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要与你一样？
WHOLETY vs PARTY
司马南/文
【《环球时报》今天（20110311）的社评：《中国没理由向多党制膜拜》。文中强调，世界施行多党制的国家越来越多，这是事实。但多党政治竞争给很多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混乱，也是事实。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10日宣布中国不会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三权鼎立”，一切权力由人民掌握。中国将坚持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是中国长期的基本国策，两会上的这一重申，是对当前国际复杂舆论的一次明确回答。
关于中国共产党的一党执政问题，敝人拙作《民主胡同40条》里面有多章节从不同角度反复述及。譬如，本书的北京民主胡同2条就讲到，中共的执政合法性，是一个伪问题。现在重贴一遍本人的书摘，重申本人的观点，声援吴邦国同志的主张。
之所以说质疑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是个伪问题。悉因为这个问题的提出，源于中国共产党的模式与西方政党的模式根本不一样。其实本来就不一样。大家是否想过这样一个问题：我为什么要与你一样？】
后夹道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黨”不是一个好词。
黨 Vs 党
问：司马南先生，中国的民主问题，政党的问题也在其内，是因为我们学习人家的样子，怎么也学得不像，因为学不像，所以干脆不学了？还是从开始，我们根本就没学别人，或者表面上在学，事实上另搞一套？如果中国是另搞一套，那难免人们会提出党权的合法性问题。
司马南：创建中国共产党，当然是先是学人家的，是舶来品。在中国的历史上，党，古已有之，不同于西方，也不同于今天。
中国传统文化中，党不是一个好词。单看结字规律，繁体字的党为“黨”，从尚从黑。所以在中国古代，党，是典型的贬义词，孔子主张“君子衿而不争，群而不党”，什么叫矜？就是不克、不伐、不怨、不欲，这里的“克”“伐”“怨”“欲”都不是好词，非君子所为也。人格独立的个体的君子要矜持，不要张狂，个体与个体的关系不干净不光明结党而营私者为君子所不齿也。东汉的“党锢之祸”，以梁冀为首的豪强集团固可恨之，但李杜的手段也同样不光明正大；宋代的元祐党争，王安石、苏轼兄弟父子、司马光等光耀千秋的文豪大家亦未能幸免；康乾盛世明珠索额图两党明争暗斗都在培植自己的势力，每每在关键时刻都要决斗一番，给盛世投下抹不去的阴影……
与任何事情一样，从某一特定角度看，党争也会带来一定的好处，不然“水门事件”怎么浮出水面呢。但是，曝光一些黑暗角落的同时，政治家族的相互倾轧，政党之间的无端消耗，浪费掉国家大量资源，中国人熟悉的“唐朝牛李党争”是很有说服力的例子。
牛李唐宪宗时期结怨，元和三年制科考试时，应试的牛僧孺、李宗闵等通过阐释对策，指斥时政，言词激烈，表现突出，被主考官择优录取。现在看，这点屁事，究其实际不过一场“大专辩论赛”而已，不过不谙世事的青年学子徒逞口舌之能而已。谁料到，因为李德裕的父亲李吉甫身为宰相，这哥们儿当了挺大的官，却没有没有起码的心理承受力，更甭说“宰相肚里能撑船”了，人家跟他儿子对策（辩论）他却认定对手在攻击自己。因此，还赖吧叽叽地专此向唐宪宗哭诉，无端指责考试中有舞弊现象。结果，一场大专辩论赛，变成了一场现实版的官场争斗政治陷害主题电视连续剧，考官一律遭贬，牛僧孺等也被打入冷宫。
“牛李党争”的序幕就此拉开。
至文宗时期，先是“牛党专政”，排挤李党；后又是“李党走红”，排挤牛党。牛李两党官员时常在朝廷上互相攻讦，文武百官人人自危，不愿意占到任何一党的队伍里，却又不得不为求自保而取位占队。文宗皇帝束手无策，哀叹道：去河朔藩镇非难，而除此朋党实难。
总结李唐王朝的衰落时，人们比较注意“安史之乱”带来的动荡，这种认识很是局限，“安史之乱”是外伤，“牛李党争”是内伤，外伤流血，内伤破魂。所以，唐朝党争值最得汲取的教训第一是党争，第二是内乱。
党争之可恨，之招人厌恶，根本的原因是其“尚黑”。
