠这样发展起来了，但是分给老百姓的利益却很少，这是很可悲的。所以我认为中国模式只是一个话题，我都讲不出来什么叫中国模式，中国还在摸着石头过河。 

　　价值中国：那您认为经过多年以后，是否有可能形成一个中国模式呢？

　　李形：这很难，所谓模式就是不能被人为的随意改变的。我认为中国要实现从人治到法治的过渡是非常艰难的，并且中国模式的形成跟中国文化有很大的关系。

　　我们国家是文明社会国体，而资本主义世界是民族社会国体，这两个概念不一样。我们国家过去几千年来都是大同的理念，没有民族的概念，中华民族是孙中山革命的时候才提出来的。西方认为西藏独立是完全正常的，因为他们认为西藏是一个民族。我们国家历来没有这个概念，我们很笼统的。

　　中国的文化自古以来就是一种开放、笼统的文化，是没有边界的。为什么中国的很多技术不能给它科学化、数字化、化学化，就是因为我们的经验主义。我们的文化是师傅带徒弟，徒弟不能超过师傅，如果要创新，那就是背叛祖宗，所以中国的整个文化就不要求创新。西方人讲对不起子孙，就会往后看，这有利于解决问题。我们是向回看的社会、拜祖宗的社会，祖宗是榜样，干了坏事是对不起祖宗，而不是对不起将来的子孙。所以，在这种中国文化下，即使形成了中国模式也是难免会有各种弊端的。

　　价值中国：您说面对“中国模式”，西方的态度是复杂的，您常年在丹麦奥尔堡大学教书，根据您的了解，西方学者如何评价“中国崛起”或者“中国模式”？

　　李形：西方面对中国模式态度确实很复杂。怎么说呢，资本主义体系是一个以利益为导向的价值体系，中国进入资本主义体系的同时，对这个体系也是一种竞争。中国崛起之后，又不能全盘接受它的价值，什么都可以通过拿来主义给它中国化。

　　中国模式对西方带来了冲击，它打破了很多西方经济学家的观点、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有几个例子可以说明：第一，没有法律的市场经济是不行的，中国就是不完全靠法律，而是人治和法治同时进行；第二，中国打破了经济学上讲的经济行为主体必须是个人，它证实了凯恩斯主义可以在很多地方复制；第三、汇率必须要浮动，但人民币就是不浮动，没有一个汇率浮动的市场经济不是一个真正的市场经济；第四，民族和社会的表达，西方认为社会发展一定会带来多党制，一定会带来公民社会，一定会带来人对统治者的挑战，但是中国的中产阶级却是支持共产党的，因为利益就在一起。按照历史的结论，中产阶级对执政党肯定是不满意的，但是，中国的中产阶级在中国这种情况下，他必须寻求执政党的保护，所以党和商人是利益是相结合的。

　　依靠中产阶级建立经济上水平的社会？

　　“在资本主义国家，政治是水平柱，经济是垂直柱，这意味着，在政治上一定要平等，其实就是说，资本主义是用政治水平柱去买人心，买对经济垂直柱不满意的人。但是我们国家正好相反。”　

　　价值中国：很多学者都提到中国形成了权贵资本主义的观点，您怎么看待中国中产阶级的力量呢？

　　李形：中国的中产阶级不是独立的力量，而西方的中产阶级是独立的，政治体系允许成立单独的力量体制。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产阶级和富裕权贵阶级不需要执政，但是需要社会在满足这几个条件：第一自由制，第二市场经济，第三公营制度，只要把这三个重大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典型特征把握住，中产阶级不需要执政，这个社会自动会围着资本转。在资本主义的法治体系下，中产阶级很稳固，而且资本主义它很会玩民族的游戏。它的游戏规则就是，民族是水平柱，政治是水平柱，经济是垂直柱，这意味着，在政治、民族上一定要平等，投票权人人都有，但是你能让资本主义同意经济上也平等吗？绝对不允许。其实就是说，资本主义是用水平柱去买人心，买对垂直柱不满意的人，他把经济权和政治权分开了。但是我们国家正好相反，我们是要建立一个经济上水平的社会，来换取人们为此放弃一些政治权利。　

　　价值中国：但是经济上水平的社会，这并没有实现。

　　李形：对，问题就在这儿，但那是另外一回事。实际上中国的中产阶级它是依附于权力的，虽然现在是强势群体，但如果跟执政党为相左，也可以在一夜之内变成弱势群体。而且，中国政体跟西方很大的不同的地方，军队不是国家的，这个很独特，为什么执政党那么强势，军队是党领导，党指挥国家。　