既然你尚黑，我尚黑，他也尚黑，此黨与彼黨，分别在哪里呢？都是利益群体的代表，都是为特定的某一部分人谋利，所谓“天下乌鸦一般黑”，就是这个意思。
今天西方的所谓政党轮替，无非轮流坐庄；
所谓轮流坐庄，即是“轮流尚黑合法化”。
既然轮流尚黑，极而言之的最大进步，不过“分赃均匀一些”，表面文明一些而已。从这个意义上看问题，中国的古人高度智慧，看得准确，看得明白，君子不党磊落光明，党争无外误国误民。
问：司马南，你是历史学家？上来就卖弄历史学问，宣布人家提的是伪问题，而这个问题实际上恰是一个必须辩明的真问题 。
中国历史上，确实存在很多学不像、学不会，或表面学 ，实际上反对民主的案例。比如蒋介石、袁世凯等例子，都说明中国没学会真民主，而不能由此证明民主不好，或民主不适合。中国实行民主，“路曼曼其修远兮”，任何一种先进的社会制度，从它出生、到发展，都不会一帆风顺的，都会遇到既得利益集团的殊死抵抗，暂时的失败改变不了历史发展的总趋势……
司马南：之所以敢言“中共执政的合法性”问题是个伪问题，因为从中国的这个角度看，这不是问题。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情、合理、合法，有历史依据、有法理依据、有执政经验、有执政优势，更有人民共和国60年的成就骄人赫世……
而从西方某些人的角度看，中共岂止执政没有合法性，中共根本就不应该存在。在西方某些人眼里，中共的存在是不能容忍的。所以，即使中共变成了久加诺夫领导的“政坛散户”（俄罗斯共产党），西方某些人仍然会在所谓“两国战略会谈”中得寸进尺地提出“中共存在的合法性”问题。即使中共改了名（普京领导的那个党早已经不是俄共了，北约东扩，何曾停止过？），譬如叫“华党”，叫“统一进步党”，叫“中国发展党”，或者其他什么党，只要你事实上仍为兹国诸事业的领导核心，只要你对中国依旧实施有效治理，只要中国这个超大尺寸的国家依然独立、统一，且发展看好，日益走向强大，那么，某些西方势力就一定要致力于西化你、肢解你、分裂你。
而在舆论上妖魔化你，让你无地自容自惭形秽羞于见人，是西化、肢解和分裂的必然前奏。这就叫各种思想无不打上屁股的烙印，这就叫各种行为无不打上国家利益的烙印。
《红灯记》里李玉和说过，我们是两股道上跑的车，走的不是一条路啊。
您认为对西方的民主而言，袁世凯蒋介石都没有真正学到，这话不假，史实如此。但是，您同时强调西方的民主是“真民主”，并认为这种“真民主”在中国“遇到了利益集团的殊死抵抗……历史总趋势不可改变”，假如您说的“利益集团”专指袁世凯和蒋介石两公，这话对了一半（西方“真民主”之“真”缺乏说服力），但是如果您指的是今天，指的是当下现实中国，那就未免融入过多的个人演绎与主观臆想成分了。
我的看法恰恰相反，“利益集团殊死要捍卫的”，内心真喜欢的，正是被您称之为“真民主”的西方的政治制度——那才是有钱人的政治。而中国共产党从本质而言，不会为利益集团所左右，共产党领导的政府是人民政府，亦即经济学家概念中的“中性政府”（北京大学姚洋语）。
这一点，接下来我们会对有更详尽的反复的讨论。
后夹道二：西方的政党叫PARTY,中共应该叫WHOLETY
问：前面说“尚黑为党”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似乎党不是好的东西，但是我们近代又学习了西方的政党理论学说，搞了政党政治，这就把人绕糊涂了。西方政党制度在您看来，也服从尚黑为党的规律吗？我们又如何跳出了了呢
WHOLETY vs PARTY
“尚黑为党”——西方的政党没有逃脱这一规律，他的“政党分脏制度”没有随着时代演进而改变。因此，每一个党登台亮相，均明确宣明：乃代表一部分人而来，紧盯着的是猎物，猎物乃为我党的收获，悉入囊中天经地义。
新中国繁体字简化过程中，出现许多很可笑的事情，但是，“党”字的简化却意外成功。今改为“尚儿”的“党”，形象地诠释了小平同志的名言——“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忠实的儿子，代表的是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与“尚黑的党”，完全不是一回事了。
中国共产党刚开始是国际共运远东支部，参照列宁党的建设经验，比如民主集中制原则的落实……成熟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民主、民族革命的实践中渐渐地有了自己的东西，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所以，中国共产党在我看来有两组基因，一为马克思列宁，二为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但是，两组基因统一于一点：献身于中国人民的利益，为了人的彻底解放。
这就是说，中国共产党不是为了某主义而来结党和奋斗的，而是为了中国人民的利益，首先是国家民族的解放，而自愿组合随时准备奉献自己牺牲自己的。只有当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主张给中国人民带来解放与自由的希望与方法的时候，马列主义才被谨为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纲领，中国共产党就是依照这个纲领的方向，为全体人民利益而奋斗的政治组织。
这个问题，中国人理解起来一点也不困难。但是，西方政治学者如果不解放思想，就像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讲中国话舌头总是捋不直一样，在理论上哩哩乌乌地是讲不清楚的。
按照他们的惯常逻辑，党，不过是PART而已，就是某一派别，某一部分人利益的代表者；党争就是很多派别，在那里为自己的利益而竞争，好似群兽争食，猛虎占先，谁占得选票多，谁就是大兽。如此洗牌，过几年再来重新争抢一次，大家利益均沾，轮流坐庄。其实就是前面说的“从尚从黑”。好听一点，叫“从尚从黑”的制度化规范化过程。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没有自己特殊利益的党，不是PART，而是WHOLE。故此，逐利分脏式的西方的党叫PARTY,依照这个结字规律，中国共产党这样的党是不是应该叫WHOLETY啊？
造词结字，弄出一个新的“党”，符合不符合英语的字法语法咱们另说，但是，从区隔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关系而言，这个区分似乎是有必要的。为WHOLETY这个单词，我请教了几个英文专家，他们认为很滑稽很有趣，幽默一下可以，认真不得。生造出一个词儿，一般老外看到不认识不理解，这是自然的。
中国共产党这样的概念，西方政治学者听了，像看天书一样，脸色茫然也是自然的。他们真的听不懂啊。因为听不懂，他以为是一个大问题，其实，没问题，伪问题。
有的西方学者说，这样的党，不是PART，故而在英文翻译中不应该叫PARTY；
有的西方学者坚定地认为，世界上就没有这样的党。
我以为，前一条意见十分有见地，我们似可以听进去，甚至照他的意见办。叫什么名字不重要，干什么事情才重要。这后一条意见则暴露了西方学者在民主政治问题上的无知与霸道。闭目塞听嘛，事实摆在眼前，一概采取不承认主义，有点像中国人常说的“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至少是霸道地对黄瓜实行茄子标准，对长得不像茄子的黄瓜大行杀戮。
老外不懂什么叫“人民革命塑造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
老外也不懂“得民心者得天下”的中国老传统老说法，
老外更不懂几千年一脉相承的“责任本位”而“非权利本位”的中华传统文化。
但是，中国人民懂得这个道理——这是孙中山先生最先发现，是他在无数失败中总结出来“必须奉行之”，但是含恨终生实践未果，最终由中国共产党人接着实践，带来中国命运彻底改变的大道理。
大家不妨想想，为什么近代以来中国学习西方的民主制度没少折腾，但是学习西方民主制度的运动却反复失败？直到共产党出现彻底改变中国的面貌。
余以为，内部的原因，是西方民主基因尚存固有缺陷；外部的原因，是中国文化背景不同于西方。依从西方那套自由民主制度说教，无法建立一个强大的有权威的奉行“责任本位”领导核心，而没有一个强大的有权威的领导核心，打倒列强，推翻压迫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解决中华民族独立自由与人民解放的问题，无异于纸上谈兵。
因此，在中国搞民主制度，离开中国的文化传统和现实任务，“为民主而民主”是一条死路，“仿民主而民主”也是一条死路，亦即为了让自己看上去“像人家的民主”而去东施效颦，绝对是死路一条。