　　价值中国：您认为中国的中产阶级能起到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吗？

　　李形：因为我们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改革开放后的30年都是资本积累阶段。这个阶段的中国并不是自由竞争社会，其中有一个特征就是权力商品化，只要你保证能带来GDP，所以我们GDP后面有很大的腐败现象。我国的土地和资源一开始在社会主义的时候，统统都是国有的，到现在逐渐变成个人的，只要跟政治有关的人都得到好处了，老百姓不可能得到，这就是政商结合的产物，官商结合这是中国文化历来的传统，从古至今都是这样。 

　　价值中国：中产阶级一方面是在依附权力，另一方面中产阶级之中的很多社会精英却在以用脚投票的方式离开来表示他们的不信任，这个现象您怎么看？

　　李形：他们之中有失望的人，还有一点就是把不干净的第一桶金带到国外去，他们觉得不安全、不放心。因为中国不是法治社会，而是人治社会，有可能一夜之间你就变成了弱势群体。资本主义国家看到财富来了，他眼睁一支眼闭一支眼。

　　 但是有一个民意测验结果很奇怪，西方国家通过对我们国家的测验发现，民众包括中产阶级对政府这几年来的执政满意度挺高的，所以我认为共产党用经济增长来赢得的民心，还是有一定道理的，不管怎样，现在老百姓认为生活水平比过去提高了。

　　但是，问题在于为什么生活水平提高了，安全感却下降了？所以这也反映出老百姓对共产党执政是抱有肯定态度的，但同时又感到很不安全。
　　
　　价值中国：那您认为这种不安全感到底是来自于哪里？

　　李形：不安全感就是因为中国没有很好的福利制度，贫富差别太大了。并且，权力和资本对生命是一种漠视的态度，就像前一段时间的钱云会之死。 

　　让人民回归社会

　　“市场经济把家庭解构了，必须要赶快建立福利体系才能化解社会矛盾，让老百姓相信这个社会有价值，把信任感从家里移到社会上去。”

　　价值中国：在讨论西方在面对中国崛起的心理时，您曾提到一个词：“中国综合症”，您认为产生这个“病症”的心理根源是什么？有什么样的症状？

　　李形：中国综合症主要还是来自于对中国崛起的恐惧。中国崛起的同时还伴随着中国化的过程，中国的历史文化条件决定了中国不得不开始中国化，它是一种主动中国化的过程，也必须得中国化。中国化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它打破了西方对发展和现代化的理解，正是这种对西方传统逻辑思维的颠覆引起了西方对中国的恐惧感。这种恐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夸大其词的赞扬，二是夸大其词的贬低。

　　价值中国：怎么会形成这两种极端的表现呢？

　　李形：这两种极端的表现都来自于他们对中国的不理解。他们夸大其词赞扬，说中国模式很成功，将来必成为一个帝国。历史上证明，现行的强权国家跟现行的资本主义国家不能等同，中国作为新兴的强权国家他们不能认同，现行的体制他们也不能认同。如果说中国的价值观将来会取代西方的价值观，那是不可思议的事情。虽然中国经济的发展很让人自豪，但是中国在很多方面还是不能让人接受，就是因为没有一套价值观，但这套价值观不能靠个人来创建。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个两栖社会，只有国和家的概念没有社会。为什么西方很强大，西方强大的地方在于它有个很好的公民社会，而中国没有。在中国的传统思维里，社会一直是个不好的概念，家长教育小孩常说“不要堕落到社会上去”。

　　但是资本主义强大的地方在于很多矛盾可以在公民社会里调节。中国的老百姓动不动上访，直接就找到国家去了，没有社会作为中间力量。政府对各种各样的NGO把控很严，不让建立各种各样的工会，咱们国家的工会不是真正的权益工会。 

　　价值中国：中国要建立一个公民社会，应该从西方国家借鉴什么经验呢？

　　李形：要学习这个公民社会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公民社会是如何调节社会矛盾的。必须要建立起一个福利体系，让老百姓相信这个社会有价值，把信任感从家里移到社会上去。

　　现在市场经济把家庭给解构了，一个孩子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工作，无法再承担子女对父母的赡养义务，但是它却在经济上把孩子和家庭捆绑起来。一个很穷的母亲培养个大学生，其实培养的过程就是让孩子离开她的过程，孩子读完书后思想理念跟家长是不一样的，于是母亲用她毕生的精力去培养了一个远离她的人。

　　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有社会的吸收，我们国家的很多矛盾只能靠家庭去化解，十多年前，一个政策下来，造成了几千万的下岗工人，他们找不到工作都是家庭在吸收。但是现在，市场经济把家庭解构了，必须要赶快建立福利体系才能化解社会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