民主的概念，20世纪传入中国，从舶来的抽象物，到与中国本土文化原有民本思想、大同思想结合，加之马克思主义导引而成为全民自觉的实践行动，这是一个伟大的跨越。悉因为有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事实上的领导核心，中国人民的命运才有了根本上的改变，民主运动方才成为前进着的事实，民主建国、建人民共和之国，方才成为事实。
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实践理性的产物，是生存理性的产物，是人民自治的需要，亦是人民从自己切身利益当中领悟到的真理。所以，这个党，这个WHOLETY,都WHOLE了嘛，不搞轮流坐庄是天经地义的。
反之，轮流坐庄难免陷入经济学所说的“公地悲剧”，难免沦入模仿别人，却不可能模仿得很像的你争我夺“权利本位”小品表演，最终，没有人具体负起责任来。
后夹道三：西方的政治惯例，不是判断中国执政党合法性的标准
问：那么，共产党得到人民的拥护，打下了天下，天下是谁的天下呢？共产党出了问题怎么办呢？共产党“一党执政”，人民、选民不满意了，共产党怎么保证满足人民的意愿不背叛人民？
司马南：天下，是人民的天下，当家做主的是人民。
不是共产党坐天下，而是人民坐天下。共产党从属于人民，共产党一切为了人民，而没有自己的利益可以谋求，这个意义上说，人民的天下就是共产党的天下，共产党的天下就是人民的天下。
的确存在一个问题，毛主席的说法更明确：一俟这个党脱离人民不再为人民服务了怎么办？毛主席的回答是，人民就应该起来将修正主义份子打倒。所以毛主席总是以“进京赶考”、“不当李自成”、“警惕糖衣裹着的炮弹”、“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一类说法来提醒全党，直至晚年在这方面从未放松警惕，甚至不惜以大规模的社会实验来找寻个中规律。
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后继者关于这一点有大量的十分详尽的论述，“执政党的作风问题关乎执政党的生死存亡”、“执政为民”等理念的提出和具体落实体现了后毛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坚持和警醒。较有代表性的事件是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三句话：“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这是关于中共执政的目标要求，体现了党在历史新时期全新的理论自觉。
科学、民主和依法，这三条基本价值取向其实是建党以来“局部执政”和“全面执政”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发扬，也是保证中国共产党不脱离人民不背叛人民永远保持为人民服务宗旨的根本保证。
井冈山和中央苏区时期，中共尚属幼年，初试局部执政，在执政方式上，即高度重视法制建设和基层政权建设的民主化建设。
新中国成立，中共气象大变，神色欣欣，在执政的问题上却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周恩来语），没有一事不精心，没有一事不慎重，此为党在全国范围内实现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起点。1978 年以来，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问题，小平同志多有重点阐述，随后“依法治国”方略提出，中共得以站在全新的理论高度重新把握党政关系问题。
中国共产党一直有这份十分强烈的警醒意识。全面执政后，在六十年里不断提高自己的执政能力，提高驾驭复杂国际国内局势的能力。
如果说，建国时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来自于推翻旧中国反动统治，给人民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并且赶走耀武扬威的帝国主义的话，那么，今天共产党的执政的合法性则来自于领导人民奔小康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让百多年来中国人民祈盼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有了实现的可能。从现在往前推40年，如果在世界上找到一个国家经济增长包括社会文化人民健康指标增长最快，那无疑就是中国。
请注意，在实现这一梦想的过程中，中共也在不断地进步和完善丰富自己，这一点越来越得到了人民的认同认同，不是简单的心理感受，而是一个具体的客观指标。横着量，竖着量，在整个世界的范围内，没有一个国家同一历史时期的发展速度高过中国，在整个人类历史当中，也没有一个同等体量的经济体，有如此持续的发展速度。
60年的发展历程中，除了50年代一度得到苏联的部分援助，1978～1989年中美蜜月期摆脱了较大的外部遏制力量以外，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始终十分恶劣，这一点没法与始终左右逢源的印度相比。
中国的发展，完全是依靠自己的力量进行的，完全是在不侵害别国利益的基础上进行的。我们不是西班牙，不是荷兰，不是英国，不是美国。我们没当过西班牙那样的掠夺者，没当过荷兰那样的海盗，没当过英国那样的殖民者，也没当过美国那样的帝国主义，我们没有强人所难，没有掠人之美，中国人，始终记得孔夫子的教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大家想一下，或者在世界范围之内查访一下，一个党，领导国家实现了这样的伟大的进步，反倒失去了合法性下了台，可有先例否？
您与大家担心的问题，正是共产党几十年来孜孜以求致力于解决的问题。满足人民的需要即为党的宗旨。在权力、情感、利益的处理上，胡温新政的口号非常具体：“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人民不满意哪一点，就改正哪一点，人民希望我们怎么样，我们就按照人民希望的那样去打造自己。“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毛泽东语）。
同理，假如共产党不再代表人民的利益，不再得到人民的拥护，那当然就不再具有执政的合法性。但请注意，这里判断的标准非常重要，惟一的标准是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否得到满足，而不是符合不符合西方的政治惯例。
后夹道四：致力于换党，不是从问题出发，只是拿问题说事
问：请司马先生不要回避问题，你所谓中国民主制度下，假如执政党出了问题，选民可以不可以把执政党选下去，换一个党再来试试？只回答可以不可以就行了。
司马南：我在认真思考您的问题。顺着您的思路，我能不能反过来提一个问题：所谓“执政党出了问题”，系指什么性质的问题呢？这不是绕弯子，我认为，这样换一个角度的提问，或许有利于把问题深化……
先不论什么性质的问题，我换个角度向您请教：是不是可以寻求在不大拆大建的前提下，在既有框架前提下，即在“不换党”的前提下解决问题呢？
这里事实上有两个相互联系着的不同的概念与路径：其一，“换执政党”；其二，“解决问题”。
谁第一？谁第二？这个排序，即通常所说的“设计议题”，相当重要。
其一，假使目的仅仅在于“换执政党”，即“换党第一”，那么，有没有问题，是什么问题就并非关键了。因为，没有问题，也可以有问题；小问题，可以是大问题；大问题，可以是极大的问题；可以解决的问题，会变成无法解决的问题。说你有，你也就有，没有也有。小沈阳说“这个没有”，本山大叔说暗示说:“这个可以有”。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乎?现在国内外均有人致力于换掉中国执政党，他们不是从问题出发的，他们只是拿问题说事，他们通常所持的理由仅仅是中国共产党“看上去”与西方的党不一样，不符合所谓普世价值。
其次，假使目的在于“解决问题”，即“问题第一”，那就需要认真地研究问题本身了。我们至少需要思考：“换党”才能解决的问题，是什么样子的问题呢？建党以来，建国以来有否遇到这样的问题呢？假如建党建国以来并未遇到您说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比较特殊了，很费脑筋，不好想象；假如建党建国以来业已遇到，即是在说解决这些问题，“换党”并非必要。因为，建党以来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没有中断自己的历史，党有能力解决这些问题。
再次，善意地估计，致力于“换党”的朋友们或是止于一种静态的思考，即把共产党看成是铁板一块，是物质的、坚硬的、僵化的、绝少变化的，殊不知，这恰恰是中国共产党人自己最反对的。中国共产党组建至今，不同的历史时期，有过不同的口号，但是基本理念基本口号未曾大变。老口号，中南海新华门的影壁墙上“为人民服务”，中央党校大门的巨石上“实事求是”，新口号，“三个代表”、“与时俱进”、“科学发展观”则全国城乡到处可见。
为了人民的利益，中国共产党随时准备修正错误，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当年， 蒋介石先生曾经怀疑，他蒋某人的双手沾满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鲜血，共产党人能够捐弃前嫌拥戴他为领袖结成抗日统一战线吗？实践证明，共产党的气量大得很；当年，尼克松总统完全没有料到，与美国人开始“战略携手”的中国人，会迅速摆脱斯大林主义的观念束缚，大搞市场经济。尼克松更没有想到，中国人会天才地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加，找到彼此兼容的办法，30年间搞出了一个完整的市场经济体系（美国政客出于自私的本性和无耻的贪婪至今不肯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甚至如此之深地介入了WTO，整个美国乃至世界，到处都是“中国制造”。
由此看，中国共产党有着异乎寻常的环境适应力。
其四，诸位都知道的，中国共产党的中央政治局，有一个在世界各党独一无二的“集体学习制度”，定期请各个学科的第一流学者来讲课，常委们悉数出席，排排列坐，拿着笔记本认真听讲、记录、提问，那可不是逢场作秀啊，是典型的求知问道虚心好学。诸位可知道，世界上什么执政党也有如此好的习惯？这个现象，我以为，是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理念的具体注释。
前年，在汕头参加华人政治学者的研讨会，一位来自美国的政治哲学家对于这一点，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孔夫子说过，“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此公认为，中共的执政理念与习惯可以追溯至上古，这是极为罕见的优秀政党的政治品质，是实现国家善治的基础。
其五，与“科学共同体”具有内部纠错的机制一样，善于学习的执政党的可贵之处不是不会犯错误，而是犯了错误之后，有自我纠错自我修复的的能力。一俟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出现问题，整个系统即出于纠错状态。小的小纠，大的大纠，特的特纠，深的深纠，系统的系统纠。该换人的换人，该换脑的换脑。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革命党，到执政党；从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到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我们的党，脑筋换得怎么样，全世界有目共睹。
咱们把话说到这儿，假如您仍然坚持“换党”，那么我请你您考虑以下两个问题：其一，换掉执政党的风险与社会震荡的代价；其二，接替中共的继任者的资质、能力、与环境适应性。
在这两个问题之下，无数的细节问题依然瞪大眼睛等您的回答：换党的道义基础，即如何持有正当的法理依据？如何颠覆既有的宪法原则？如何保证人民的利益不受伤害？如何避免中国人民痛恨的乱世莅临中华？接替者的资格确认，其执政理念是否以人民福祉为最高目标？如若继任者仍以人民的福祉为最高目标，声言为人民服务，那与中国共产党有何区别？在虎狼环伺的地球上，中国的执政党交替带来的缝隙被利用，甚至执政党本身被操控，如何应对 ……
前苏联，连同东欧的那些换了执政党的国家，他们的情况怎么样？您还满意吗？假如中国的情况像前苏联一样，分裂为一堆小国，这是您的终极诉求吗？我想未必是。但是，海内外的敌人他们却是这样想并且这样做的。